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0年代中以来，新左派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声势如日中天，自由派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萎靡不振。
但是，几天前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几记清脆的耳光，终于让几乎所有自由派为之一振。一个也许只是事出有因、貌似人身伤害的青年教师的举动，终于如一扫晦气般的赢得知识界、民间何互联网空间的一片叫好，可能是第一次鼓起勇气公开抨击新左派们在学院里、体制内的霸权，而霸权、体制本来是新左派们惯用的批判概念。
不过，这一记打在新左派大佬脸上的耳光之后，自由派们虽然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却仍然口口声称打人不对，并不敢理直气壮地为李思涯撑腰。若是比较近年来，无论社会运动，还是思想战线上的较量，不能不说，对新左的批评总是遮遮掩掩，对社会进步和运动的方向执着于所谓良好生活，对自身与体制越来越大的鸿沟也多采取犬儒态度，犯下逃跑主义或者失败主义的错误，丧失了整个社会运动的主导权，非常令人痛心。这是社运中自由派们犯的“幼稚病”。
而这些毛病，早在“左派幼稚病”之前的《国家与革命》中，就曾经被列宁所批评，他针对的是第二国际、社民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当下与国际通常划分左右颠倒的政治光谱中，列宁昔日的批评仍然振聋发聩，堪可印鉴中国自由派中的许多不堪。
例如，自由派的主流，长期相信依靠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就能积小变为大变，最后倒逼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温和主义者，经历了80年代的改革开发，在遇到重大挫折后仍痴心不改，先后寄望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建设、法治建设、村级自治选举、互联网的“围观改变中国”、推进基层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等等渐进主义的改革。而在列宁看来，他们如费边社一般永远在迂回：面对一个僵化政权却永远在捕捉改革信号，却容易被最高层玩弄于股掌之间，用一点点切香肠的战术就把他们圈在表面鼓吹改良、实际拥护专政的“促改派”里。
其中较积极者，也是保守自由主义者，仍然坚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从市场经济和国际交流生发的自然眼花最终能够产生足够多的新生健康力量，即中产阶级，然后通过公民社会的壮大成为可见的政治谈判力量，规劝或者诱导体制愈加开放和民主，政策制定趋向中产阶级利益倾斜，然后在适当时机促成新的宪政改革。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些自由主义宪政派的主张被左派的一些人人吸收，并催生了所谓社会主义宪政派，只是后者的所谓宪政其路径和宪制理解完全不同，更类清末的“亲王宪政”，不仅反动不说，也到底被塞了马粪。
另有消极者，终于发现现实与理想的残酷距离，特别是最近三年的剧变，失望到底，却不肯反思自由主义的软弱或者改良主义的错误，而宁愿以“我期许的中国消失了，我不会跟着时代走，我必须跟着自己走”的姿态，以右倾的逃跑主义退出了战场。 这种逃跑主义，毋宁是一种真正的犬儒，像极了列宁对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那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者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心理状态”。事实上，这样一种逃跑主义总是与失败主义紧密地伴生，普遍地存在当前的社运群体中。他们往往来自被打压的运动，有着被打压的痛苦经验，在进一步的压力面前，退缩到私人生活中，或者流于无用的嘲讽，而且不仅嘲讽时局，也嘲讽几乎任何其他运动，起到列宁所批判的分散工人运动一样的分散社会运动的效果。
这种逃跑主义的极致，是中国今天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右派幼稚病的代表，却跟列宁一个多世纪前所批评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是同一群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也是今天中国自由主义─社运的主要群体。
他们既不理解统治阶级的政治，也不懂得如何去组织和动员被压迫的新阶级，不懂得极权主义只是一个理想类型，而现实政治总是处于特定的威权政治下，存在着一定的动员空间。他们轻易地否定任何现行法律和政治的合法性与适用性，甚至否定公共空间的存在和公共讨论的意义，也自然导致否认维权律师们以及合法斗争的意义，轻率地得出人权律师运动失败的结论，主张唯有键盘斗争才能。
且不说这种回到键盘和赛博空间的主张已经在强大的五毛军团和严格的互联网控制下同样困难，也与动辄号召出国移民的主张如出一辙，都是一种逃跑主义，放弃对抗性的抗争，以口头的激进掩盖着运动的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者的插科打诨一样，自我消解对抗性，消解紧张，转为另一种去政治化。
