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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政治舆论场的七大怪现象

对于未来,右派已喊出“改革派已死”“拒绝贩卖虚假希望”等话,但仅就民间的老百姓来说,日子还是照常在过,只是无法知晓那种伴随荒谬感、危机感的生活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张乎安

刊登于 2016-01-13

编按:本文是一位北京媒体人对2015年中国政治舆论场的总结,其中有许多怪现状,港台读者甚至从未听说,却在中国大陆舆论场引发不小的波澜。

比如年轻人对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崇拜——“膜蛤”(膜拜蛤蟆,大陆网民戏称江泽民“蛤蟆”)之气蔚然成风,甚至被纽约时报报道。这在港台读者看来,前所未闻,匪夷所思,却更能凸显出大陆政治舆论的诡谲和怪异。

另外,文章中所称的“左派”与“右派”也是中国特色的话语,作为政治领域的左右之争,与港台读者所熟知的左右之争,恰恰相反。

2016年1月3日,中国北京。摄:Kim Kyung-Hoon/REUTERS
2016年1月3日,中国北京。

2015年,中國大陆的网上政治舆论场很不一样。作为一个以观察政治舆论生态为工作的媒体人,笔者将这类情形进行了总结如下:

1 好久都没有感觉过危机那么近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总体安定,民众的日子多数感到“有奔头”。但是2015年,在街头巷尾,有越来越多的行业感受到了悲观的前景。除去越喊越响的中国经济崩溃之声,以及那些受到“产能过剩”和“反腐”影响的行业,连互联网、创业也出现了“资本寒冬”。

然而,最真切的危机感,是七八月两次股灾,以及中间夹带的天津港爆炸事件。那连续的刺激性的负面新闻每隔几天便冲击着人们的感官,仿佛某种突然的崩塌曾离我们如此之近。

更要命的是,官方在两次救灾的过程中,显得迟钝、笨拙,乃至不负责任,他们把平时这些被忽视的风险一下子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让人不寒而栗。当时,天津爆炸后,高层们很可能正在召开北戴河会议,人们迟迟看不到有领导人前往现场,猜疑各位正在争斗和推责的质疑满天飞。

在这一年里,常年来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中产阶级感到了危机,他们的经济安全感已脆弱无力。记者、律师成为高危职业,如今甚至连证券工作者都随时可能被带走。同时,有大量的官员处在恐惧之中,坐等出事,也一度连续有多名官员意外死亡。

企业家们也生活在危机之中,因为一个官员倒下,往往会给一大片的商人带来灾难。在这一年里,官媒“讨伐”李嘉诚的檄文让人毛骨悚然,让商界担忧未来中国的走向,“打土豪分田地”“是否还走市场化方向”等质疑都一度出现,但这仍只是怕以后的中国不适合经商。然而到了年底,郭广昌、王石的境遇,更要让人感概,再牛逼的商人,在权力面前,都危如累卵。

2 舆论对改革方向感到疑惑

这一年,当乔石、万里,以及杜润生等人去世之时,网络上形成了自发的怀念之情,有人说这种怀念表达了民众对继续推进改革的期盼,也有人说,八九十年代那一批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在这一年扎堆去世,这是那一轮改革走向终结。

其实,在习上台的前两年,也就是截止2014年底之时,人们曾为习大快人心的反腐拍手叫好,为三中、四中全会的开明方向感到乐观。那时候,人们对他究竟是毛还是邓的争论还在持续,但至少是一个模糊的、尚未下定论的改革派强人的形象。

然而,到了2015年,外界对这届中央的“改革”方向以及改革信心产生了许多怀疑。对于改革本身,一向持肯定态度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说,今年一些改革是在进行,但是比较零散,而像国企改革,又有较大的保留。这不仅让人质疑其改革的深度和决心。

民众普遍感受到改革方向影影绰绰,出现种种与三中四中全会所提及的方向相反的举措,不但市场化、法治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举措没有让人有明显的体验,反而出现了许多在江、胡时期都难以看到的景象:

大量地以政治化的方式处理行政、法治的问题:“党的领导”在各个领域被强调,被视为一个解决疑难杂症的妙药;“规矩”等含糊词汇被登上顶层话语的重要位置;吃饭砸锅、妄议中央等本难以自圆其说的提法写入文件并得到官方的拼命维护。

这些事情在2015年扎堆出现,在“反腐”所能带来的正面效应越发有限的年份,整个社会对之前那个走向法治、开放、多元社会的信心出现了明显动摇。

3 政治波普漫山遍野

谷歌所公布的2015年各个国家人物搜索榜上,与大多数国家的文体科技界人士不同,中国排第一位的人物是江泽民,而其中对此做出巨大贡献的是“膜蛤”(膜拜蛤蟆)的蛤丝(蛤蟆粉丝)们。

微信公号“江选研讨会”在2014年底出现之后,相继推出了“蛤三篇”,以趣味的形式重新阐释了江过往的相关报道;而江在怒斥香港记者和回二院视察时的两个视频里出现的几乎每一句话,都已成为网上博人一笑的经典语录。

“膜蛤”在这一年正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值得玩味的是,舆论中对江的好感也有很大程度的提升。

有人煞有介事地分析了,为什么网上突然开始对江产生了好感,为何膜蛤能让参与者乐在其中。其中有人便认为,人们在与本届领导人进行对比之后,在此时开始对江的某些像个邻家老大爷的一面感到亲切;同时也开始那怀念那个年代对文艺总体而言比较宽松的气氛。

这一类的将政治进行娱乐文化化解构的现象,可以称之为政治波普,而这一年里,政治敏感人物的网上代号不断得到普及,还有大量的案例,可以证明政治波普现象的流行:

2015年十月,官方公布了一年之前文艺座谈会的谈话内容,其中习用了很大的篇幅罗列了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及其著作,激发人们的揶揄,有好事者将此编为相声《报书名》。

年末,解构社会主义宣传的创意出现之后,受到了人们的跟风模仿,创造出了“喝最烈的酒,奔最好的小康”、“别低头,GDP会掉,别哭,资本主义会笑”等段子,让官方宣传尴尬不已。

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摄:EYEPRESS NEWS/AFP
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

4 “赵家人”走上台面

年末,商人王石遭到以安邦为背景的宝能集团的资本进逼,在引起的舆论热议潮中,出现了一篇《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的文章,将台面上的商人视作背后红色家族的傀儡。这一说法受到众多网民采信,赵家人的说法一日之间从少数网上的政治八卦者口里进入到了朋友圈之中。

在这一年里,人们更真切地感知到了在表面的政经背后红色家族的力量,“赵家人”这种解释方式,也充分满足了那些喜欢用阴谋论和家族争斗来解释政治现象的胃口,然而,更尴尬的是官方竟然无力反驳。

就这样,“赵家人”这个词巧妙地刻画出了常年来难以用严谨词汇来描述的一种现象,各个政治家族进行斗争,也不再如以前那么避讳,官方甚至默认了其背后存在的争执。

权贵阶层的现象正式坐实,可以预计,今后赵家人一词,以及赵家人所代表的话语逻辑,将成为一种很有竞争力的话语,出现在政治舆论之中。

5 进击的网评员

一年之前,在门户的敏感新闻跟帖里,人们的看到清一色的正面评论时,可能还会不时感到诧异,但如今或许不会了,因为人们已经能辨认出,这就是网评员的杰作。对于那些敏感的话题,网信部门早有网评员严守阵地,提前占领,一统舆论。

如时评人宋志标所言,网评员对于此类新闻高低的成功占领,意味着网评员战术的失效,人们已能辨认出真假,不屑于与其进行事实与价值的辩驳,而那些满屏幕的“好威武支持有希望”,反而是事件敏感化的一个标签,说明不自信,担心看到不希望的舆论效果。

