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西贡

自1957年在西贡唐人街出生起，15岁的Paul从来没有去过唐人街以外的地方。整个童年都在战争中渡过，那时战火未有全面波及西贡，家和学校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出外旅游无异于玩火。

在西贡，年龄超过18岁的少年，成日躲在家里，逃避兵役。政府和警察熟知这些弱者反抗的招数，频频在半夜破屋搜索，或在街上拦截足龄男孩，要求检查身份。不幸被捉到的人，被送去新兵训练营，准备奔赴前线；也有家庭贿赂警察，要回自己的孩子。

18岁，是西贡家庭心头的阴影。除非孩子患有严重眼疾，或是能通过菁英等级考试，才能躲过此劫。然而，考试以越南语进行，对Paul这样的华人子弟来说，难上加难。

“到我15岁，妈妈才意识到我应该学学越南语，但已经太晚了。在唐人街，根本不需要说越南话，我和家人、朋友从来都是讲广东话，那就是个‘小中国’。”

另一条路是偷渡。对来自广东的富裕华人家庭来说，凑齐一笔数目，把孩子托付给信赖的人运去香港，和远亲汇合，远比困在每况愈下的西贡安全。Paul的舅舅已在香港定居，有正经营生，投奔他没错。

母亲开始安排偷渡细节，年少的Paul则和朋友过起最后的逍遥日子。越来越多的美国军人和顾问进驻西贡，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慈善组织，这些白色面孔是Paul记忆中西贡的日常：“我们几个兄弟每天无所事事，就在阳台上盯着美国大兵；有时候在街上闲逛，不经意也会学到他们怎么说话。”

他尤其喜欢嬉皮文化，从慈善组织低价买到二手牛仔裤和衬衫，其中有美国原产的李维斯（Levi’s）。“当时我们能买到美国摇滚乐手穿的那种风格，甚至能穿得像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清水合唱乐队）吉他手一样。”

他的英文是那时自学的，教材是越南美军广播网（AFVN）为美国大兵播放的流行音乐。想要听电台也需一番折腾，因为调频收音机对越南人来说是违禁物品。Paul有个朋友搞到一台，小伙伴们成天耗在收音机旁，从海滩男孩（Beach Boys）听到投机者乐团（The Ventures），边听边查字典，尝试理解唱得究竟什么意思。Paul家还有台黑白电视机，每周三、四，他可以收看美军广播网电视台播放的《蝙蝠侠》连续剧。

华人重视教育，愿意付出略高学费让孩子进好一点的学校学习英文。有时，美国大兵会来学校教英文。“他们穿着军装进教室，就把枪，M16，放在墙角。”在被美国文化符号包围的生活中，Paul越来越好奇美国人光顾的酒吧是什么样子，也想剪个大兵的发型，最爱和玩摇滚乐的同学一起偷听黑市上买来的台湾翻版唱片。他从跳蚤市场上买来的美国货更多，从《花花公子》、《阁楼》到哈雷机车（chopper），五花八门。

西贡，在Paul的记忆里大半是快乐、新奇和冒险，那是孩子的“小美国”。可童年不得不结束，战争逼近，阴影膨胀变大，最后吞噬整个西贡。

1973年，16岁的Paul遵循惯例加入社区民兵组织，分到一挺步枪，这是入伍前的热身阶段。

我当时觉得好玩，记得跟上百个民兵一起学怎么洗枪，教我们的人只会说越南话，我其实都没听懂。——现在想起来只觉得后怕，那时候我根本不懂怎么用枪

1983年，香港

说到香港最穷的地方，总能看到深水埗的名字。其实在香港开埠早期，这里因为地处铁路和渡轮交通的中心，反倒是熙熙攘攘的繁华商业区。由于邻近新界，历次逃港浪潮之中，深水埗也是大量吸收内地移民的核心区域。1950到1980年代香港轻工业发展高峰期间，深水埗人口不断增加，以满足此处开设的纺织业、五金业工厂的劳力需求。

深水埗中心最热闹的鸭寮街一直是跳蚤市场圣地，从杂货零件到廉价电子产品，几十块钱可以满载而归。1980年代，鸭寮街上有个人称“胡须仔”的嬉皮士，风雨无阻贩售二手唱片。这位戴巴拿马草帽，留长发和胡须的年轻人，和其他小贩的区别，大概是他浪漫主义经营策略：以碟养碟，不求盈利。

胡须仔家在摊档旁唐楼顶层的楼梯间，两万港币买来的一个“单位”：上有屋顶，下可摆床铺。可他很少回家睡觉，只把生活必需品和换洗衣服存在那里。白天黑夜都睡在鸭寮街头，为的是守护几百张唱片。

