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 | 作家，曾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作品，新作《莲生与阿玉》。
1 沙湾
2013年的6月15日下午的都柏林，阳光异常温暖。沙湾如今已是昂贵的住宅区，家家院子里都探出营养良好，枝条从不乱戳的花枝，紫色和白色的丁香，摇摇欲坠的白牡丹，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海岛之花。主街上的咖啡馆玻璃门上贴出崭新的广告：明天布鲁姆日，供应特色早餐：圆堡里的早餐，或者布鲁姆早餐。显然它早已不是1904年故事里的“船记”。
有人在窗里桌边吃着一块新鲜的柠檬塔，他已换上小说里的衣服，细布条纹衬衣，褐色底子上夹着赭红色和墨绿色细条的弹力吊裤带，从衬衣胸贴袋里，挂出来一条亮晃晃的怀表链子──耶稣会长康米神父在第十章里用过的怀表哦，不知这是否暗示着他的宗教背景。
参加每年6月16日布鲁姆式漫游的人，传统上都喜欢扮成书里第十章中出现的人物。
有个年轻瘦削的女人擦过我身边，捧着一束摇曳不停的雏菊，走到店堂外面的遮阳伞下落座。看上去，她比乔伊斯中心里挂着的诺拉肖像要瘦削硬朗多了，黑色短发贴着小巧的头颅和面颊，看上去她不一定受得了乔伊斯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自私。她放在桌面上的雏菊，应该出典于康米神父在路上见到过的那对情侣。
参加每年6月16日布鲁姆式漫游的人，传统上都喜欢扮成书里第十章中出现的人物，这也算是一种动员身体一起参加的赏玩吧，好像明天一早有人要专门去吃烤羊腰子一样。
沿着斯蒂芬故事里的沙滩和大海边上，到岩石上的圆堡那一路，处处能看到小说里的各种痕迹，这种痕迹带来了节日前夕般不安又期待的气氛。特别是在夏季阳光普照的下午，吃下午点心的时分。
因为一本长久以来被都柏林拒绝出版的小说，如今这地方变得古色古香。而且的确很难说，这种渐渐成为城市传统的文学漫游日，到底是集体附庸风雅呢，还是读者的欢乐聚会。其中的许多人未必读完了天书，却不影响他在衣柜里备一套复古衣裳，再配上一副乔伊斯式小圆眼镜。
事情有时会变得戏剧性。
海边礁石外，就是四十步潭。1904年的男子浴场如今早已男女共用，两对男女在深蓝色散发着凉气的海水中嬉戏，女人一冬未晒到太阳的身体被海水冰过之后白得耀眼。洁白背脊的少年双手长长地吊在礁石的尖角上，一点点往下爬，在接近水面的时候仰面长啸一声，仰面倒进颜色依然很暗的水潭中央，想必经历了整整一个严冬，还没吸饱阳光暖意的海水是刺骨的。
颜色阴沉的圆堡，为了防御传说中拿破仑的进攻。但法国军队从未来过，所以，这些圆堡终于无所作为。可是，它们中的这一个命定会变得著名，那是因为乔伊斯。
但阳光为海水带来明媚的颜色。
站在如今还是弯弯曲曲的岔道上，望向灰色大石头叠起来的圆堡，似乎第一章里那三个青年仍在这里度过1904年那个阴霾的早上。乔伊斯把地理位置写得太清楚了，清楚得似乎他始终在场。听说他为了准确，根本拿了裁缝用的软尺量。句子之间仍保留着他的角度和方位，所以总是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奇妙的感受，作者和故事发生地都在原地等待着在读者的阅读中再活一次，像一杯温热的水那样真实可感地流进读者的食道。
爱尔兰海岸线上有不少大石头叠起来的，颜色阴沉的圆堡，为了防御传说中拿破仑的进攻。但法国军队从未来过，所以，这些圆堡终于无所作为。可是，它们中的这一个命定会变得著名，那是因为乔伊斯，他去住过，而且把它写进了小说里。从四十步潭到圆堡，在文字上建立起来的方位感，让人觉得这里似曾相识。一种这是在自己记忆中模糊了的往事的感受，还有旧地重游般的对照与思衬，这些都在心里油然而升。
2 圆堡
按理说，一朵云没什么了不起，大西洋边上的海岛上空，成天飘浮着一万朵云。但这朵云却给与我在相同地理环境里索引的乐趣。在圆堡平台上斯蒂芬望见一朵云。几十公里之外的都柏林城里，几小时后，漫游到多赛尔街上的布鲁姆也在遇到这朵云。而我，在差一天就一百零九年时，作为读者的我，也望见一朵云。
平台上有云，没人。
爱尔兰面向大西洋的海岸线上，类似的圆塔都叫拿破仑塔，只有这里叫乔伊斯塔。这座圆塔由一个《尤利西斯》书迷买下，捐献出来，作为《尤利西斯》纪念馆。二楼布置成第一章里描写过的模样。
强烈的潮湿气味从窄小的单人床的被褥上源源不绝地散发出来，也从木头桌子上摊开的一本精装书的纸张中散发出来。没有别人，所以我得以在那里读了一会第一章。但是坐不下来，太湿了，连纪念捐赠圆塔书迷的黄铜牌子，都在墙上长出一层绿锈。
当我最终读到莫莉那一章意识的奔腾澎湃，已经是1994年以后，在萧乾夫妇的全译本里。我仍能感受到里面强有力的肉欲渴念，巨大的，潮湿而温暖的心理真实感，带着令人感到绝望的沉重。
接待我的沙湾退休老师罗恩上楼来看我，他是乔伊斯协会的志愿者。他很稀罕地端详着我正在读的中文版，比我把自己安置在塔里读书还更稀罕些。“乔伊斯竟然如此国际化了。”他感慨地望着乔伊斯翻译成中文的名字。
我向他说起自己第一次知道乔伊斯的大学时代。1981年，中文系的欧洲文学史课上到现代部分，教授们都没有正式的教材。刚好袁可嘉主编的《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在上海出版，那套书就成了我们的教材。它就是带领我们走向世界文学的摩西。在介绍意识流作家的那一册，我读到《尤利西斯》中最平稳干净的第二章，金惿节译本。
