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12月31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作者蔡咏梅是香港资深时政编辑、作者，她基于对周恩来青年时代的日记、书信，及其身边人士、后代的回忆录、传记等历史材料的研究，指出周恩来有可能是位同性恋者。这一颇具奇情色彩的指向令本书还未上市，便已经引发国际舆论关注。新世纪出版社授权端传媒独家转载蔡咏梅本人所写的该书后记，节选刊登如下：
《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
作者：蔡咏梅
《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出版后，会有很多人有这样一个疑问：周恩来在中国当代史是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对他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如果他是位同性恋者，为何这样多的中外研究者都没有发现？
这个问题，笔者也自问无数次。但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接触到各方资料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身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者来讲，周恩来这个秘密并非完全无人知道，但得以长期维持无人捅开，是一个三方合力隐瞒的结果。
这个三方之一首先是作为当事人的周恩来。周恩来从意识到自己性倾向不容于主流社会的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有意地保守这个秘密。同毛泽东的隐私不一样的是 ，毛泽东私生活的淫乱在中共最高层几乎是公开的，毛以独裁者的肆无忌惮，对此并不加以隐瞒。
但周恩来却戒慎恐惧，拼命压抑自己的情感 ，并和中国大多数同性恋者一样，很早就用婚姻来掩饰自己的性倾向，然后又在大众心目中精心打造了他与邓颖超模范革命夫妻的形象，将这个烟幕婚姻维持到终身。由于周恩来的谨慎保密，有关他同性恋倾向的史料，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其次是中共官方对周恩来圣人形象的维护。经历过“文革”后，中共的所谓“开国”领袖群像已不再光辉伟大，而毛泽东更是以荒淫著称，周恩来就成为维持共产党颜面的唯一圣人 ，因此也成了中共官方要极力维护其伟大形象的圣人。
在我写此书时，可以感受到中共御用学者在极力掩饰淡化曲解乃至抹去有关周恩来青年时代同性恋倾向的资料。我想，即或有学者发现这个真相，只要他们仍然身在中国，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他们也不可能展开研究。
在前苏联时代，因为苏共政权将同性恋上纲上线为资本主义腐败“反动”生活方式，定性为反革命行为 ，曾有意抹去俄国历史上一些文化伟人 ，如果戈里（Nikolai Gogol）、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等的同性恋色彩，掩盖其为同性恋者的事实。
直到苏联解体，许多被封闭的资料解密，这些伟人的性倾向真相才开始为世人所知道（但普京当权的俄国，同性恋遭受打压，又有人出来否认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而中国当局今天所做的，和前苏联已做过的完全一样。中国要能够公开讨论周恩来的性倾向，需待中国有言论自由的这一天。
第三 ，中国民间对同性恋知识的缺乏和对周恩来圣人形象的盲目崇拜。在清教的毛泽东时代，同性恋被污名为“流氓罪”、鸡奸罪，有关同性恋的话题则成为禁忌，完全从社会上消失。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甚至不知何为同性恋 。中国最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有大量的同性恋描写，但很多人不知所云。
而至今中国社会大众依然缺乏对同性恋的认识，对同性恋现象感知非常迟钝。比如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对两人婚姻中大量违背常情的行为，从没有怀疑过其婚姻的本质，而一般解释成周恩来是为了革命工作才牺牲了夫妻生活。
一些研究周恩来的学者虽然接触到周恩来感情生活方面一些让他们感到困惑，难以解释的材料，因为缺乏同性恋知识，而未能从这方面着手研究，甚至可能从未怀疑过周恩来有同性恋倾向。
另外周恩来的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的圣人形象特别符合中国人对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因此倾向于将周恩来拔高来仰视，而下意识拒绝其他角度的解读。
或许中国有些研究者可能知道，或怀疑过周恩来情感真相，但囿于社会对同性恋的偏见，有不愿正视的心理障碍，不愿意承认他们心目中的伟人周恩来是个“同志”，他的婚姻是建筑在谎言上。因此才造成对周恩来同性恋倾向的资料，有意或无意地集体视而不见，集体沉默。
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有关著名的中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研究。路易•艾黎为同性恋者在澳洲、新西兰已是公开秘密，但新西兰学者安琳（Anne-Marie Brady）的有关研究，不但受到来自中共官方的打压，甚至新西兰的一些艾黎研究者，和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也参与封杀她的相关论文。
因为艾黎是新西兰的英雄，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说，讨论他的性倾向“不利国家利益”。既然在言论自由，学术也自由的新西兰，正视一个平民英雄路易•艾黎的性倾向都有难度，何况在仍然有严密思想控制出版审查的中国。何况周恩来是中共国父级的圣人，非路易•艾黎可比，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对西方学者来讲，可能最大原因是史料的缺乏。能有力证实周恩来为同性恋者的史料，是周恩来1918年在日本留学的日记。这部日记在1998年周恩来百年生日纪念时才首次出版。海外两本重要的周恩来传记，即韩素音（Han Suyin / Elisabeth Comber）和英国记者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周恩来传记，都是在这以前出版的。
