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专栏文章中（见延伸阅读），陈纯提出了“左翼自由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围绕这一命题探讨当前中国左翼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遭遇的困难，以及相应的对策。对他的这些分析，我并不十分认同，因此冒昧撰文商榷。
“左翼自由主义”的理路
陈纯批评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者犯下了与魏玛、沙俄时期自由派共同的错误，这种批评恐怕也难以适用于（蕴含了对阶级权力差等的正视的）左翼自由主义。
得益于周保松老师的鼓呼，“左翼自由主义”一词在中文圈日渐为人熟知。我和陈纯应该都可以归入左翼自由主义者的行列（承蒙陈纯抬爱，在其另一篇专栏中援引我为此派公共说理的范例），尽管我对“左翼自由主义者”这个标签有所保留，更倾向于以“自由平等主义者（liberal egalitarian）”等词代之。
有所保留的缘故，我曾在之前的文章里隐约提及：“左”与“右”虽是现代政治光谱中最常见的标签，却也是用法最混乱的标签。而其常见与其混乱，根源都在于这对标签本身缺乏标识核心规范概念的能力，其涵义只能依赖历史路径中不断演变的偶然政治结盟来界定。这就导致“左”、“右”标签必然地负载了过多无法通过概念澄清而消除的想象与误会，从而降低政治沟通与公共说理的效率。对此我未来将有专文论述。
本文暂且抛开对标签的争论不提，沿用陈纯文中“左翼自由主义”的提法，以方便讨论。就其理路而言，左翼自由主义之“左”，大致对应于我在前述文章中所说的“正视权力结构语境”这一特定涵义。一方面，左翼自由主义认为，经济、文化、性别、种族等诸多领域中广泛而隐蔽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差等，是严肃的政治道德问题，应当且可能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着手解决——这使其有别于一般所谓的“右翼”自由主义（特别是信奉“小政府”的自由至上主义）以及各种“右翼”非自由主义（比如宗教保守主义、新儒家、民族主义等）。另一方面，左翼自由主义又坚持认为，由权力结构和权力差等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其解决方式不得超出自由主义框架的限制——从而区别于各种或“左”或“右”的非自由主义（比如一般认为属于“左翼”的马克思主义与属于“右翼”的俾斯麦主义）。
一旦我们澄清了左翼自由主义的大致理路，便会发觉陈纯对其的若干批评似有错位之感。比如，他认为左翼自由主义者缺乏“组织性和行动性观念”，未能与一些生命力强盛的组织——包括“女权社团”——建立更密切的理论与实践联系。然而如果左翼自由主义之“左”体现在其对权力结构的正视，那么对性别权力结构的正视便构成了左翼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换句话说，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必须同时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并非否认女权主义内部也存在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不同派别）；一个对性别压迫视而不见、对女权运动漠不关心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融贯的、合格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于“右翼”的自由至上主义，左翼自由主义本来就无从与女权社团、女权运动脱离联系，尽管该联系未必要以身临一线抗争的形式发生。
类似地，当陈纯批评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者犯下了与魏玛、沙俄时期自由派共同的错误，包括“缺少对国内其他阶级的处境与‘阶级性’的清醒认识”时，这种批评恐怕也难以适用于（蕴含了对阶级权力差等的正视的）左翼自由主义。诚然，九十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出于对官方话语的排斥，颇有争先恐后与“阶级分析”划清界限之势。
然而正是这种膝跳反射式的排斥，使得当年这批知识分子大多一直陷在“右翼”自由主义的思维框架中，对涉及各种权力结构的问题——阶级、性别、族群等等——采取鸵鸟姿态，不是视其为彻头彻尾的伪问题，就是认为现阶段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会转移自由主义的斗争焦点，给威权制度以喘息之机。
政治转型的图景
各个派别在漫长的前转型时期搁置争议碌碌无为，既不利于关键时刻做出知情选择，也可能因为重大理论矛盾在长久压抑之后突然爆发，而加剧转型震荡，甚至造成政治倒退。
有趣的是，陈纯对左翼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些批评，恰恰又与他眼中这些“缺少对国内其他阶级的处境与‘阶级性’的清醒认识”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们对左翼自由主义关注相关问题的指责如出一辙。比如在陈纯看来，左翼自由主义对社会公平的重视，易使其在良性体制尚未建立前陷入“大政府悖论”，一方面期待“渐进改良”、“幻想这个体制会自动改革成为左翼自由主义的理想政府”，进而转变为体制的积极维护者，另一方面引发左右两翼对福利制度的激烈争论，“不太明智”地“破坏自由派的凝聚力”。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的缘故，幻想体制自动改良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我目前还没有见到；倒是听过不少所谓的“右翼”自由主义者——尤其是铅笔社这样的市场原教旨派——为威权体制鸣锣开道，就像他们的祖师爷哈耶克曾经给皮诺切特军政府洗地一样。这些右翼自由主义者不但更加“迷信经济上的发展会带来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对‘上层改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陈纯眼中魏玛、沙俄与中国当代自由派同犯的三条错误中的另外两条），有些甚至根本就反对政治民主，担心底层一旦获得选举权必定会推进福利制度，“侵犯”到神圣无比的财产权。当然，我并不是说左翼自由主义者就一定能免于——或者比其右翼同道更能抵抗——为威权体制辩护的诱惑，而是说这种诱惑与“左”、“右”无关，更多在于自由主义者个人的操守、理论反思能力以及核心规范信念的坚定程度。
