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让孩子成为“大写的人”
“我对儿子的要求是，一定不能在中国读大学。”一位北大硕士毕业的家长告诉端传媒记者。
这位游历过30个国家的母亲，原本是从中国以考试为选拔标准的应试教育中胜出的佼佼者。她说痛恨中国公立教育中马不停蹄的考试和对于人性的禁锢。“教育应该实现人性本身的解放，让孩子成为‘大写的人’”。
“我只要求儿子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心灵，”她说。
有了两个女儿以后，新教育研究者郝少林对她们的未来规划也是——出国。
郝少林，90年代从中国的一所重点理工大学毕业，后在中国教育学会担任中小学整体改革方面的学术委员，截至目前，他已到过中国三百多所学校，培训过十几万名中、小学教师。而他对中国公立教育的认识是，“学习成绩好的基本都被培养成机器人了”。
“人的生命无限珍贵，慢慢长大就行了。儿子在酒店当waiter还是做市长，在我看来没什么区别，他开心就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说道，他刚把儿子从中国最好的小学之一，人民大学附属小学“解放”出来，转入一所“非法办学”的国际学校。
出于对欧美国家教育个性、自由、民主更多的认同和向往，在富起来的大陆，国际教育持续升温，据中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包括各个年龄段）基本上保持着每年20%的递增。由于留学的门槛越来越高，一些家长们不得已让孩子提早出国念书——但这种决策往往要付出与孩子分离或者放弃工作陪读的代价；另一些家长则选择让年幼的孩子留在身边，就读地理上更为便利的大陆境内的国际学校。
在中国大陆的国际学校主要分为三类：其一，由中国境内合法设立的机构、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所建立；其二，是本地中国公立学校开设的国际部；其三，由个人开办的私立学校，采用国际化教学。
早期的国际学校尚属中国人的禁区，在1980-1990年代通常只有外籍、港澳台籍或者极少数“有办法”的中国家长的孩子才能入学。来自国际学校咨询集团（International School Consultancy Group）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3年，注册在中国内地的国际学校数量大幅上升，从22家蹿升至338家；而学生数量则上升了25倍，至约18.4万人。
由于国际学校的学费高昂——普通二线城市的收费在数万/学年以上，一线城市的收费甚至可达30万／学年——它们的追逐者，通常是明星、企业主、外企高管、律师等大陆社会的富人或精英阶层。
2. “不得不把孩子送去国外，但又不得不忍受民族文化缺失的遗憾”
对于选择国际学校的家长而言，动辄高达10-20万人民币的学费并不是主要的顾虑。
由外国人开设的国际学校，常常如中国的一块“飞地”。在采用英国教育模式的北京德威学校，学生们统一着“套头运动衫”、“黑两色的皮鞋”和“高筒的海军袜”，是英国贵族风范的典型代表；北京顺义国际学校为了应对北京严重的雾霾天气，花费500万美元建起两个室内运动馆，拉出两张白色的巨大穹顶过滤空气；一些国际学校会模拟联合国活动——为期3天的时间内，同学们就世界和平、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与农业和人权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及辩论。
一些家长欣赏国际学校的优越环境，还有西式教学模式中自由的教学氛围，其对孩子思辨力和创造力的培养。但也意识到，全盘的国际教育可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竖起一道“墙”——最后，故事或许形如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里，那个打着漂亮的爱马仕丝巾领结、彬彬有礼、最后却彻底忘记了中国话、找不回母亲的孩子。
“上了国际学校，他就不是中国人了，迷路了，”一位住在北京后沙峪中央别墅区的母亲告诉端传媒记者，“我表妹家的孩子上完一年级去的美国，回来虽然勉强会说中国话，但从文化而言已经是个香蕉人。”
“很多家庭不得不把孩子送去国外，但又不得不忍受民族文化缺失的遗憾，”这是郝少林多年来的观察。
2001年，郝少林看完台湾台中教育大学副教授王财贵在北京师范大学呼吁儿童读经的报告，感觉“痛心疾首”。郝少林说自己读书时，在班上也算排名前十的好学生，可是学到后来，论语六则忘了，诗经两则也忘了，他想起自己18岁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念书，看到食堂门口贴一张海报，是一场关于《易经》的讲座，他的第一反应是——“堂堂高等学府怎么还搞封建迷信啊？”
“不是让你体验它对不对，而是直接给你一个结论。一个18岁的人，被教育成这样，你不觉得有问题吗？”他解剖自己，“我们是为了考试而学习的，并不是为了民族文化的传承而学的。”
深感受愚弄几十年后，郝少林对年幼的女儿说：“我们一起读书吧！”
一些中国的家长面临着这样的纠结：一方面，他们希望孩子能拥有个人独立思考能力、执行力和创造力——亦即西方教育逻各斯传统下的精髓；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被多年以考试为导向的公立教育忽视已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不可偏废。而眼下，在教育路径泾渭分明的国际学校、私塾、公立学校之间，似乎没有圆满的选择。
作为一名教育的“集大成者”，利用大脑里从无到有再到储备了若干G的教育方案，郝少林开始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实验。
他先是陪大女儿读国学经典《大学》《中庸》《论语》《老子》，慢慢的习惯成自然，女儿就自己阅读，7岁诵读四书五经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到11岁利用电脑自学《新概念英语》熟练背诵168篇文章。这些是郝少林有意识引导的结果。