斯蒂芬在沙湾的学校里教书，罗恩也在沙湾的学校里教书，我大学时代似懂非懂地读过的，正是沙湾老师在学校中的描写，第二章。
罗恩戴了一副乔伊斯式的小圆眼镜。他闪闪发光的眼睛被镜片放大，显出非常严正而循循善诱的样子，全世界的教师都是这样的圣徒脸相。他听到我回忆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中文系读书生涯，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说：“这么说，中国人还是很审慎地选择比较干净的章节来介绍给学生看。”
但是教授在上课时说到，这本书最杰出的部分是莫莉的意识流动，那一章通篇没一个标点，模拟意识流动的状况。八十年代在中国曾与佛洛伊德齐名的心理学家荣格为这一章又爱又恨的背书，让八十年代初的文科学生都非常神往。那个时代研究潜意识的心理学家比乔伊斯更令人服膺，但当我最终读到莫莉那一章意识的奔腾澎湃，已经是1994年以后，在萧乾夫妇的全译本里。我仍能感受到里面强有力的肉欲渴念，巨大的，潮湿而温暖的心理真实感，带着令人感到绝望的沉重。
那是一代令人难忘的教授们，他们从未离开过中国却精湛的外语，以及没有口音的朗读，他们在闭门锁国的中国如涸泽之鱼，却承接了两次世界大战前欧美知识精英的精神气质。
“这么说来，中国人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审慎的民族。”罗恩老师仍在体会袁可嘉选本的深意，却并不知道他在那个时代众所周知的苦衷。八十年代初，要在中国介绍《尤利西斯》，也只有用第二章来走走钢丝。
还有他那一辈在中国的外国文学教授对外国文学忍不住的关怀与使命感。那是一代令人难忘的教授们，他们从未离开过中国却精湛的外语，以及没有口音的朗读，他们在闭门锁国的中国如涸泽之鱼，却承接了两次世界大战前欧美知识精英的精神气质。袁老师脸上有着温和低调却孜孜以求的微笑，那是典型的七十年代臭老九式微笑，却非常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文学的基本思潮与写作成就，并未因为1981年的版本而成为后来的井底之蛙。至今那套书仍然有用，只是变得经典了。
好像我不认识斯蒂芬一样，我也不认识袁可嘉老师。
罗恩帮我打开了二楼的木门，从外面涌入温暖的新鲜空气使皮肤和肺部变得舒服了。他又到墙边打开屋顶的灯，这是老师习惯做的事，他也习惯了。
罗恩是沙湾学校的老师，书中的斯蒂芬也是。
我曾希望自己能在圆堡里住一晚，从容地读完一些章节，但事实上我不喜欢海边过于咸湿的房子。
“啊，我在这里倒是住过一夜。”罗恩老师说，“修房子时需要看一下纪念馆。当时你来申请到圆堡里来住一夜，我就想，上帝呀，这个中国人把它当成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了。”
“就睡这张床？”我点点墙边那张古老的床，草绿色的床罩霉渍斑斑，似乎能拧出水来。
自己年轻时，在十九世纪欧洲各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的包围下，刚刚从经历了收听短波即为死罪的时代逃出，以那时候我精神上的饥渴和无知，大概那个分册里的大多数作品都没真的看懂。
“不是，我住在楼下大门旁。用睡袋。”罗恩对那张床扁了扁嘴。
明白了，那里才是整个建筑里最干燥的一小块地方。
罗恩很高兴我没再继续要求住在这里。他急着回家换衣服，然后到城里伯爵北街上的馆子里，跟乔伊斯协会的人碰面，明天对他们协会来说是一年中的大日子。
我独自留在圆堡里的时候，想起自己许多年来一直把那套《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奉为指路明灯，它们一直放在我自己常用的书柜里，却一直没再细读过。它们的书页渐渐泛黄，并且长出了受潮后的黄斑。即使它们是这样难忘，但我想，自己年轻时，在十九世纪欧洲各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的包围下，刚刚从经历了收听短波即为死罪的时代逃出，以那时候我精神上的饥渴和无知，大概那个分册里的大多数作品都没真的看懂。
许多人说到马尔克斯让他们知道小说如何开头，乔伊斯和沃尔夫以及普鲁斯特让我知道小说应该如何建立空间。
乔伊斯，普鲁斯特，沃尔夫，福克纳和横光利一，这些遥远的名字当时在第二分册里，像太阳一样照耀过77级中文系学生的写作。虽然他们当时只是在我心中一晃而过，就像远方的霞光一样。可有趣的是，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却一直都是我写作的基础，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背叛的。这样看来，又好像当时是真的读懂了的。
与许多后来被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震撼的作家不一样，我的源泉来自第二分册的作家们。许多人说到马尔克斯让他们知道小说如何开头，乔伊斯和沃尔夫以及普鲁斯特让我知道小说应该如何建立空间。
袁可嘉去世的消息在报纸上只占了小小一个角落，但在我心里，却是一声巨响。
袁老师就像我照相机里，平台上方的那一朵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