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凌晨5点多，天还没亮，作家寇延丁就出门了，深秋的山东泰山不到10摄氏度，浓雾中能见度不过几米，但天气并没有减损她的兴奋，即使后来下起冷飕飕的小雨来也没有，她在山间公路一路小跑，这是她期待已久的日子。
这一天，50岁的寇延丁用14小时跑了72公里，89641步。
同一个时间，在香港麦理浩径，她久违的队友们正在参加一年一度的乐施会毅行。这条风景壮阔、支援系统成熟的毅行线路上，有她熟悉的山海之间的热闹。因为“政治原因”两度缺席香港毅行的遗憾——去年11月毅行时，她正被关押在秘密地点夜以继日地审讯，今年她仍被定义为“犯罪嫌疑人”不得出境；寇延丁今年决定在千里之外的泰山“同步毅行”，1个人，100公里。
本文发稿时，寇延丁正在进行最后的28公里。“还是有点累，脚丫子都变形了。”她对在不同路段为她鼓劲的朋友说。
公益作家的地狱之旅
在中国的公益NGO界，很多人叫寇延丁“扣子姐姐”。她说话不多，做事不少，常年关注残障人士的救助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2008年四川地震后，她在青川设立的关注因地震致残人士的NGO，是7年来极少数持续坚持下来的民间公益组织。她同时也以研究和记录公民社会为主题写作，她写的《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和《可操作的民主》被视为了解大陆公益生态的入门书。
从2012年开始，寇延丁将目光从大陆转向香港与台湾，希望通过写作梳理台港公民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并促进中港台公民社会建设者的交流。她对“中国往何处去”这类命题不感兴趣，但执着于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精神”。
转向台港经验，原本是问题意识的自然发展，却没想到撞上了突变的政治时局。
2014年9月下旬，台湾“太阳花学运”余波方定、香港“占领中环”蓄势待发，寇延丁恰巧在这时在台湾协助组织了一次两岸三地行动者的培训。培训以“非暴力不合作”理念为核心，寇延丁则将之理解为“寻求共识的技术”。
这在台港早已是街知巷闻的理念，甚至常被更激进的行动者认为太过温和，但对北京当局来说，敏感的时间、敏感的内容，共同触发了空前敏感的神经。
2014年10月10日中午，和往常一样，寇延丁从台湾途经香港回到北京，当晚10点半，她搭上K617次火车前往山西省五台山，准备拉练，备战将要开始的香港毅行。11点多，火车即将驶出北京，卧铺上的寇延丁被火车乘警推醒，刺眼的手电筒光打在脸上。
来人问她：“寇延丁是你吗？”她答是。来人说：“别睡了，穿上衣服起来，跟我们走。”
“就这么简单，承认寇延丁是我，就被抓了。”寇延丁回忆道。她被两个高壮乘警一前一后夹在中间，在窄窄的卧铺车厢里走得跌跌撞撞。
火车临时停靠在一个叫“白涧”的小站。北方初秋的深夜，寒意已重，月台上，寇延丁站在两个警察中间被拍照，她被命令抬起头、睁开眼睛、头向左偏、头向右偏……她记得单反相机的闪光灯一张又一张，有领导模样的人指示多拍几张“确保发出的照片清晰”。
K617次在“白涧”停了很久。安静的月台上没有“临时停车”的广播，车厢里是黑的，站台也没有灯火通明。被警察拥进车站派出所时，寇延丁回头看一眼月台上的列车，“这趟车通向天堂，而我，去往地狱。”她回忆时说。
那128天，“比死恐怖一万倍”
与她同往五台山的朋友也被带下车押回北京，外界因此得知寇延丁被抓，但这之后她就消失了。整整128天，这位交游广阔的公益人杳无音信，家人朋友无一收到警方的通知。
那128天，“比死恐怖一万倍”，寇延丁说。
她至今无法向任何人完整述说那段经历，“我不知道一旦开始（述说），自己会变成怎样。”
寇延丁清楚记得那个她至今不知道在哪里的囚室的样子：宾馆标间式的房间经过全面改造，房间里到处是摄像头，内墙从地板起高至两米左右全部裹着厚约寸许的宝丽龙泡沫板。床头、床体、椅子、审讯专用的写字台也被严密包上，显然是为了防止囚徒撞墙自杀，但也不可能有机会撞上去，她身体一米之内永远都两个年轻的守卫，每两小时轮班一次，24小时无休。
审讯的内容从她的家庭和童年开始，一直问到公益行动、机构工作、写作出版，以及寇延丁所有的交往合作关系，反反复复、事无巨细。
“原来我遇过的难、遇过的很多东西，和那个绝顶的大恐惧一比全不是事儿。”寇延丁说，“现在想想我都挺佩服自己没疯，在那个极端恐惧到临界点上，你就知道疯与不疯是可以选择的，在面对和不面对之间，你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那一个。”
在寇延丁前后被抓的与那次台湾之行相关的人接近10位，其中不乏大陆公益、文化领域的知名人士。一直到占领运动在香港落幕，被牵连的人才陆陆续续回家。
