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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姓党”,习近平开启全方位控制时代

现如今,党性宣传在习近平的表述上不仅得到了继承,而且更为强硬和决断。“必须姓党”、“爱党”、“护党”、“为党”的独创表述可见一斑。

林非云

刊登于 2016-02-23

2016年2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中央电视台(CCTV)视察。摄:Ma Zhancheng/Xinhua via AP
2016年2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中央电视台(CCTV)视察。

2月19日,习近平视察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电视台、新华社,在党的新闻舆论座谈会上全面阐述了他的新闻政策,可由以下 48个字概括:“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他还强调,“要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2016,全方位控制新聞

可以看到,此次讲话前四条都在突出“党是核心”的地位,意味突出:“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的团结”,“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以来地方领导人屡屡提及“看齐意识”,强调维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次也被运用到了新闻宣传中,党中央的权威再次得到加强。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数据库
人民日报。

与此相应,党的舆论导向应用的范围也被定义为“全方位”:各个方面、环节都坚持舆论导向,从党报党刊延伸到新媒体,从时政新闻至尺度较大、敏感度较低的娱乐新闻,从国内新闻到覆盖全球的国际新闻。

细细看来,此番讲话是习近平3年前819讲话的内容,和一系列舆论控制的延续和总结。2014年,《人民日报》旗下的“学习小组”公号,就重新总结了习近平对于新闻的几点看法。其中提及习近平于89年在福建宁德任职时写的《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正是此次讲话中“引导世界客观认识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源头。本次提出重视互联网媒体影响力的说法,也于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被提及。

和819讲话相似,本次同样强调了党性、正面宣传、全党动员以及外宣工作的重要性,但对传统文化、国外精髓的吸纳的说法却消失了,对于领导干部的“加强学习”和“加强实践”的要求转变为更为确切的“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像“正能量”、“亮剑”、“舆论斗争”这几个常见的“习式提法”,并没有出现在此次讲话中。而等同于“舆论斗争”的“意识形态斗争”,却出现在21日《人民日报》题为《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指责和使命》的评论。该文认为“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和去年年底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时提出,让《解放军报》“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生力军”的言论不无呼应。

22日,《人民日报》的最新评论《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摆在首位》将新闻舆论的职责定为“传播正能量”,并且重申“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必须得到全面贯彻”,还把新闻舆论的重要性提高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的层面,以其定义的“国家安全”定夺新闻舆论正确与否的态度呼之欲出。

对比两位前任总书记的新闻政策,习近平将控制的范围和强度,推向了新的高度。如果把江和胡的新闻政策,分别总结为“控制”与“精细化控制”,习就是“全方位控制”。

江泽民到胡锦涛:从刚性严控到柔性引导

江泽民的新闻政策是“舆论导向”即传媒管制原则。他在1994年1月24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在1996年9月26日视察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讲话明确提出:新闻媒体需要坚持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弘扬主旋律,同最好的东西去“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在刚性宣传的另一面,他又以“舆论监督”和“新闻改革”作出平衡,指出新闻媒体对消极腐败现象也要进行批评和揭露,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在2000年,他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专访时也重申,“反腐败必须用法治的办法,用舆论监督的办法、教育的办法逐步地把它解决。”

胡锦涛在任内并没有对新闻政策做过全面表述,而是在江泽民方针的基础上作部分调整。他在首个任期对宣传工作提出“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要求,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在第二任期,胡政府特别吸取汶川地震的经验,提出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重视互联网建设;这在他2008年视察《人民日报》时的讲话中有明确体现。此外,他重申新闻宣传需要坚持“三贴近”。带有提倡新闻监督和表达自由色彩的“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被写入了十七大报告,同时重提被江泽民否定、由赵紫阳提出的新闻改革口号“透明度”。

胡的舆论策略是表面公开透明、实则强势引导的结合体,意在抢先发布官方解释,以最小的影响封杀当局不希望传播的信息、处罚“不听话”的传媒。(钱钢 2009)新闻管控由被动围堵变为主动出击,由“喉舌论”、“导向论”变为“能力论”。

習近平的独创表述

现如今,党性宣传在习近平的表述上不仅得到了继承,而且更为强硬和决断。“必须姓党”、“爱党”、“护党”、“为党”的独创表述可见一斑。

习的讲话提出“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去除了江“新闻改革”、“传媒市场化”的说法,把新闻的发展限于技术手段和理念革新的方式层面上。实际上,其通过扩张央视、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社等党媒旗下版图,成立以澎湃为代表的媒体集团抢占市场,已经实现党控市场的布局。

习的“讲好中国故事”与胡在十七大报告中写入的“软实力”交相呼应。在13年至15年间,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提及“软实力”,被视为“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手段,而此次则更换成更具主动权意味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

习近平的新闻政策也体现了对江、胡二人的理论融合。96年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提出“福祸论”,即“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2年后,胡提出“利误论”,即“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两次提及“能力论”,即“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江、胡的讲话分别对应89年春夏之交、08年“3·14”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和“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中国新闻生态。(程少华 2011

习近平会提什么?21日开始发出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给出了答案:重提“福祸论”。习所提的“阵地意识”、“引领意识”和“创新意识”,又和胡锦涛视察时的发言中的“守土有责”、“舆论引导”、“改革创新”相呼应。这说明习将两者的管控理念和手段合二为一,重新打造自己的版本。

毫无疑问,习强调领导干部注意“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是延续了胡的“舆论引导”。对于江、胡通常分别叙述的“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习却认为两者是统一的,批评性报道需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但这让人不禁生疑:“事实准确”和“分析客观”的标准是什么?是否以“正面宣传”和“党性原则”是瞻?是否会成为打压媒体的另一借口?

由此,江、胡、习的新闻宣传一步步从“舆论导向”、“舆论引导”,上升到了加强版的“舆论导向”。即使他提及希望新闻媒体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也更像是标榜宣传正义性的好看外衣,为“党报姓党”和舆论严控保驾护航。

注:阵地意识,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共领导人对于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惯用提法。阵地意识的内涵指:其一,它要求新闻工作者恪守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自觉维护党的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来教育干部和群众,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来激励士气,凝聚人心。其二,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新闻领域的主导地位,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林非云,媒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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