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生了太多事，心知肚明，百感交集，任食任做，走马观花。“城市放题”是个全盒，是个百子柜，包罗了城市生活与文化的种种。本栏邀请不同的城市观察者，对城市生活与文化指指点点，或情深叙事，或精辟分析。这期谈谈一些个人至群体的较为不默守成规的空间运用，带来由下而上地、自发地塑造空间的创造力。──放题者语
近年，香港愈来愈多人讨论和发起另类的公共空间实践，上回有关外佣如何使用公共空间便是其中一典型的讨论。其实，小贩、无家者、街头艺人等群组使用空间的方法，以至我们日常乱过马路、在公共花圃种植、在公园唱歌跳舞，也或多或少与我们熟知的、管理上容许的规范处于紧张的关系。
如果我们将这些个人至群体的较为流动多样而不默守成规的空间运用，对立于由一套正式规范所控制和管理的空间，有人会称之为小型的颠覆、日常的占领。而大大小小公共空间的尝试和实现也逐步展开，如2013 年中秋节晚上的“妙想毡开西营盘”，在西营盘正街铺上假草地和彩色坐垫放投映片，或是拓展公共空间曾在油麻地上海街/街市街游乐场放置“辘辘凳”，鼓励街坊多加运用，或是参加深港建筑双年展 UABBHK 2015的Very MK在九龙公园划出百呎农场，与印度庙合作收集厨余做堆肥，种植柠檬树、马铃薯、四季豆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定位林林总总的说法和尝试？这些“小型的颠覆”确实每一天就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但我们所支持和拥抱的边缘和非正式空间实践的反叛力量，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呢？
如果我们将这些个人至群体的较为流动多样而不默守成规的空间运用，对立于由一套正式规范所控制和管理的空间，有人会称之为小型的颠覆、日常的占领。
西区公众货物装卸区曾得到“香港公共空间大奖 2013”的“由市民开创的空间大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看看货物装卸区的图片，实情没有任何设施，也没被“海滨长廊化”，仅是平地一块。没有使用限制或过份的管理，但胜在没有过度管理，使用者可无拘无束地享用空间，进行不同类型的活动。
由下而上地、自发地塑造空间的创造力十分值得认真对待。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可以生产更多这类容许“走盏”的“松动空间”？试想想，如果香港所有的沿海地区都被“海滨长廊化”，受到不同规管，西区公众货物装卸区的自由还存在吗？我认为，我们所渴望的空间自由有不同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不只是市民的参与，也包括与政府和商家的交手和拉扯。
由下而上地、自发地塑造空间的创造力十分值得认真对待。
为什么我要把政府和商家的角色都包括在内呢？我们可以想想行人专用区，魏天沛在《香港行人专用区政策研究，以西洋菜街为例》一文中，分析了香港的行人专用区的特点，他翻查运输署网页，指在制定行人专用区计划时，会考虑该处有没有商店或具特色之处，可否吸引行人或游客，背后显示了政府界定了街道的作用是消费。而排除小贩摆卖、指街头表演是“阻街”等，也表示了这个空间排拒了一些群体。这就是“空间秩序”，政府和商家其实也参与在空间中，定义了空间。
魏天沛就这空间秩序问了几条问题：“为何政府会假定市民到行人专用区去一定是希望进行消费？”、“为何必须有商店或具特色之处才能设立行人专用区？”、“一条平凡或不具消费价值的街道就一定没有被划为行人专用区的需要？”、“为何市容是设立行人专用区时须考虑的因素？”、“为何行人专用区需要良好的市容？”、“良好的市容是否为了促进消费？”、“为何小贩一定是有碍观瞻？”当我们提出新的空间实践，除了开心有趣，也要分析一下那些地方的空间秩序，了解自己的实践到底挑战了什么，是在什么意义下的“颠覆”。
为何行人专用区需要良好的市容？
进行实验无妨，为什么要坚持认真地问那么多呢？早前读了视觉艺术奖项 Turner Prize 2015年得主 Assemble 以及利物浦 Granby Four Streets 的故事，Assemble 和居民一起翻新之前用基金买下的房子、改装花园，还办社会企业，为当地社区带来了改变。如果Assemble 单单只是作参与式艺术或是翻新建筑，可能根本不能令 Granby Four Streets 充满生气，带来长远的改变。虽然实践很多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当我们回顾成功的经验时，不得不留意和仔细了解这些实践的运作和作用。
反叛种子藏在石墙的缝隙，假如有适当的条件，也可以发芽，撑开缝隙，打碎石墙，所以，除了多播种开拓大家的想像力之外，也要争取成就“松动空间”的条件，才算得上堂堂正正的重夺空间。如果有一天那些空间实验不再是实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做的实践，也许这个城市终于变好了。
冯蕴妍：城市研究系学生，本土研究社成员，关注地理和空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