2014年12月24日，寇延丁被调换了监房，审讯关押的严酷程度稍减。直到2015年春节前夕的2月14日，寇延丁才突然被送回老家泰安“取保候审”。
又一个128天，以行走救赎自由
然而获释并不意味着自由。寇延丁与所有因政治原因被抓了又放的人一样， “取保候审”的她仍是一名“犯罪嫌疑人”，需要“随传随到”。
一个被宝丽龙泡沫包裹的小牢笼，换成一个更大的、边界模糊的牢笼。如果有朋友来访，寇延丁当天就会接到国保（注：负责保卫国内安全的警察）的电话，要找她“聊聊”；如果她和家人在房间里谈了什么话题，过几天国保就会来找她就同一个话题“谈心”；她想要去其他城市，国保要求她提交申请，列明什么原因、要去哪里、要见谁，结果却是不予批准。
刚开始时，寇延丁以对外宣称“闭关”的方式表现对警方的配合姿态，但在警方正式拒绝她去五台山拉练以及到香港毅行的要求后，寇延丁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打破封锁——行走。
2015年10月10日，在K617次火车被带走的一年之后，寇延丁宣布开始一场“128天耐力行走”：每天或走或跑或轮滑，走进她居住地旁边的泰山，做不低于10公里的山地运动，持续128天——从“被抓纪念日”走到取保候审期满的2月14日“获释纪念日”，并且每天在朋友圈里做图文直播。
寇延丁对这个行动的定位十分明确：“我就是要争取自由，用我一如既往的温和建设者的方式。”这在她自己看来再巧妙不过，既满足她此刻对安全对需求、符合她对警方呈现的姿态，又与她一向的自我认同相一致。
与“温和”的定位相适应，寇延丁不直接违反警察的禁令，不对外控诉警方的种种威胁和控制，不直接表达对自由的诉求，甚至不会正面阐释她的独走与争取自由之间的联系——她绝不想给警察一点点把柄。
她埋下与“自由”相关的暗语，比如第一天她走了50公里，她说最后25公里是为去年几乎同时被捕的郭玉闪走的，她说在朋友们被抓和被释放的日子，都将走更远的路程；她穿上去年香港“毅行者”的队服，提醒人们，自己是“因故缺席”毅行者行走活动……但暗语太隐晦，除了寇延丁自己，注意到的人寥寥。
这场行走，除了公共目的之外，对她个人而言，还在于拯救自己。
这场堂吉诃德式的行动，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即使在公益组织的小圈子，除了私下表达的感动和支持之外，也很难收获关注。近几年公益机构被普遍打压带来的寒蝉效应，一点没有要被打破的迹象。
但这并不影响寇延丁的情绪，这场行走，除了公共目的之外，对她个人而言，还在于拯救自己。
在去年的长时间单独关押和高压审讯中，寇延丁遇上了前所未有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崩溃。“就好像拿针把一个气球戳破了一样。”寇延丁说，她连日卧床不起，走路是飘的，要用劲才能把自己稳住，一个感冒要四五十天才能好。
“咳嗽的时候，两肋刺痛，痛到什么程度呢，每当要咳嗽的时候，我就这样：”寇延丁示范着，她走向一面墙，双手撑着墙，弓起腰，低下头，“把人完全放松下来，然后开始咳。”她说，“我从来没有碎得那么彻底，发现自己是垮了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向内的。”寇延丁坦言，那段时间，她在修整自家院落时，曾有过强烈的用电锯挥向自己手臂的冲动。
寇延丁强撑着接待过一两拨来看她的朋友，但当知道自己视作闺蜜的好友高天来访的消息，她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无论他跟谁一起来，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很糟糕。
高天听到了寇延丁的倾诉，但同样无力，“她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我只能尽量地听她说，但她能说出来的还是很有限，她自己还是积压着很多。”
寇延丁的状态真正好起来，是在下定决心要进行“耐力行走”之后。行动的计划让她的精神进入兴奋状态，她想要测试自己“还中不中用”。当成功走下第一天的50公里，一周后又跑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半程马拉松，寇延丁雀跃着对朋友说：“我现在高兴得就像一个偷到瓜的孩子，然后看瓜的老头还没撵着我！”
“无可救药的温和建设者”
2014年11月初，寇延丁在秘密囚室里签下的“指定地点监视居住”通知书上，写着“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她坦言从未想到过自己能配上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罪名。就连警察在审讯时都问她：“你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城下岗女工，是怎么跟这些著名人物、跟这些大事件连在一起的？”
