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里的网咖和撞球间，现在一楼是药妆店，专门卖面膜给陆客。中间成了彩券行。”王苓指着金门西半部主要闹区──金城镇上一处圆环边上的二楼建筑，细数这些年的改变，在这些老房子身上留下的刻痕。屋内天花板上的横梁，还挂有国父孙中山的肖像，旁边四个大字“缅怀先烈”成了辨认它曾与“战争”关联的印记。
30岁上下的王苓是金门人，和姊姊王莛颀在金城镇的闹区，经营一个文化工作室——敬土豆，两人大学毕业在台湾待了几年后返回故乡。她们的爷爷曾经抱着一家老小，为了躲炮弹辞别祖父母，跑到台湾讨生活。而两人的父亲则是在战地政务期间、金门急需各类人才时，保送到台湾念书，回到金门后进入公务机关，成为生活相对稳定的公职人员。
卸下前哨角色 迎接观光财
曾在美国念博物馆管理的王莛颀，实习的单位便是一个社区博物馆，关注地方社群的文化保存，“我那时觉得，这一套很适合用在金门。后来回台湾工作几年，我就回到金门。”金门的工作机会不多，身边的同学毕业后总是急着逃出小岛，两人在当地经营文化工作室，更是让公务员出身的父亲摸不着脑袋，“他常常跟我说，要不要考虑进入公家单位工作。”王莛颀笑了笑。
敬土豆关注当地文化特色，“像是金城镇的东门菜场，每天早上五、六点会有市集，就是老人家一早把家里抓的鱼、种的菜拿来卖，一早坐在市集和老邻居聊两句。”不过，王莛颀说，观光客并不会逛这些市集，他们会去连锁商店买东西，去逛免税店；这种传统的交易市集，或将逐渐凋零。
战地政务多年，让金门失去叛逆性格，戒严对人造成最大的影响，就是禁锢了他们的心和思想，金门居民鲜少对公共议题进行讨论，对于周边发生的一切，多选择默不作声的忍耐。
戒严余毒反映在生活的角落，当地人说，以往每村都有一个“指导员”，因为仅有村长家有电话，指导员负责通知某户人家，到村长这儿接电话。“一直到现在，我们村里的指导员还是戒严时那一个，他每次广播语气就是颐指气使，也不过就是通知开会，讲的却是一副不来等下要抄家灭族一样。”
也就在这十多年间，这个原本的“反共前哨”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观光取代了驻军，消费成为经济支柱；金门土地价格直追新北市；冷战结束加上地理的接近，金门离厦门愈来愈近，离台湾愈来愈远。
“小三通”的规划，出于当时的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如今正在竞选总统的她，不只一次以“小三通”的政绩向外界证明：民进党绝不反对两岸交流；民进党执政期间，两岸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
金门距离厦门仅15公里左右，不仅地理位置靠近中国，文化上也一直属闽南生活圈，语言与习惯都和厦门相近，“像我在厦门用闽南话跟他们杀价买东西，当地人都不觉得我是外来的。”在金门经营民宿的洪笃钦说道。
但回顾1949年后的冷战年代，金门却与约300公里外的台湾本岛关系更密切，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教条，到经济、教育，方方面面都与台湾同步。政治把金门与厦门的天然纽带硬生生地切开，“而这个地理与政治上的双重性，让金门不论对中国或对台湾来说，都是边陲。”家住小金门的罗德水说道。
1987年台湾本岛与澎湖解除戒严，但金门、马祖却迟至1992年、解除动员戡乱后才真正解除战地政务。而更大的改变发生在2001年民进党执政时期，政府规划了“小三通”，也就是允许中国旅客和货品以简易的程序进入金门和马祖，作为两岸交流示范点。
“小三通”的规划，出于当时的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如今正在竞选总统的她，不只一次以“小三通”的政绩向外界证明：民进党绝不反对两岸交流；民进党执政期间，两岸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
