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攻击事件发生的前一天，贝鲁特南边遭到两个自杀炸弹攻击，ISIS炸弹客决定在人来人往的通勤时间引爆。事件发生地Burj al-Barajneh，除了是各大媒体所称之“真主党要塞”、什叶派社区，也是巴勒斯坦难民营，近几年因为叙利亚战争，也有许多叙利亚人居住，是一个宗派、族群颇为混合的区域。爆炸至今已造成44人死亡，是黎巴嫩近年来最严重的一件攻击案，2013年在邻近的区域也发生两次汽车炸弹案，当时的组织还不叫ISIS。Burj al-Barajneh 是我于2014至15年田野考察时常拜访的营区，我的受访对象主要是因叙利亚因战争而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在国际人人喊打“恐怖主义”、不禁将问题归咎于近几年的“难民潮”的时刻。本文中的主角阿卡蓝，自出生便是一位“巴勒斯坦难民”，他长途跋涉逃离叙利亚的暴力、盼在欧洲展开新生活的故事，值得静心阅读与理解。
“难民”——不完全正确的标签
阿卡蓝是难民，但也是一位想继续大学教育的青年、一个重情感重义气的朋友、一个离家漂荡第五年、为梦想挣扎但却不止步的人。我们的相识已迈入第二年，我时常不晓得该如何向他人介绍阿卡蓝，每当我指称他为“难民”，总是为他人对阿卡蓝的认识下了个不完全正确的起点印象──在叙利亚战火中的哭泣脸孔、不顾一切冒险乘船在地中海中沉浮只为抵达欧洲、包着毛毯在泥泞的马其顿边界闪躲警察、匍匐爬过匈牙利边界的铁丝网、却又被堵在奥地利火车站外推挤呐喊上不了车的难民们──尽管阿卡蓝多半经历过，甚至还经过更危险的路途，我也无法把他和过去这几个月来媒体塑造的“难民印象”画上等号。
初见阿卡蓝，是2014年春季，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Shatila。我在难民营中的一所儿童中心当志工教电脑，在课堂后常有时间和同在中心里的社工、老师们闲聊，我和其中一位同龄的女老师诺拉成为朋友，阿卡蓝则是当时诺拉颇为亲近的朋友。诺拉和阿卡蓝是巴勒斯坦人，但是从小在叙利亚出生，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长大，诺拉来自Sbeineh，阿卡蓝则是来自Danun，是两个相邻、都接近大马士革的社（营）区 。许多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人，在2013年叙利亚战争持续延烧、巴勒斯坦营区也难逃卷入战火时，和叙利亚人一样逃离叙利亚。
回国盼望，一等，等了半个世纪
巴勒斯坦难民营是在1947年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战争、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巴勒斯坦人大逃难后的产物。流离在外的巴勒斯坦社群称此次历史事件为“Nakba”（原意为大灾难），并强调 Nakba 是“现在进行式”。自大逃难后，已过了三个世代、1967年，巴勒斯坦难民社群的“返国权”（The Right of Return）逐渐在国际上、以色列巴勒斯坦间的和平谈判中被忽略。在逃难中，原先生活在巴勒斯坦各地方的社群迁移到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西岸（West Bank）、加萨（Gaza），与邻国约旦、黎巴嫩及叙利亚，第一代在各地流离的巴勒斯坦人，保留着原本在巴勒斯坦的村落名称、土地分配，开始建设难民营，怀抱着不久的将来将再度回到国土的心情等待，但这一等，已等过了半个世纪。
曾经的“天堂”叙利亚和“地狱”黎巴嫩
Shatila 是巴勒斯坦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三个主要难民营的其中一个，巴勒斯坦人在1960末开始自组游击行动对抗以色列占领，并把约旦和黎巴嫩作为基地攻击以色列，在60至80年代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Palestinian Resistance Movement），是难民营最蓬勃发展的时候，许多年轻男女加入“自由战士”（fedayeen）的行列，黎巴嫩政府与巴勒斯坦领导人缔约，允许他们从黎巴嫩领土军事对抗以色列，营区也因抵抗运动而受惠，兴建基础设施。但是好景不常，1982年以色列反击，占领黎巴嫩南方，逼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阿拉法特离开黎巴嫩。黎巴嫩内战当时仍持续中，教派冲突扩大，以伊斯兰逊尼派为主要信仰的巴勒斯坦难民开始被搅入内战，Shatila在所有主要的政治军事领导人离开后，被以色列军队联合黎巴嫩基督右派的长枪党轰炸屠杀，不只伤亡，水源、电力等基础设施被炸得面目全非。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至今，仍被视为政治不稳定的问题根源，没有公民身份亦没有工作证，仅能在营区和黑市自找出路。他们也无法和一般市民一样享有基础建设，营区内的电力要用“偷接的”、没有对外的水源，地下水经年累月超抽，水龙头的流出来的水是咸的，饮用水要一桶一桶买进来，公共空间与街道因没有定期清理的机制时常脏乱不堪。许多公共事务仅靠一直以来缺乏资金的UNRWA和残存的巴勒斯坦各党派组成的人民会议（Popular Committee） 利用与外来NGO的连接获取资源，也常因为贪污被营区的居民诟病。难民营作为返回巴勒斯坦的政治目的还在，但难民的生活日常，在例行性的Nakba纪念活动、土地纪念日（Land Day）、挂满营区和家中的象征旗帜和抵抗运动的英雄图象外，是如何利用关系生存、生活，和如何出走。