这种精英教育的实验在郝少林大女儿郝煜身上晨光初现——2012年，她被英国剑桥大学录取。这时郝少林正在北京城四处给小女儿找小学，找来找去，总有这样那样不如意，干脆就“自己办个学校吧”。
3. 精英“一条龙”
郝少林常常对家长说一句话：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学校，很多所谓的贵族“只是暴发户”。
认定这个现实后，这位从体制内出来的教育研究者，结合了国际学校和中国传统国学教育的经验，将办学目标定位为，培育身心健康、独立思考、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情怀的现代精英。
郝少林对学生的未来做出一种全程规划，命名“一条龙”。
“我想做一个五、三、四的对接，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郝少林表示。按照这种设想，学生们的小学五年、初中三年，要学习传统文化，“要比体制内学校培养得还中国人”，同时掌握现代文的阅读能力，保持中国基础教育在数理化方面的优势；从九年级开始，学生将接受全英文教育，纯美国或英国课程——现阶段临川学校采用的是英国GCSE课程，再申请出国。
郝少林说这种规划是受上世纪初的民国教育的影响，“民国时期那些大家，14到15岁都是读私塾的，15、16岁进入教会学校，最后出国留学，成为各行业的大家，证明这种模式是行得通的”。
而一个精英的定义还包括学习的方法论，“高效阅读、高效学习、高效人生”。
尽管大陆对于以考试为主的应试教育模式的意见集中在学生压力太大、学习内容过多，郝少林却认为，“授课大纲是最低标准，好多孩子是吃不饱的”。拿一个高中毕业生来说——传统学校要求的阅读量累计555万字，而郝少林有信心通过诸多方式，让孩子十年的阅读量累计2000万字以上，人均水平达课程标准的四倍以上。而提高学习效率得到释放的时间，让孩子自由发挥创造力，自主阅读。
郝少林推崇的教育书籍《发现母亲》里，提及日本学者木村久一的观点：“儿童的潜在能力遵循着一种递减规律，即生下来具有100分潜在能力的儿童如果一出生就进行理想的教育，就可以成为具有100分能力的人；若从5岁开始教育，也只能成为具有80分能力的人，若从10岁开始教育，就只能成为具有60分能力的人。”
自1996年起，郝少林进入成人职业教育领域。但经历几年让他沮丧地发现——成人没有学习的动力，所谓继续教育，只是为了“盖个章，混个证，建个学时”。同期，他也在为一些同事的孩子做课外辅导，意识到许多问题——初中生都不爱读书，而“不爱读书的孩子是教不了的”。他便一点点回到儿童早教，研究人学习的机制，“得有动力，得有能力，还得有好的习惯”。
“教育不是终身的，是18岁以前的事，当教育给了你所有独立学习、独立生存、独立探索的方法和能力时，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后来的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上述的北大母亲向端传媒记者回忆起郝少林的发言，这句话打动了她。
4. 一种为中国现实量身打造的选择
北京临川学校国际部里，明德二年级正在做一种训练眼脑机能的快速阅读。
孩子们身正、腰直、肩平、足安、目视前方。
语文老师温喆放映PPT，荧幕上出现了一双眼睛，然后是五行共计十个轮胎状的圆圈，孩子们需要让视线跟着大屏幕上的眼睛，沿着它移动的轨道，做横向快速移动。然后是纵向快速移动、蛇形扫视练习。
之后，七八岁的孩子们打开书本，大声诵读《道德经》。
“为了让孩子们多次诵读，要想不同的花样，”温喆告诉端传媒记者，“小声读、大声读、静读，调息，这只是一部分，上复习课花样更多，变节奏读、男女生读、接龙读，孩子的兴趣就出来了。”
这是郝少林管理的学校之一。郝少林把多年来积累的新式教学方式集中起来，做了一些序列化的整理，用在了同一拨孩子身上。
这里，数学离不开生活。为了训练孩子们的“财商”，每个班有“班币”，定期组织拍卖会，也有模拟超市的购买和交换。每天有武术课、书法课，所有的孩子都习武，练书法，因为郝少林相信这些是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幼年时的滋养，会陪伴终身。
英语学习也不枯燥。在课堂上，游戏中，《新概念英语》的课文录音反复播放，孩子们听得多了，就大声成诵，然后自己做各种英语动画配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骄傲地与父母分享。开口说英语，成为自然的事情。
高年级的孩子会学习思维导图，这是一种表达发散性思维的图形思维工具。
“很多是体制内一线老师的科研成果，公立学校也在用，”郝少林说，不过囿于升学和完成教学大纲的压力，它们只是偶尔用来展示给参观者，而“我们是把它当作教学方式，定期做，就成为能力了”。
对于非毕业的年级，学校用“展示”来代替“考试”，比如生活技能展示时，铺着垫子的体育馆内，孩子们会把紫色的棉被叠成豆腐块，供爸爸妈妈“检阅”。
学生们的成绩不会在班级公布，也绝不进行横向比较，而是让学生“自己和自己比，今天和昨天比，这次和上次比”。
这种综合了体制内教育、国际教育和国学教育的教育模式，在中国人力图寻根又积极与世界接轨的当下，成为一种为中国现实量身打造的选择。
郝少林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其间不乏企业家、明星、媒体高管。有人把孩子从城里的名校转来，有人从北京的南城搬到北六环，在学校附近租房、买房，甚至有深圳家长把孩子送来读书。
而这种全新尝试，也势必长期面临着私立学校无法摆脱的“生之巨轮”：师资、资金、产权纠纷……刚建学校那阵，郝少林7个月瘦了30斤。在一封写给家长的感谢信里，郝少林写道：“我们更感到责任重大，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马云说过，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愿我们不要死在明天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