更吊诡的，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的逃跑、对公共政治的悲观，他们的逃跑路径却是循着欧洲新左的理论。一方面，无论在后工业社会的欧美还是在曾经试图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后共国家，阶级都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来划分的社会阶级，而是从全面的警察国家或者福利国家统治下逃逸的阶级集合，并且对应于哈贝马斯和舒尔茨意义上对生活世界和政治生活的划分。而这些逃跑的自由主义者，尽管他们并不情愿使用左派的阶级概念，却通过行动和号召代表着自觉的中产阶级意识，只是，继续处于逃逸的轨迹中。他们甚至宁愿退缩到超级宅的个人主义生活世界中，把互联网看作今天生活世界的全部，然后试图在互联网的生活世界发动革命，这些都成为逃跑自由主义者口中的所谓反抗，可是更像生活世界本身的退缩。
最典型的，是“民国当归”派。他们试图逃离民主或反对的话语，另起炉灶，避免使用任何有损“主体性”的话语，避免卷入两岸党争，企图借尸还魂，以为将自身的政治敏感性降至僵尸级别便可安全。可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各种逃离都放弃了对抗，也放弃了对抗的对象——国家及其统治阶级，正在新左的鼓吹下，开始获得空前的加固。这种国家主义的发展，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对国家的经典解释来看，恰恰表明阶级矛盾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而需要国家──一个极权国家的诞生。胡温政权的维稳十年已经将中国的各阶级间的矛盾扩大到难以为继的地步，“维稳”向下用力的同时掩盖着国家政权的岌岌可危，面对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或者新疆的少许恐怖主义、甚至香港的“占中”运动都如临大敌，政权被迫进入最高警戒。如此才能理解习近平的危机执政背景，如何弱势上台却获得支持能够展开大规模反腐运动，并且正在以个人化的高度集权改变着旧日的党─国关系，颠覆着官僚─大资本阶级的利益集团所分肥代表的政治局制度。这一场看不见的柔性政变背后，在号召党员绝对服从的背后，是国家主义的空前强化。
而90年代中期兴起的中国新左们，如高全喜新近分析中国自由主义的成熟所指出的，因为支持国家主义的利益集团统治，早就不是左派了，正在加速这个国家真正的右翼化。
“新左”们重新祭起的阶级话语，重新把持着学院和公共话语，甚至通过与中央官僚集团所支持的台湾左派“迂回”勾结内地新左，如“破土网”，代替了 AntiCNN和四月网，开始侵入社会运动，特别是工运和女权，在社会各个领域安插他们的代理人，形成形左实右的文化霸权，并试图重新掌握已经“消失的工人阶级”，为法西斯主义服务。这也是中山大学耳光事件中新左大佬的底气所在，一遭遇掌掴便毫不犹豫地报警、封口处置。比较自由主义者的幼稚病，“新左”们的霸权战略和策略都显得系统、成熟得多，仿佛在成功地实践着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摆脱了今天只有自由主义者身上才有的“左派幼稚病”。
相形之下，那些鼓吹移民或者亲身逃跑的自由主义者，却不懂得威权─极权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连续进程，抗争群体和抗争政治也是一个连续的转换、动员过程，未来的大规模广场对峙需要每日每时小规模地在一切可能的公共空间进行对峙。
即使越来越接近极权统治、公共空间愈益逼仄，也必须通过个体主义的联合行动创造公共存在，以最小的代价和最简明的符号凝聚最大范围的力量，结合长期坚持和立即抗争，坚持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的结合，不能完全放弃公开政治转入地下。这是最低限度的抗争政治，也可能是唯一的政治。否则，逃跑主义的蔓延将成为极权主义的助产士，很容易悲观地形成威权主义将进入了冰河期的错觉，在摒弃改良派虚假希望的同时制造着普遍的绝望，实际上为自己的逃跑和无所作为辩护。
她们也因此不负责任地断言人权律师群体的失败，看不到人权律师的法庭抗争可能是漫长抗争道路上唯一能够坚持合法斗争的群体和运动样式，在无限退缩到犬儒主义的狭隘生活世界之后忘掉了抗争的初心。在锋锐所一干律师被监居半年后宣布逮捕的时刻，这种来自社运其他阵营的失败主义腔调显得尤其可耻。
而所谓初心，从1960年代以来的城市游击战理论以来，都超越了列宁的革命论断，如阿根廷人卡洛斯.梅里甘拿的城市游击战手册所说，就是立即革命。只要一小群人的直接行动就构成立即的革命。甚至后退到一个人的反抗，如杨佳，也符合个体逃逸后的立即革命，随机发动一个人的阶级战争。
即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将革命视作初心的话──这本是自由主义社运最为薄弱之处，也是中国的新左全力试图消解、最为反动之处──那么李思涯的一记耳光，便如1930年代日本右翼井上日召的著名口号“一人杀一个”，意味着只要每一个人行动起来，“从我做起”，用任何方式反抗本单位、各社区的统治者，那大概就是治愈自由主义幼稚病的最好方式吧。
（白信，政治学博士，高校教师，社会运动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