起初我只有200张唱片，一边卖，一边收，200变成400，变成600，变成800，后来实在太多太重，无法搬上搬下，我索性就睡在街上，这样几好，我喜欢嬉皮生活。

胡须仔当然就是越南华人阿Paul，西贡沦陷前几个月，他的父亲花费五块金条，送他搭上逃去香港的渔船，辗转流徙，最后成功登陆，进入一个“到处是广告牌，是彩色电视机，五光十色”的香港。那是越南船民大规模到来之前的香港，管治疏松，Paul并不费力找到舅父，又在越南华裔圈中谋得工作。但他自由散漫的性格，做不成朝九晚五的工作，无论是零售店还是参观。几年间存下的钱，最后只够买一个睡觉的地方。身无长物，他就在鸭寮街卖起最后的财产：黑胶唱片。

那时的香港经济富庶，消费主义盛行，人们不断买买买的同时，也不断扔扔扔。路边常能见到功能完好的家用电器、家俱、衣物，也有Paul感兴趣的唱片和磁带。“我每每看到品质良好的唱片被当作垃圾乱丢，就会心痛，自然而然就去收，感觉就是被人遗弃的文化，我来保存。”

他没有电话，也没有传呼机，如果有人要买碟，或是要出售存货，只要来鸭寮街找他就行，24小时都在，他形容自己是牛仔，守护的并非牲畜，而是一堆堆盘片。说起那些年，他蛮自豪，可也耿耿于怀风言风语。因为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形象，他被路人骂过神经病，骂过像马骝（广东话“猴子”），也有人故意毁坏他的摊档。这些遭遇让他对香港始终有负面印象，“香港是保守的，不能接受嬉皮士，不能接受不爱钱的人。”

可他来了就没有走，在鱼龙混杂的深水埗生出根，摊档一搬再搬，邻居始终是小贩、露天牙医、低档上海菜馆老板、卖废纸的老太太，还有站街女郎。

2005年，波士顿

直到打理行李时，Andrew Guthrie还是没能完全相信自己要移居香港。他是土生土长的波士顿人，喜欢开一针见血的讽刺笑话。很难定义他是个什么人，他教过摄影、开过画展，有段时间专职裱画，1980年代混迹在纽约的地下艺术圈里。事实上，他最喜欢开着音乐坐在房中的沙发里，一个下午什么也不做。

收拾完衣物，他决定要带些唱片去香港。他当然有CD播放机，电脑上也有七八个播放器。可黑胶唱片对他来说是记忆载体，可以提醒他他的过去，过去的空间，空间里的那些人与事。

Andrew和阿Paul是同一代人，家里也有哥哥弟弟。他的哥哥就是Paul口中的美国大兵，曾经在西贡服役，因为对于政府宣传和战地真相出入过大，在回波士顿休假期间向媒体爆料，算是当年市内风云人物。对于越战，Andrew和更多美国人一样，是通过二手信息和媒体再现接触的。他生性安静，倒没有像其他男孩那样对武器和战斗充满好奇与向往，可也不停向哥哥打听在东南亚雨林中的见闻。

Paul在越南看到的电影，听到的音乐，的确和Andrew同步，甚至Andrew在麻州也曾因着好奇心去听越南美军广播网的节目。成长的年月正是美国反战、性解放、摇滚乐等反主流文化高涨的时代。这一生人，每说到要去亚洲，从没想到目的地是香港。“我想，很多和我同龄的美国人都有越南情结，如果可以，都想去胡志明市看看，到底是什么样。”

在香港，他受聘于一所艺术院校，兼职教授摄影。起初他住在港岛天后中产社区，觉得始终和香港人隔着一层，平日工作生活，均用英文沟通，讲话内容也多和业务有关。这种离地的生活让人觉得空虚又不实在。于是他开始尝试其他进入香港的方式。

城市里有些特定的空间会给陌生来客熟悉的抚慰。视人而定，可以是书店、影院、球场、公园，甚至有时7-11、麦当劳、星巴克类的连锁店也能让你在异乡感觉抓到了什么稳固的东西，可以依靠。于Andrew，那是唱片店，贩卖音乐的地方。

乐迷有自己的信息网，通常是一张唱片串起几个人，一个人串起几个地方。Andrew记不清经历了多少张唱片和多少个人，最终他发现自己站在人来人往的鸭寮街，手中捏著别人写给他的地址，视线跳过街中央的手机套摊贩，寻找对的号码牌。

那是小唐楼的第五层，一切都旧和拥挤，店门口堆著纸皮箱，敲门半晌才有人应。额上扎著彩色头巾的小个子华人探出半个脑袋，说：“请等等，过五分钟开店。”于是他在门外等，隐约听到门内悉悉索索的声音。

门打开，他还是吃了一惊，从地到天花板，这哪里是店，明明是唱片货仓。五六百呎的小空间，中心是一叠叠唱片，齐膝高，然后向四围蔓延，越堆越高，墙的临近是唱片筑起的新墙。