因此两位作者无可能看到这本日记。我读两人的周恩来传记，感觉两人字里行间有点怀疑周恩来的性倾向。都提到周恩来青年时代不近女色，都在某处用了同性恋这个字眼。但因为没有史料支持，两人都没有朝这个层面做更多着墨。
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奇怪，中共当局在周恩来百年生日纪念，首次公布的周恩来一批早期文稿，包括1918年《旅日日记》。提供了周恩来青少年时代婚姻爱情观最真实可靠的资料，研究周恩来的学者专家竟然都视若无睹，为何在海外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开放》杂志工作时的初期（九十年代） ，我曾写了很多有关中共党史的文章 ，其中也有几篇是写周恩来的，但后来很少写，最多是写书评。
因为写历史必须是立足在坚实的史料之上，但中共党史很多真实的史料仍然封存在官方保密的档案中至今不见天日，而我是一个在中国大陆境外生活的传媒人，无可能去查中共档案，也没有办法通过中共官方渠道去获得一些确实的资料。
......大陆近年出现很多专业的历史学者，如高华、杨奎松、高文谦等人，他们有学术功底、有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对中共党史作认真的爬梳和研究，最后都有卓越的成就。
但想不到从《开放》杂志退休后，竟然斗胆写了这本周恩来的书，而所谈的内容更是前所未有的敏感。写这本书实在源自于偶然。几年前，有次朋友聚会，谈到周恩来，说坊间传周恩来是同性恋者。
这个传闻触动了我无法遏制的好奇心，花了一点时间去认真查询，最后看到周恩来早期文集中他留学日本的日记，赫然发现坊间传闻不是空穴来风，竟真有那么回事。在青年周恩来的日记中有清楚明白无误的同性恋立场和情感的表达，更有他对一位同窗好友刻骨铭心的感情记载。
然后我再检视周恩来的婚姻和感情生活，亦发现周恩来和邓颖超所谓“模范夫妻”，仅只是一个空壳。而周恩来终其一生，没有与任何一个女子热恋过，包括周恩来自称与他有过恋情的女友张若名。
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官方的周恩来传记和御用学者有关论文，对周恩来早期文集中明白无误表达的婚姻恋爱观，及他和这位同窗好友的情谊，这样重要的资料藏藏掩掩，轻描淡写，甚至公然曲解。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周恩来的性倾向确实是有异于社会主流，否则官方不会将这样的表达视为敏感内容以至于作出掩饰和淡化的处理。
......笔者因为人在大陆之外，也容易接触及直接引用海外出版的资料，比如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许芥昱的《周恩来传》等。但我又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成人，经历过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因此自认比西方作家更能读懂中国人和中国事，不那么容易隔靴搔痒。
......笔者写这本书，大量阅读了周恩来及其亲密友人之后人所写的回忆和纪念文章。虽然官方正史审查相当严格，但这些出于个人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受限尺度则比较松懈。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政治时空已不同往日，可以披露一些官方正史不容的敏感史料。如周恩来堂侄周尔鎏在香港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来》。这给我很大的帮助。
周恩来作为举世知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家，是红色中国曝光度仅次于毛泽东的人物。他一生举手投足都在万众瞩目之中。但这只是他人生其中之一面，另一面则永远背对人们的视野，充满神秘，让人困惑。
人生而自由，但却往往受制于身处其中的环境，当一个历史大潮打来，由于种种社会和个人的原因，很多人往往不由自主被潮流裹挟而去，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坚持诚实服膺真理的强大自由意志，发现上了贼船后愿意落水重新上岸，再做人生第二次选择，往往是第一次选择就决定了其终身命运。
在中共队伍中，能够坚持服膺真理初衷的人，即所谓“两头真”的人只是少数。那些敢于“以今人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自由意志者，更是少之又少，这些真正的真理追求者在中国以厚黑为上的政治传统中，往往落得非常悲惨的下场，陈独秀最后的结局就是最显著的一例。
我在写周恩来这本书之时对此深有体会，周恩来这个对中国陷入极权主义泥沼和毛泽东暴政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其真实的人性远比其面谱化的定位复杂很多。
周恩来在欧洲选择投身共产革命，他自称是“被逼上梁山”，有社会因素，也有他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他追随自己一生最爱的人前往英国留学失败，流落万里之外的异乡，无颜归国，人生就要被命运的惊涛骇浪打翻之际，他抓上了共产国际这根救命稻草。
而这个选择使他从此被自己的革命绑架，一生活在谎言之中，也活在暴力之中。周恩来貌似事业很成功，形象很伟大，但未来将证明他把自已的人生错误地托付到一个将被历史否定的政治势力上，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错用了自己的盖世才华。而且这个选择最终并没有使他摆脱掉让他苦恼不已的感情之惑，反而让他陷入更难解脱的精神危机中。
......周恩来是一个不幸早生了一百年的同性恋政治家，一个多少值得人同情的悲剧性人物。他的一生也投射出同性恋者，在中国近代一百年痛苦挣扎的命运。
……尽管在当代，同性恋权益已获得西方国家以及港台主流社会的认同，而且西方已有不少同性恋政治家出柜，其形象并未受到任何损害，甚至更令人佩服其敢于站到阳光下的勇气 ，但由于周恩来的历史地位和至今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偏见，这本书可能会冒犯到许多人心目中当代红色圣人的革命清教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