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以来，香港社会渐趋政治化，而“政治化”三字亦渐成建制派与一众权贵最爱用的口号。“不要政治化”、“政治化无好处”，甚至出现政治人物以“不搞政治”为政纲参与政治选举等畸形现象。只要对政治稍有了解，相信都会觉得这些说法可笑、无知，是权贵污名化对手的卑鄙手段。话虽如此，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他们可能真心相信香港人不应搞政治，因为“去政治化”正正是不少权贵的梦想。
何谓“政治”？首先，因为社会是属于大家的，所以政治是“众人之事”。孙中山先生说“政治乃众人之事”，这看法其实充满着西方共和主义色彩。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一字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一看就知道Publica是指公众（Public），而Res的意思，就是“事物”、“事务”或者“财产”。拼起来，“共和”就是“众人之事”、“公有之物”，而公众亦理所当然地有权参与，去决定他们所关心的事务。
第二，因为意见不同，所以政治亦是权力互动制衡。社群中人一多，看法自然分歧，但若大家步调完全脱节，便任何事情都做不了。以交通为例，无论各人喜好为何，我们总不能同时行“左軚”（左驾）和“右軚”（右驾），为了协调，我们总需要一个决策机制。而影响决定的过程，就是意见不同的人之间的权力互动。
第三，因为人非禽兽，所以政治是以“道理”控制“权力”的过程。单纯地以暴力逼使对方就范并非政治；政治中总是充满着游说、辩论、痛陈利害、执道说理。西哲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脑人与野蛮人不同之处，正在于希腊政治是以“道理”而非“暴力”解决分歧。这看法无疑过于理想化。然而，当其中一方，或双方都不再讲道理，而纯粹䜣诸力量时，那就只是“打架”而非政治。
权贵眼中只有“管人的”和“被管的”
了解这三点，我们就明白为何权贵们会如此讨厌“政治化”了。首先，在这些权贵眼中，社会并非公有，而是谁有本事，谁就有资格踏在众人头上。你上不来，只是你无眼光无能力，不懂得与有权有钱的人打交道。我辛苦奉承老板打拼得来的权力，你凭什么跟我分享？即使这是你的家，即使这是你的人生，在这些权贵眼中，都不成你参与决定的理由。特区高官好言“管治”而少谈“政治”，因为在他们眼中，社会上只有“管人的”和“被管的”，政治决定上要求共同参与，对他们来说和要求不劳而获分别不大。
第二，在这些权贵眼中，社会亦不存在真正的分歧。因为以他们一众精英的成功人生，高瞻远瞩，当然知道怎样做才是对香港最好。建屋一定要开拓郊野，经济一定要做大做强，发展一定要中港融合，科研一定要设局开职；我既然正确，持异议者就当然都是自私、是搞事。所有决定既有腹稿，“被管的”乖乖接受就好，最多谘询一下，让你发表一下意见，已算非常有诚意。“决定”绝不应因而改变，而反抗的，甚至提出司法覆核以指出他们违法的，肯定都是自私自利的人，立心阻碍香港发展。
有权足可决定一切，道理只是陪衬
第三，在这些权贵眼中，“讲道理”大概只是“有权者”之间的事。反正一如校委李先生的名言：“权在我手，先礼后兵”。要跟我讲道理，也得先看看自己有多少实力。既然我大权在握，你又怎都奈何不了我，那讲道理亦只是门面工夫，可省则省。于是政府不发牌给香港电视，可以不作解释；校委会反常地否决副校任命，可以不提理据，甚至答应了的民主普选，都可以随时指鹿为马，换来假货。于是公民社会与权贵间，来来回回质询答问：如此种种不合理的做法，到底有何道理可言？答覆都只是一句：“咁决定权喺我度啊嘛”（决定权在我手啊）。有“权”足可决定一切，“道理”只是陪衬。
对，无实力支撑的“道理”，总是如斯软弱。当大权在握的权贵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正确、管治权亦是他们应得的时候，他们的确会讨厌任何政治互动，一切只要按他们的意思行事就好。而面对压迫，有人选择明哲保身、视而不见，有人选择接受“现实”、心甘命抵，亦有人选择早早投诚、分一杯羹。然而，当我们之中仍然有人觉得香港是我们“公有之事”、觉得应该正视分歧，而非权倾一切，觉得“决定”总得有理由支持，那面对着恃力不讲理的权贵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为自己“充权”。发声、讨论、集会、组织、行动，一步一步为自己建立实力。唯有实力在手，权贵才会愿意互动，才会愿意讲理，才有可能守住属于众人的香港。
政治以外，只有奴隶
而这时候，权贵发声了：你们不要将问题政治化，我们不搞政治。对，独裁之下无政治；对，我们的确将很多问题重新“政治化”；因为在这些权贵的铁靴之下，政治以外，只有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