中间那片唱片中有个彩色播放器，“只要你想，Paul就会播你喜欢的音乐，不买也行。”没人点播，Paul就放自己爱听的。房间后面连着他的小小卧室，他不爱出门，真真正正“活在音乐里”。2003年，他结束了街头摆摊的生活，用存到的钱租下这里，又在屯门租了一个小仓库，终于有足够空间存放上万张唱片。

这是近三十年的收藏结果，当然仍然有唱片被买走，又有新的流进来。说是应有尽有，绝不夸张，最奇妙是，这些宝贝摆在一起，似乎没有任何联系。山口百惠旁边也许是柬埔寨民乐，冯宝宝后面藏着朋克乐队。“都在我脑子里，我不需要目录，也不需要标签。”Paul平平淡淡解释，在他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Andrew初初来总要挑战这听上去过于自信的宣传，但几次三番之后，不得不信——哪怕他给的线索不是乐手的名字，不是专辑的曲目，而是封面设计的一个细节，或是歌词提到的某个地方，甚至五六秒的旋律，Paul都点点头，埋身碟堆，轻快准确，捡出藏在记忆里多年不见的盘片。

这个“找唱片”的游戏玩腻了，Andrew开始和Paul搭讪，也和进出的顾客随便聊聊。“我真得很怕他介意我是美国人，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越战的恶梦实在太深刻。”

可只说了几句，两人就发现虽远隔万里，他们的童年听得是同样的歌，穿着同样的衣服。慢慢的，这爿店成了Andrew经常出没的地方，听音乐，挑唱片，或是什么也不做，打发时间。

Paul的英文带香港口音，足够好，讲话每有诗意，可他并不爱说，只喜欢不断提及对他意义深刻的人生瞬间，比如某日在西贡学校经历的轰炸，某晚在街上被香港路上侮辱的辛酸。Andrew却对这个瘦小顽固的嬉皮士生出无数好奇，几年里耐心无穷地细细地问，静静地听，想要梳理出大概。

2015年，回到过去

XXX，是香港一家地下俱乐部的正式名字。内里嚣张的俱乐部，外表却低调到隐形。星期五的晚上，乘坐港铁到上环，永乐街旧楼地面那层，定神看，五金店旧铁皮招牌下，小傢俬店旁，小小一扇门，顶上寻常几何图案般两道横线加“XXX”，那就是当晚活动的所在。

这个地库单位除洗手间外完全打通，灯光设计花了额外心思，打开来，萤光般射在金属表面的吧台桌椅，头顶上是香港特有裸露在外的各种水泥管道，一派后现代风格。XXX常办live house，大多是电子音和DJ打碟，灯光动起来，和外面完全是两个世界。

这一晚的XXX，是Andrew近年来策划的音乐活动“Pitch Your Culture”的举办地。这个小小的音乐论坛在香港各个奇怪角落不定期举行，每次会有五六个人，根据主题，选择音乐给大家播放，然后解释为什么选这首歌。和学术讨论以及业界宣传完全不同，每次的主题都很私人主观，比如“记忆中的第一支歌”、“你的城市”、“最讨厌的歌曲”，讲到最后都是人生故事，大到新加坡的少数族裔政治，小到和父母的情感疏离。

这次的主题就是“Paul的唱片店”，讲的人有Paul，有Andrew，还有更多在Paul的店里淘碟的人。那天也是Andrew新书《Paul的唱片店》的另类新书发布会。号称足不出户，讨厌社交的Paul，看起来蛮震惊会来那么多人。他认真打扮，穿着黑色皮夹克腼腆听着别人口中的自己。

有几个日本黑胶发烧友抢到话筒问：“你为什么喜欢黑胶唱片？”

问题不免泛泛，答者却格外动情：“黑胶是有记忆的，对我来说就是七十年代。你们看，时间不会停流一直在变，在变，可是点开唱片，有音乐，也有后来添上的杂音，对我来说就是七十年代。我的唱片店就是我自己的博物馆，里面有我记忆中所有珍贵的东西。”

我很好奇他对于凝固时光的这种执著，问他来香港之后有没有回去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了当然，有没有去过美国，如果有，是否情感曾有波动。Paul先说美国，他卖碟攒到钱，即刻飞去纽约，然后租车直上胡士托，那是他心里的圣地。他没有提起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却不停强调，在去的路上车里没有音乐可放，“但是没关系，我在脑子里放，都在脑子里。”

越南他从没有回去过，他说害怕。他的家人后来移民去了加拿大，胡志明市还有几个亲戚。“我作梦都在西贡的街上，和我的哥哥闲逛，我们唱歌，骑摩托。如果现在回去西贡，我只想去唐人街，找到我家的老房子——如果还在，敲敲门⋯⋯希望打开门的人，是十五岁的我，然后什么都没发生，只有音乐，没有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