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分化，退保是最惹火的经济话题，引起过多少场骂战，不输任何敏感的政治事件。分化，是因为退保要花政府钱，而据说花钱就要加税，事关个人利益，焉能不大声疾呼？再加上“世代之争”，年轻一代不满战后一代过去机会处处今天位高权重，阻下一代上位，据说退保用下代的钱供养上一代，岂不是劫贫济富？
政府乐见退保讨论愈吵愈乱
咨询文件比较“不论贫富”和“有经济需要”两个方案。前者65岁以上长者一律有份，后者加上收入和资产限制，要求比长者生活津贴严格但比综援宽松。文件计出两个差天共地的数字，“不论贫富”方案50年内要为政府带来两万多亿的额外开支，但“有经济需要”方案额外开支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相差巨大，文件更详列两个方案下的加税计划，尤以“不论贫富”下的加税幅度吓人。数字以外，胆大的政府官员再带头分化社会：一句“要年轻人交税公义吗”，击中多少人的要害，为讨论火上加油。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政府乐见社会为退保吵得狠，也乐见讨论离题万丈。有所谓学者方案，坚持三方供款，繁琐之余政治现实下也绝不可行，根本不在咨询考虑之内。奈何退保讨论从来混乱，内容复杂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在支持和反对什么，于是不少时间给浪费在争拗这个无关宏旨的学者方案上。
这正合政府之意。吵得愈狠，代表市民意见愈分歧，亦即退保愈不适合推行，只宜在现有长者福利制度上修修补补，咨询的历史任务完结，政府继续稳占其万亿储备。
安排巧妙，但政府提供的数字经不起考验。受政府委托研究退保的周永新教授，几个月前已放弃三方供款的方案，转而支持由政府独力承担，兼加上70岁开始领取、合资格年龄随预期寿命上升、低门槛500万资产限制等重要修正。奈何“这不是政府做事的方法”，咨询没有考虑这些修正，只交出一个奇怪的“不论贫富”方案：由65岁开始，全无审查，50年内百分百合资格的长者领取。如此假设，当然会带来极高的支出。
我跟徐家健教授利用政府咨询文件中的计算方法和数据，加上周永新方案的几个修正，假设九成符合年龄资格的长者领取，发现政府那条接近24000亿的大数立即减至不够14000亿，亦即下降了10000亿。
夸张支出至此，可见政府推倒退保计划用心良苦。
这边厢高估支出，那边厢也忽略了“有经济需要”这类针对性方案背后的成本。资产以8万为限，听来合理，但实际执行会导致浪费。资产在8万以上的人何其多，而又有多少方法可以隐瞒？转移财产、换成黄金之类，欺骗行为对社会无益之余亦浪费大量公帑去监察应付。不讲欺骗，资产8万也是何其少，工作十几年的储蓄就随时令长者失去资格，为领津贴扭曲消费储蓄行为也是浪费。任何针对性措施皆有这些问题，现在于综援和长者生活津贴之间插入“有经济需要”方案，实在是架床叠屋之至，令本已复杂的长者福利制度更为臃肿。
退保的概念和财政可行性
退保不是扶贫，是一个长寿保险（longevity insurance）制度。人谁无死，但何时死不容易预测，何时退休储多少钱难以计划。手上有500万退休，若只剩下15年命也许够用，但若“不幸”多活25年，那丰厚储蓄也只能够提供俭朴的生活。人生难料，退休长者战战兢兢，不敢花钱只敢见步行步。长寿保险的概念，就是愈长命愈拿得多，愈短命愈拿得少，短命的在“资助”长命的，跟一般保险正正相反（长命或无意外的在“资助”短命的或有意外的）。所谓“不论贫富”方案，其实就是长寿保险，为退休长者提供“太长命”的保障。
我和徐家健教授亦计算过，从政府庞大的自由储备（亦即不影响港元稳定的部分）中抽取6500亿滚存，以3%的资产回报率计，九成领取比率下，已足够应付周永新方案50年的开支有余。若政府透过提高申请资格（如加长居港年期）将领取比率降至八成，只需5800亿滚存就足够应付50年的开支有余。
问题是，政府近年常常警告香港的储备即将用完，更会进入结构性赤字的年代。以6500亿推行退保，岂不会令香港政府财政情况恶化得更快、加税加得更早？这是政府一再强调的说法，亦是舆论普遍反对“不论贫富”方案的根源。首先，要讲公义，将库房由上一代贡献的部分税收用作长寿保险金合情合理。再者，低税率的现状下，政府加税将面对无比的困难，是政府今天够胆讲明天不敢做的事。政府资源有限，退保为政府增加财政压力的结果，是政府要想办法减少其他支出或浪费。政府基建延误超支之事大家耳熟能详，每年审计署翻出政府部门的烂帐更是娱乐性十足的闹剧。政府钱愈多乱花愈多，实行退保计划，是压缩了政府胡来的空间。
咨询文件处心积虑，诱导市民比较数字的大细，只求选择一个“最便宜”的方案，而且退保的钱派给长者是“消失”了，但将钱用来起跑道起铁路却“实在”得多。这是对公共财政的误解。到市场买东西不能只看价钱，选择退保方案也不能只求便宜。周永新的老年金方案将大大简化现有的长者福利制度，减少针对性措施带来的浪费。长寿保险减低了长者面对的风险，亦有价值。长者更可选择最合适的方法使用每月的3000元，得到最高的回报，跟我们支持政府派钱的理念一致。政府不花在退保的钱，花到基建去随时成了赔本生意（高铁是个好例子），稳坐成财政储备也只能赚取微薄回报。
在此重申，我和徐家健教授支持周永新教授的老年金方案，以70岁作领取年龄的起点，以后再根据预期寿命向上调节，加上容易执行的要求（居港年限、500万资产限制等），将支出控制在政府能应付有余的范围内。保守估计，以政府现有自由储备中的6500亿，已够应付此计划50年的支出。
（曾国平，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及金融系客座副教授/美国维珍尼亚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