两岸军事对峙结束后，中国更加积极的开放交流，计划让金、厦融合为共同生活圈。例如1991年福建省公布《台胞往来福建管理办法》，让持有台胞证且搭乘台籍轮船的抵达者，在边境确认身份后便可入境。1994年亦片面实施《关于对台湾地区小额贸易的管理办法》，1999年更在大嶝岛设立“小额贸易区”，意图让金、厦两岸间的走私问题化暗为明。
“小三通”对金门或许是把双面刃。它的确为金门带来人流，根据港务局统计，“小三通”起始的2001年，约有21万人次进出金门，2014年，进出人次已攀升到151万，看起来像是能为金门的观光注入一股新的活水。另一方面，当“小三通”带来新一波人潮时，也为金门带来爆冲式的发展。
爆冲式发展 BOT林立
为了吸纳“小三通”带来的中国游客，面积只有台北一半大的金门开始冒出许多BOT案（编案：指政府将开发案交由民间兴建、营运一段时间后再转移回政府的开发模式），包括免税商店品牌——昇恒昌的购物中心与旅馆，盖在林务所土地上的“绿色休闲度假园区”等林林总总十多个BOT案。
“现在金门都看得到原住民了。”当地人笑着说，为了因应大型BOT工程、加上金门大桥陆续动工，包商从台湾带了工人过来，其中不乏许多原住民。“而以前开在市区里，专门卖给学生的自助餐店，现在都移到大马路边。因为工人都是开大货车过来吃饭，得马路边才有地方给他们停车。”看着陆续兴起的高楼，当地人细数着日常生活中的转变。
只是这一波BOT热潮，却也在前年终于引爆当地人的不满。2013年3月，因为不满县政府在沿着西岸水头码头的海岸线上筑了一条便道往北的联外道路，影响附近浯江溪的生态，当地居民组成了“抢救浯江溪湿地行动联盟”向县府抗议。谈起前年的行动，一位退休的老师庄西进说，当时这条总长1.9公里的联外道路，全是为了港口旁的BOT能尽速完工才开通，一路通到机场，方便工程载运材料。
反对北侧联外道路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更早，在1999年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水头商港扩建计划”已埋下导火线。为了扩建码头，码头的西侧与北侧预计筑起防波提，而这样的设计毁了邻近的潮间带，也让以潮间带为栖地，目前地球上仅存四类，其中一类就在金门的的活化石——鲎失去了家。
BOT过量的矛盾成为2014年底县市长选举热门议题，选举过后，无党籍的候选人陈福海因反对BOT而当选县长。“这在金门是不可思议的！”
可笑的是，码头工程施作到一半，才发现当初地质探勘有误，导致码头水深仅有6米多，大船进不了港。花了十多年、投入新台币数十亿经费的商港口工程全部泡汤，还牺牲了鲎的栖地与附近聚落渔民的生计。纪录片导演洪淳修在拍摄金门海岸变迁的片子《删海经》中记录了这段故事。片中描述着潮间带消失后，渔民缺乏港口，出海捕鱼后渔船无法靠岸，人要回到岸边还得撑着“小乌龟”（小型木筏）回岸，除了徒增不便以外，还不时被海巡队当成是偷渡的中国人。
为了让做坏的港口起死回生，金门县政府企图将商港转作“客运码头”，同时规划邻近土地设置商场，并以BOT方式委外经营。而这条北侧联外道路，当地居民认定，就是为了港口的BOT工程。
“山也BOT、海也BOT”，这句话原本是电影台词，如今反对浮滥开发的民众人人琅琅上口。当地居民揭露金门正在规划的十多项BOT案，而这一揭发也翻倒了国民党在金门长年的执政位置。“联外道路的抗争其实只是一件小案子，但它引发的效应却很大，外界看到金门这么小一个地方，居然有十几个BOT也都吓一跳。”庄西进说，BOT过量的矛盾成为2014年底县市长选举热门议题，选举过后，无党籍的候选人陈福海因反对BOT而当选县长。
“这在金门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多年军管，金门的首长都是军方指派，开放民选之后也一直都是国民党执政，国民党的势力在金门已经生了根。这是第一次，国民党没上！”（编案：2001年到2009年的金门县长李炷烽为新党籍。）谈起国民党候选人竟然被扳倒，庄西进不可置信地说。也因为2013年的这场抗争以及2014年选举变天，许多BOT案才得以暂缓。
炒地、法规松绑 政商闇黑合作