诺拉和阿卡蓝所生长的叙利亚，在Nakba后，对巴勒斯坦人采包容但不归化的政策，巴勒斯坦人除投票权以外，享有一般公民权，巴勒斯坦营区也渐渐成为蓬勃的社区，Yarmouk 便是一例。一位朋友曾告诉我，“从叙利亚来的巴勒斯坦人来黎巴嫩简直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你知道，在Yarmouk街上有爱迪达（Adidas）！”
逃避被叙利亚征召入伍，只身留黎巴嫩
阿卡蓝是在2013年夏天，借由参加巴勒斯坦青年组织的夏令营，随队抵达黎巴嫩，在两个星期的活动结束后，返回叙利亚途中的巴士上，他决定只身留在黎巴嫩。当时的他已22岁，已达兵役年龄，叙利亚战争扩大后，凡18岁以上的男子都会被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征召入军队。待在叙利亚，他想像不到未来。“我在中途的休息站下车，往反方向走，我打了电话给我妈妈，说我要留在这了。”自从那之候，阿卡蓝就再也没回去过了。
在黎巴嫩，大部分的巴勒斯坦青年只能打非法零工，有一点资本的在营区内开小生意、不然就是每天在营区里闲晃、赛鸽、抽水烟、看电视，最多是参与政党办活动、扯关系，也有许多青年也因此嗜毒、做毒品交易，再者加入有收入的军事活动（诺拉的17岁失学又没工作的弟弟曾告诉我：黎巴嫩真主党用每个月400美金的薪水招人去叙利亚参战，他也想去。）
我刚认识阿卡蓝时，他正精神饱满的工作着，跟我分享他们辅导学生的活动、手工艺成品，他也苦恼着要用英文和NGO里的组长报告，但是这正是有工作有生活目地的写照。当我年底问起未来的计划，他和我说接下来想在明年再申请一次黎巴嫩的大学念心理系，他和我说刚来不久时，大学的申请资料都准备好了，却因为没有足够的学费注册而作罢，有了那份NGO工作，他说希望明年能有机会—“Inshallah” （若老天愿意的话）。我其实心里明白，光就他巴勒斯坦人、加上叙利亚难民的身份，要在黎巴嫩上大学，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阿卡蓝在Shatila和他后来抵达的阿姨在难民营区合租了一间公寓，一个月要250块美金。虽然他过几个月后顺利碰上一个国际NGO在当地招聘社工辅导员，组职、执行儿童活动，每个月有400元美金薪水，但那个NGO的工作到第十个月就突然喊停，十几位和阿卡蓝一样的年轻人突然一下子没了收入，也没了生活重心。
失业后，计划偷渡
失业后，阿卡蓝一直计划着要离开黎巴嫩，他的计划不断改变：申请巴西的签证（当时开放受叙利亚战争影响的难民申请签证，用正当理由坐飞机入境，不需徒步跨越重重国界、坐人口贩子的船，且没有限制身份的国家，可能只有巴西了）、计划在土耳其机场逃离出境大厅……最后，2015年7月底，我的田野工作已结束，当我传手机讯息和阿卡蓝打招呼，他突然告诉我，他要准备去土耳其了，“我要坐非法的船去”。
隔天我和诺拉一起拜访他，坐在客厅，听着他告诉我，不知道确切出发的时间，只能准备好行囊随时待命，我也不多问为什么这么突然了，只担心着接下来他们旅程上的安危。一般持护照者买机票从贝鲁特到伊斯坦堡的市价，是450美金，这趟船他们每个人要付给人口贩子1500元美金，是阿卡蓝这几年在黎巴嫩的积蓄，和仍在叙利亚的家人寄来的钱。
难民一如你我，恐惧使“人”被遗忘
阿卡蓝在狭窄的走廊转身，离开那个被电缆覆盖、路边被堆满垃圾的难民营 Shatila 的画面还深刻，道别的两个月后，我却在德东的某个小镇里，坐在新启用的难民营、光线充足的餐厅里，听他说从黎巴嫩北边乘船离开后的旅程、听他笑他室友怎么把房间里的烟雾侦测器包起来以应对禁烟规定、听他说往后的计划与梦想。
有谁能想像，一个在叙利亚难民社区长大的人，在黎巴嫩难民营洗着咸水澡、在吵闹脏乱的市场修电缆，又经历一趟难以想像的困难旅途，现在在德国窗明几净的公寓里，和逃难路上遇见的同伴一起期待着未来？阿卡蓝是被迫离开家园的难民，但不是一张哭丧无助的脸、一双伸着要毛毯与食物的手，而是有拥有回忆、并期待创造未来的人，一如你我。
看着阿卡蓝，我不得不想起被留在 Shatila 的人们，和在Burj al-Barajneh守着一间小公寓、在婚礼时仍要尽情唱歌跳舞的受访者们……在没有身家保障的环境以撑过生活了三个世代的巴勒斯坦难民，是国际冲突中的孤儿，但无论游离到了何处、在哪里挣扎，身为人，生活要过、手脚要有空间伸展、心求认同与尊严，这样容易理解的概念，却时常在资讯传递时所强调的数字（几千几万人“涌入”欧洲）、与被双重标准下过度渲染来吸睛（怎么不说美军的无人机行动是谋杀与恐怖攻击？）所引起的恐惧下，被理所当然的遗忘了。 无视这些作为人的就轻易的标签化、他者化，才是无声的“恐怖”。
延烧至今的叙利亚难民议题，被巴黎“恐”攻事件再蒙上一层情绪阴霾。我不否认叙利亚难民是欧洲国家棘手的政治与经济难题，对当地社会有相当的冲击，需要更多讨论。但无视个体背景，轻易的标签化、他者化的媒体与政策论述，制造与深化偏见，不但无助于社群间的相互理解，更可能累积出更多恐惧与恐怖。
注：文中的人名非本名，为假名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