至于理论之争会“破坏自由派的凝聚力”这种担忧，恐怕源自对政治转型的一种非分之想：各门各派无条件搁置一切争论，同心戮力推动政治转型，等到大功告成了才重启理论之争。说这是非分之想，不仅在于它不切实际（现实中争论从来不可能停止），而且在于这种想象无论从道德上还是策略上都并不恰当。从道德上说，所谓通过“不争论”来“提高凝聚力”，实际上是要抹杀社会群体与诉求的多元性，通过牺牲特定群体（特别是既有社会权力结构的受害者）对其正当权益的追求，来换取政治转型这一“更高目标”的早日实现。倘若这种要求居然成立，那么譬如当女权主义者指出某些男性自由派“公知”的性别歧视之时，后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过来责怪前者“破坏自由派的凝聚力”，凭借政治转型的大义对女权主义者横加挞伐了。
而从策略上说，“不争论”同样未必是较优的选择。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推翻威权体制只是起点而非终点，对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与巩固才是真正的考验。不同制度版本的选择（比如：新宪法应当像德国基本法那样包含福利权吗？怎样界划公权力对市场的管辖？个体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如何平衡？以何种原则处理文化多元主义问题？宗教团体在哪些事情上拥有豁免权？少数民族能否获得平权补偿或区域自治？国会议席需要保障性别配额或民族配额吗？如何划分选区？是否采用比例代表制？等等），既可能关系到转型的成败，也将作为基准点影响未来发展的路径与进一步变革的门槛。
但是这种重大的选择显然不能仓促而决；各方越早展开充分的争论，面对相互诘难尽力完善各自理据，并在此基础上说服和争取支持者，最终达成的妥协才越有可能睿智与牢固。反过来，各个派别在漫长的前转型时期搁置争议碌碌无为，既不利于关键时刻做出知情选择，也可能因为重大理论矛盾在长久压抑之后突然爆发，而加剧转型震荡，甚至造成政治倒退。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推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自由派的凝聚力”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说，真正可能对其造成破坏并且值得担忧的“不太明智”之举，并非理论之争本身，而是从理论之争堕落到派系之争与意气之争，在掺杂了理论以外其它种种动机的、无休止无底线的攻讦中，消耗彼此的耐心、同情与信任。反过来，如前所说，试图对当前自由主义内部左右两翼理论之争本身设置议题限制的做法，只有在预设了社会抗争与政治转型的一元图景时才能成立，而该图景无论现实性、策略性、还是道德性，都是极其可疑的。
问题意识及其问题
“当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这种提法，本身已经暗含了如下的判断：这个时代有且仅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既不存在多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也不存在多个在不同维度上各有其独特意义、无法将各自“重要性”简单加以对比的问题。
对一元图景的预设并非陈纯的偶然之失。细察他对“左翼自由主义中国化”这一核心命题的描述可以发现，其背后同样有着一元图景的幽灵作祟。陈纯认为，左翼自由主义者乐于通过公共说理解决政治与社会争端，但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形成各派共享的政治价值，而左翼自由主义内部又未能就“当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是什么”达成共识，因此后者所推崇的公共说理在现实中障碍重重；不但如此，在他看来，左翼自由主义者还过分沉迷于西洋理论所关心的“如何让国家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公平的机会平等，以及社会最低收入”，未能意识到“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本该是“在一个原子化的时代，面对逆现代化的潮流和准极权的体制，如何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因此无法如施派、新儒家等理论对手那样“直面中国当下”、“以创造性态度解决自身理论与现实的矛盾”。
在讨论左翼自由主义是否需要——或者应当如何——中国化之前，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当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这种提法，本身已经暗含了如下的判断：这个时代有且仅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既不存在多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也不存在多个在不同维度上各有其独特意义、无法将各自“重要性”简单加以对比的问题。然而这个判断显然并非不证自明。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漫长的前政治转型时代，我们必须同时（但可能有分工地）处理若干不同类型、相互无可替代、甚至必然互补的政治哲学问题：前瞻性的与急务性的；奠基性的与应用性的；制度性的与政策性的；行动性的与倡议性的；法规性的与文化性的；道德性的与策略性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强行从中挑出一项要求优先探讨，便只是缺乏实际意义、甚至可能起到反面效果的执念了。
不但如此，即便前转型时代真的存在某个单数的“当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声称左翼自由主义公共说理的效力会因为（或者事实上已经因为）其内部未能就这个问题是什么达成共识而遭到损害，仍然是一个相当突兀的断言，亟需坚实的经验证据支持，以弥补其逻辑上的跳跃。毕竟“左翼自由主义”只是一个标签而已，没有理由认为：只要被贴同一个标签的人，就必须在问题意识上步调一致，否则其论证便会丧失效力与吸引力。
