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晚上，笔阵者站在台湾凯达格兰大道，看着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点亮台湾每一里”凯达格兰大道造势晚会上说出以下一段说话：
“即使过去八年，我们有这样的政府，但是，民间社会正面的能量，从来不曾消失，而且一天比一天大。明天，我们就要把这股能量释放出来。我以及民主进步党，只是这股能量的一部分。我说过很多次，这次选举，我们不是要打败任何人，而是要打败这个国家的困境。”
1月16日晚上，蔡英文在三万人的胜选晚会上，又以平静而坚定的语调说：
“在这里，我诚挚地邀请他们（指朱立伦和宋楚瑜），这个国家，未来改革的路上，不能没有你们……在这里，我要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也要以党主席的身份，对民主进步党全体党公职人员，下达第一个命令，谦卑、谦卑、再谦卑。台湾人民，不分蓝绿、不分政党、不分族群，在新时代里，一起为改革这个国家努力。这就是蔡英文的承诺。这就是蔡英文的保证。”
那几天，在台湾选战的群众大会上，到处遇到香港立法会议员、学者、传媒人士、学生领袖等熟悉面孔。回到香港后看到的报导、评论和观选战后感想，都是围绕着两岸和美日台关系的展望、隐性台独抬头、公民社会力量、泛民政党应如何与有意参政的青年一代联手、政党应如何吸纳年轻人的支持等等。似乎没有香港论者留意到蔡英文崛起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女总统，所代表的理念、路线和愿景。
2008年总统选举民进党大败后，51岁的蔡英文得到党员过半数选票，当选第12届民进党主席，所接过来的是腐败的陈水扁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民进党有四亿多元台币债务，在扁弊案下信用和财务双双破产，陷入了谷底，企业财团都对民进党避之为恐不及。家境富裕的蔡英文曾说：“我50岁以前都没为钱伤过脑筋，50岁以后天天为钱伤脑筋。”她就向娘家伸手，家宴变筹款晚会，她的大哥曾笑她接这个党主席“像丐帮帮主”。但重要的是，她发起小额筹款，凝聚民心和打破政治献金操控政党，帮助民进党偿还了欠债，重新团结了民进党，带领它东山再起。这就是“三只小猪”的故事（注一），民进党在2012年发出了20万只小猪，回收了14万只；这些小额捐款占了全部捐款笔数的86.9%。这种发动和依靠普通民众的捐款参选总统而最终胜出的竞选方式，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一个成功的先例。
由谷底把派系林立的民进党挽救出来，并带领它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取得609万票 （45.63%），仅以80万票之差输给马英九。到了今年大选，以689万票（56.12%）大胜当选，比朱立伦多出300万票，走完了这“最后一里路”。这段路程必然是十分艰辛的；虽然成功的主因是马英九在八年任期内的管治失败，但是蔡英文的领导能力也是不应漠视的因素。
这次是台湾的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在国会席位又独力过半，实现了全面执政。原本蔡英文可以大胜者的姿态，豪言壮语一番（马英九在2008年参选总统时曾说：“你给我八年的时间，我给你百年的盛世！”）。但今次蔡英文的竞选宣传刊物，反复强调她是“负责的领导人、稳健的改革者”；其主要政纲标榜“英派革新・台湾好政”，主调是：改革政府效能、终结政治恶斗、社会安定、创新研发等等，以期建立一个“解决问题的政府”。在两岸关系上，强调以“维持两岸现状”为基本原则，持续推动和平稳定发展。
纯粹从中国大一统和美国“重返亚洲”的角度，可以怀疑蔡英文最终企图带领台湾走向台独。这个问题当然值得密切注意；但从她多年来的言行所反映的思想、作风和手段的特点，结合她的政治历练和处境等各方面来看，蔡英文应该是采取了着重理性、务实、稳健、和团结的路线，并且把管治好台湾及改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状况，作为她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任务和最优先的工作；因为前车可鉴，陈水扁和马英九都相继在其八年总统任期内因管治失效，结果民意支持度跌到谷底，不单失去政权，还分别几乎拖垮了民进党和国民党 。
力图改变台湾管治不佳往绩
当然，在科技急剧转变、社会愈来愈复杂的全球化时代，要管治好一个城市或国家，是甚为困难的。蔡英文是否有这样的领导能力和有利的客观环境，真正地“点亮台湾”，还是会成为另一个马英九，现时是一个未知数。她在1月15日和16日晚的说话（见此文开首），有怀疑的论者可视为一种门面宣传，但作为走上“改革的第一里路”而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一种漂亮的姿态。在蓝绿对立及新生代挑战的形势下，要团结台湾社会困难重重，但起码蔡英文当选后突出地公开表达了这样的愿景，也是值得期待和观察的。
香港的当权者、各政党的领导人、青年与学生运动的领袖，以至参政的新生代，对台湾选举所观察和借镜的，不应只着眼于文宣、选战技巧、争取民意和青年等方面，更应对照香港面对的管治困境，参考蔡英文倡导努力走出困境的愿景及改革、团结的路线。
蔡英文施政的重点，将会是力图改变台湾在民主制度下管治不佳的往绩，以期同时在民主和管治方面与中国大陆比拼。
注一：2011年10月9日，来自台南的黄姓三胞胎孙女，在民进党活动造势晚会的舞台上，一人一只小猪的捐出了她们的积蓄。
（冯可强，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