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上““光复行动”的蒙面人到议会内打着“本土”旗号的年轻人，有评论员认为本土思潮势不可挡。然而，前阵子端传媒却以《大学走向国际，香港研究却走向死亡？》 为题，探讨本地学术界香港研究的衰落。
所谓“自己香港自己研究”，受访的几位本地学者不约而同认为随着教资会过去十多年来愈要求大学研究国际化，他们便愈被迫要放弃香港研究。本土研究真的是供不应求吗？ 究竟，经济学怎样看香港研究呢？经济学者又会怎样看香港研究呢？
经济学分析香港研究
“市场有价必传世，思想共享难卖钱”，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说的。经济学的传统分析，发明是“共用品”（public good），可以让无数人一起共享，但把他们隔离收费却不容易。是的，相比大家熟悉的市场物品，思想或发明有销售收钱的困难。尤其是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即那些本身没有直接市场产品的研究，要收费更是难上加难。加上科研涉及的投资与风险，理论指单单依赖市场投放在基础研究的资源会过低，市场失效要靠政府资助是老生常谈。
现实世界中，有发明专利、商业秘密等保护知识产权，不是所有研究都没有市场。香港研究并非基础研究，即使没有发明专利、商业秘密等保护，本身一样可以有直接市场。没有市场的香港研究，我们反而先要问究竟是欠缺供应，还是根本没有需求？纯为满足学者的好奇心，要政府资助公营大学进行整体社会上没有需求的香港研究是说不过去的。相比其他地方，香港社会普遍对香港研究的需求一向不高，可能是因为再多了解亦影响不了大局，公共政策及社会发展方向始终由个别利益团体主导。但近年不同利益团体互相竞争愈趋激烈，民间智库的成立如雨后春笋，足见香港研究的需求正续渐增加。
试举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例子吧。关于香港电力市场未来发展，两大电力公司、各大环保团体、消费者委员会、竞争委员会等，都希望有更好的论据去支持他们的观点。当真理愈辩愈明，代表不同利益的组织在竞争下会把可以知道的真相以不同角度向社会展现。最近环境局长黄锦星在立法会报告就电力市场未来发展公众咨询的结果，基于这些结果局长建议作出改善的地方包括：一、降低准许回报率；二、加强对能源效益和节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三、改善奖罚制度以提高服务水平；四、提高资讯透明度；五、长远为引入竞争进行研究及作好准备。
以上五个建议，最具争议的是降低准许回报率和长远引入竞争。前者，政府在2013年中期检讨期间曾委托顾问研究，研究当时认为可以考虑将准许回报率下调至6%至8%之间。但随着美国即将进入加息周期，政府以及其他持份者已再展开有关的香港研究，找出未来十年或以上最合适的回报率之余，更要好好解释这个回报率的厘定准则。后者，政府和其他持份者（特别是环保团体）亦在研究在香港电力市场引入竞争，将对加强能源效益及推广再生能源有何影响。
经济学者分析香港研究
据我所知，不管大学有否走向国际，以上关于香港电力市场的经济研究一直有经济学者和顾问公司埋首在做，原因是研究结果会直接影响到不同持份者的利益。简单讲，这样的香港研究市场上有需求，亦有供应。除了电力问题，香港的房屋问题、退保问题、运输问题等亦吸引到不少民间知库及相关的持份者资助研究。自己香港自己研究，是有愈来愈多民间智库资助香港研究。尽管目前研究水准仍十分参差，我认为这绝对是个好开始。当市场需求増加，香港各大专院校应该放手让教职员去做，不需特别鼓励，不要诸多阻挠便是。
历史关系，香港大专院校在可见将来会继续由公营大学主导。大学研究国际化，让研究内容集中于应用更广泛的基础研究是符合经济逻辑的。我认识的本地经济学者朋友，从70年代分析租务管制的张五常，到近年研究网上盗版的梁天卓，他们的香港研究之所以能够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原因是这些研究水准高兼可以一般化。
其他外地著名经济学者发表过的非一般“香港研究”，有 Alwyn Young 分析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研究、Raymond Fisman与Shang-Jin Wei 一起调查因避税导致的中港贸易研究等。自己香港大家研究，是引用香港数据解释一般经济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要对整个经济学界都有贡献。
（徐家健，克林信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中文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