事实上，这个逻辑关系对其它派别同样不能成立。比如，当代中国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也未必像陈纯所以为那样，毫无异议地视“如何在既有框架下扩展市场的空间，使得公民的财产得到进一步的保障”为最重要的问题——恰恰相反，许多（与前述铅笔社之流分道扬镳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会抗议说，“在既有框架下”一词暗含了对威权体制的承认与妥协，如此提问者不是思虑欠妥本末倒置，就是心怀叵测瞒天过海。倘若连这类路线分歧都不能损害右翼自由主义对其信徒或潜在信徒的吸引力，那么类似地，认定左翼自由主义内部问题意识的不统一会构成“自身理念的障碍”，恐怕也有些杞人忧天。
何种“中国化”？
左翼自由主义理论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受阻于中国化问题意识的缺失，而仅仅是有待时间的沉淀。
不过在陈纯看来，当前左翼自由主义最大的麻烦，还不在于其问题意识不够统一，而在于其问题意识不够“中国化”。他举例说，“公民的平等自由、公平的机会平等，以及社会最低收入”，都是“西洋理论”所关心的内容，“过于学院化抽象化，和中国的情况关联太少”；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者醉心于“消化西洋理论”，其中少数关心中国现实者（如周保松）又只就“贫富分化”现象立论，而“对于‘如何在中国实现左翼自由主义’这样的问题，始终没有触及”；倘不回到“如何在原子化时代构建政治共同体”这一陈纯所认为的“当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左翼自由主义就只能“在消化西洋理论的过程中埋葬自己在中国的前途”。
诚然，如果左翼自由主义者仅仅满足于把目光局限在“贫富分化”、“社会最低收入”这些经济议题上，那么左翼自由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必将大打折扣。但这是因为这些经济议题（以及“公民的平等自由、公平的机会平等”这些更基本的概念）“过于学院化抽象化”，或者过于“西洋”、“和中国的情况关联太少”吗？我看未必。事实上，就连陈纯自己也相信（尽管他未必意识到这一信念与其前述论断的张力），即便左翼自由主义的话语“在当下的中国未必能马上找到相应的现象与之匹配，但随着现代性、全球化的深入与共同体实践的发展，这些伦理词汇与价值语言不难找到真正的对应经验”——换句话说，左翼自由主义理论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受阻于中国化问题意识的缺失，而仅仅是有待时间的沉淀。
那么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如果我前面对左翼自由主义理路的阐释不误，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何以将理论视野局促于经济议题，会损害左翼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因为左翼自由主义的根本关怀，是以自由主义框架为依托，正视一切权力结构问题；而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只是权力结构的诸多面相之一。换言之，左翼自由主义者不仅有理论资源、也有理论责任，去关注经济领域以外更广泛的权力差等，介入到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现实方方面面的争论与改善之中。
以最近由计划生育政策改变引起的争论为例。剥夺女性生育自主权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无疑是恶政，废除并不足惜。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担忧放宽生育指标并不能真正改善女性的处境，只是将生育决策权由政府转移给父权文化下的家庭；而官方近年在性别问题上的口风倒退，也令人怀疑育龄女性今后将在职场与家庭生活中遭遇更加严重的歧视。对此有人倡议借鉴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立法强制雇主给予两性雇员实质等同的带薪产假，以避免母亲单方面产假加剧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许多右翼自由主义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立法强制两性带薪产假是侵犯了雇主以及男性雇员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左翼自由主义对“自由”这一概念的种种看似“过于学院化抽象化”的辨析就派上了用场：通过廓清自由的基础、内涵、限度，来论证为何这样的政策主张并不违背自由主义的本旨，一方面可以为女权社团的倡议及施压行动提供基于自由主义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左翼自由主义的受众面与实践影响力。
以上只是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在中国当下，位于明处的韧性威权体制，和位于暗处的各类权力结构与权力差等，共同构成了盘根错节的社会政治现实，也令不同群体的诉求愈发趋于多元化、碎片化、交错化。而放眼各派理论，只有左翼自由主义有意愿也有资源同时应对来自明暗两方面的挑战，将纷繁复杂的各路诉求疏导整合进融贯的理论框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左翼自由主义理论有什么需要“中国化”的地方，大约是：将理论视野（如本来所应当地那样）拓展到狭隘的经济议题之外、深入到中国当下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并积极主动地阐明，自身乍看起来“过于学院化抽象化”的“伦理词汇与价值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令人信服地分辨这些领域的是非曲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