除了大笔国有土地拿去做BOT，“小三通”之后，金门土地也以蚕食方式一块一块卖了出去。由于对“金厦生活圈”的想像，以及看好金门未来或许能纳入福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这几年不少仲介进入金门炒起地皮，“1993年以前农地一千平方公尺大概新台币100万，现在要新台币1000多万。”庄西进说。2014年内政部实价登录系统中，金门的交易价格一坪可达新台币38万元，直逼新北市的房价。
不只台湾本岛的人前进金门炒地皮，金门人也跟着炒，甚至中国人也加入这波炒地皮风潮。2011年中国的媒体便曾经大篇幅报导如何到金门置产，将金门称为“鼓浪屿第二”，钜细靡遗的描述中国人可以如何以人头或设置公司方式，辗转到金门买地产。
当地人也盛传，政商关系良好的人家，直接带队从中国把投资者引进金门，再透过政治关系将土地法规松绑，“像县府现在就在研议修法，松绑‘自然村’（维持传统建筑的聚落）的建筑限制，透过土地分区的方式，让原本不能兴建超过3层楼以上的自然村，部分土地可放宽建筑高度，增加容积率。”关心金门文化的王苓忧心地说，这些土地法规的松绑，多是为了配合这几年方兴未艾的土地炒作浪潮。
土地买卖成为风潮，就连电影《军中乐园》拍摄地点──陈景兰洋楼都被中资相中买下。厦门陆岛酒店公司2014年也花了新台币两亿元，标下金门著名的“金宝来大饭店”的建物及土地。土地利益让许多金门人卖出手中地产，却也因此撕裂了彼此的关系，“这几年我在金门听最多的，就是谁家卖了土地，然后亲戚因为分配问题互相打官司。”洪笃钦感叹。
“其实刚解严那时也曾经有一波土地炒作的风潮，很多人来投资、盖房子。结果金门后来发展不如预期，房子盖到一半盖不下去，投资人也跑了。金门很多盖到一半的烂尾楼啦。”看着卷土重来的炒地皮风潮，在金门生活大半辈子的庄西进感慨着土地游戏的虚幻，以及对人心的伤害。
“这个‘工具性’（指小三通）的政策，依旧没有把金门的定位思考清楚。光是离岛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人从来都没来过金门，你就知道政府对离岛的规划想像是怎样了。”
如今金门四处可见兴建中的房舍，“往西北角的慈湖过去那一带，以前整片都是农田，现在到处都在盖农舍，包工手上案子多到我们之前想找人修一下老房子的窗户，结果没有人有空，都觉得你这案子太小他们根本懒得赚。”王苓苦笑着说。
土地炒作的热度与“小三通”对金门带来的实质效益，成了一热一冷的对比，“‘小三通’对当地人根本没有帮助，只有对一些开店做生意的有用。这些中国游客来了顶多停一晚，明天就整团拉去台湾，在金门也不过就是逛碉堡、逛名产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谈起“小三通”，洪笃钦分析，2003年两岸直航后，“小三通”的往来人次也从过去每年三位数比例成长，掉到2005年开始仅有两位数成长，2012年以后更出现负成长。换句话说，当“转运”或“跳版”的功能被取代后，金门的吸引力恐怕也难以维持。若只想靠着“小三通”来维系观光命脉，这样的发展终究难长远走下去。
“不论称为‘先行先试’或者‘实验基地’，它的位置让还没准备好跟中国交流的台湾，有一个跳板。对台湾来说，拿金门做试验，交流好了，在扩大开放；交流不好，也不过就局限在金门上头。”曾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担任陆委会主委机要秘书的邱垂正说，“只是这个‘工具性’的政策，依旧没有把金门的定位思考清楚。光是离岛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人从来都没来过金门，你就知道政府对离岛的规划想像是怎样了。”
天空清澄的时刻，从小金门的西岸远眺便能看见厦门一幢幢高楼大厦的身影，对比金门因为长期戒严，因此始终保持那临海渔村的模样，让不少人因此感到寒碜，期待成为厦门那样。城乡差距与对发展的急切，再遇上长期缺乏整体发展的规划，以及仅仅把金门放在“工具性”的使用上，让岛屿始终少了主体性，被邻近的中国牵引着，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