1965年出生的寇延丁高中毕业后曾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服役，1985年退役后回到泰安，辗转在多个体制内基层企事业单位工作过。当时的她，对体制的规训照单全收：“我不仅仅是信那一套东西，我就是那一套东西。”
尽管已在单位里见过不少国企改革中假公济私的乱象，但寇延丁说自己反应迟钝。那个她所相信的世界第一次给她真正的打击是在1996年。她发现自己所在的纸箱厂的厂长伪造发票，她向上级单位举报，不料厂长没有告倒，自己反被下岗了。祸不单行，寇延丁苦心经营的婚姻也在这时破裂。
一个小城里的下岗离婚女人，还带着一个孩子，生活的艰难不足为外人道。寇延丁不否认自己经历过许多创伤，“但很多东西都被我自己覆盖掉了。”她说。
警察抓捕寇延丁后到她家里搜查，抄走了两百多本日记本，“我写日记不是为了记住，恰恰是为了忘记。”记录，然后忘记、覆盖是她处理伤痛的方法，沿用至今。
幸运的，寇延丁心思活络，学一样成一样，她做过时装设计师、活动策划、电视台编导，加上给各地的报刊杂志投稿写散文或纪实文章，竟能比往日的单位同事还挣多些。
与此同时，由于身边有残障的朋友和亲人，寇延丁越来越多地关注残障人群的保障和服务工作。2001年当她第一次了解到NGO的概念，她感到好奇而兴奋，想弄明白NGO是怎么回事、要怎么做。寇延丁选择用“写一本关于NGO的书”的方式去了解NGO，这就是后来的《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2004年，寇延丁创立“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是大陆首个残障美术家推广机构，正式开始了她的“公益人”生涯。
从2004年到至今，寇延丁在她五花八门的公益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关注——公民自组织，即公民社群的自我民主治理。
以温和建设的姿态寻求与体制的良性互动，这条路径在近年不断碰壁。但寇延丁笑称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温和建设者”，相信在原子化的个体和权力打压之间，总有社会的发育空间。
寇延丁曾在挫折中怀疑过，在中国，即使是进步人士是否真的会用民主的方式生活工作，也在度过困难后，相信“民主的问题都能用更多的民主解决”。她认识到，民主需要公民有意识地学习和练习，而这需要从现在就开始。她观察、研究乡村民主议事的方法，写出《可操作的民主》，又在服务因地震受伤孩子的志愿者组织中进行自治实验，后来通过行走与毅行，希望带动社群参与，抵制体制的阴影，“公民自治”的思路在寇延丁的事业里一脉相承。
她定位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温和建设者”。NGO工作遇上警方的严重骚扰，她会主动前往沟通，软硬兼施，一方面介绍自己的工作，表明没有“危险”意图，同时也会对警察撂狠话：“你只要让我把这件事做得下去，我怎么着都可以委屈求全，你要是让我做不下去，非得让我碎个瓶子踢个响的话，我让它全世界都是玻璃碴子！”她叫警察作“警察叔叔”，承认自己会在“恶法亦法”的框架下行事，但坚持这依然是“不服从”的，她说：“我是根本地无视他们。”
以温和建设的姿态寻求与体制的良性互动，这条路径在近年不断碰壁。但寇延丁笑称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温和建设者”，相信在原子化的个体和权力打压之间，总有社会的发育空间。“实在不行，我就关起门来朝天过。”寇延丁说，她已经开始实践一种半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己打井、发电、种瓜果蔬菜、泡制酵素，她计划明年实现基本的自给自足，并向其他人推广这种生活样态，她将之视为一种消解权力的方式。
“这是中国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路。”时政评论作家野渡这样评价，“但个体的独立姿态是无法对极权政体的社会控制造成打击的。”
高天则用一个比喻，形容她认识的寇延丁：“想象一个镜头，扣子姐姐走过来说：‘我们一起走吧’，有人会回答：‘你自己玩去吧。’有人会说：‘好啊。’你可以不理她，也可以试试跟她一起走一段，如果你可以跟得上的话，还可以跟她聊聊天，也有人会走到她前面去，无论是哪一种，扣子都会坦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