其中,“江苏学生浦志强获奖”的微博消息下,网评员一片“违法就该严惩”的跟帖,正是这种战术丑态尽显的一大经典案例。但是,至少网评员制度,在这一年里,用皇帝的新衣,达到了保暖的目的。

不过,比这个更让人揪心的,或许是网评员进高校的制度,官方通过团委或网信机制进行摊派,到学校里招募网评员,在学生时期即进行这种以利益为诱饵的行为,动用群众的力量,制造事件的真实舆论,或许着是比那“好支威有”的更危险的行为。

6 荒谬年代里的个人

荒谬化是一种感受,是人们在习惯了现代社会那些常识和去政治化的气氛之后,再次看到一些啼笑皆非的新闻之时的那种感受。这种感受在此前数年来都明显,却在2015年大幅回升。

例如,大张旗鼓的拍马屁与明目张胆的讽刺新闻并存,前者有高校绘画考试“我们的习主席”,后者有世界最大包子问世、两只鸟论为中国爬坎提供动力等。

同时,政治猜谜和前现代的政治行为陡然增多,如习出访英国前拒吃“多宝鱼”的新闻,让人难解其意;如每次反腐扳倒一人,各地便会要轮流表态拥户。

你还会看到,只要屁股正确就干堂而皇之地扭曲事实还理直气壮地辩驳,如电影《开罗宣言》中的毛泽东登上海报,比如网络当红“五毛”周小平论述“抗日战争中的淮海战役”(编按:“淮海战役”是国共内战后期的一场战争)、花千芳赞扬中国治理互联网的决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等错漏百出的水平,也能得到官方的洗地,并倒打“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一耙。

还有那些道德绑架的现象在这一年一而再的发生,从电视名人毕福剑、白岩松、贾玲被逼道歉,到朝阳群众的“举报”依然得到官方的点赞。

上述列举的各个事例,意味着整个社会反智的、民粹的、非理性的因子在酝酿,一些神秘的、荒诞的逻辑正在得到推崇。

7 “左派”在官方庇护之后主动进攻

这一年,是中国“左派”占优的一年。这包括各种意义上的左派,其中“兔吧”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向社会输送其影响力;共青团在这一年里突然“左”倾,成为了官方一股奇怪的力量,在各种意识形态争斗之中站在最前方。他们利用其政治正确不断地试探官方底线,在发现官方总是略倾向于“左”之后,便开始攻城略地,大搞清算。

这一年里,从毕福剑事件、加多宝-邱少云之争开始,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燃烧到了许多日常的、超出政治话题的领域中来,其中加多宝-邱少云一事,大有点要跟微博红人“@作业本”新账旧账一起算的意味。

还有两件事或许诸位已经有些忘却,但其影响不可忽略。

一件是7月山东文登发生过一起青年斗殴事件,其中一名平时在网上用各种极端的网评员与另一些政见不和的青年约架被揍,大众网、正声网等媒体将此定性为“爱国青年被打”,上升为意识形态的线下斗争,他们试图绑架官方为其背书。不过,这件事上,当地警方仅将此定性为社会治安事件。

另一件,是今年一个由黑龙江黑河市举办、有关中国知青的文化展览,后在北京国家体育馆“鸟巢”正式开展,展场内两尊拓荒者雕塑分别以习近平、李克强的形象塑造,吸引游客参观。

两件事都可以算作左派试探清官方姿态之后,主动出击,继续探底,有欲逼出官方姿态并为其背书的架势。

在这一系列民间、网络和官方的“左”的动作的合力之下,“右派”虽总能抓住对方的弱点进行痛击,但是总体而言,“右派”在这一年里,被逼向了更加狭窄的区域里。

对于未来,“右派”已喊出“改革派已死”“拒绝贩卖虚假的希望”等话,但仅就民间的老百姓来说,日子还是照常在过,只是无法知晓那种伴随着荒谬感、危机感的生活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张乎安,北京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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