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又是一年毅行时。中国著名公益人、作家、也是资深户外行山客寇延丁女士在过去两年曾深度访问港台两地公民社会，并以毅行为切入点，写下《走》、《走着》这两本全景式观察报告。由今天开始，端传媒将取精华篇章连载，以飨读者。首篇是作家笑蜀先生为《走》、《走着》系列写就的导读。）
寇延丁，作家，职业公益人。因为她的一本名叫《可操作的民主》的书，这两个身份已经广为人知了。但她还有一个并非广为人知的身份，那就是“毅行人”。《走着》就是她从“毅行人”的角度，对“毅行”所作的全景式观察报告。差不多一年多以前，我就得有先睹之快，读完了全书。按照正常的出版流程，它早该摆到各大书店的柜台上。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说白了即内地时局不断收缩的原因，这书千呼万唤出不来，最后只能用网络连载的形式跟读者见面。
所谓“毅行”，简单地说即是香港乐施会牵头的一个化缘活动，跟当年武训沿街化缘没什么本质分别。不同的是它不靠磕头化缘，而是靠“走”，这便是寇延丁书名的得来。另一个不同的是，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公民的集体行为，是很多公民个人和很多公民组织包括政府官员和现役军人自愿加入的集体行动。化缘所得，全部用于公益即用于香港弱势族群与亚洲、非洲扶贫。
照此说来，寇延丁的《走着》，应该不至于敏感。毕竟连历史上一度敏感的武训早都平反了，“毅行”无非是武训的现代版或者说集体版，无非所谓救困扶危，属于纯粹公益，又何至于扯上敏感的时局，迟迟不得出版？但问题恰恰在于，它就是“被敏感了”，不仅书敏感，人更敏感，即作为职业公益人的作者寇延丁更敏感，有段时间整个都人间蒸发了，后来据说放了出来，但直到今天，任何公共活动都没有她的身影。
所有这些，无疑给《走着》这本原本普普通通的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如何解读这神秘？透过这神秘，能捕捉到当今中国时局的什么信号？这才是笔者所最感兴趣的。
公民自治与权力中央
解读神秘，且从书的主题即“毅行”本身入手。
《走着》看起来不像高头讲章，而是一本故事书，讲的都是“毅行”的故事。部分因为故事本身的精彩，部分因为寇延丁实在是讲故事的高手，“毅行”故事在她笔下，那叫一个活色生香。但它绝不是演义，它的所有演绎，都有强大的事实支撑，可称典型的非虚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的所有故事，讲的其实都不是故事，而都是理，或者说义理。这即是说，它不是讲述而是论述，只不过用讲述的方式来论述。它的所有故事最终都有一个指向，即都指向义理。
什么义理？关于公民生活的义与理，尤其关于公民集体行动的义与理。这些义与理千头万绪，归结起来无非两个字：自治。
在我眼里，“毅行”就是自治的标本。它最早是啹喀兵初创，虽有公益筹款功能，但主要属于驻军军训。1986年啹喀兵与乐施会合办，开放市民参与，即导致“毅行”性质的变化，公民自治的因素开始渗入。1997年香港回归，英军撤离，合办时期终结，乐施会开始独家承办，这是“毅行”的根本转折点，即开始转向完全的自治。每届活动，从头到尾，都是典型的公民自组织。
一定意义上说，“毅行”也是公民庆典，而且是大规模庆典，规模大到如2010年有一千多支队伍参加。大规模庆典内地不少见，如奥运会、亚运会等等，它们最大特点，其一是官方性即政府主导，其二是巨大能耗，即要消耗大量成本，而所有成本都是民脂民膏。但人民并不在场，只有权贵在场，实际是用纳税人的血汗喂养权贵的盛筵。在所有这些节点上，都跟作为公民庆典的“毅行”形成鲜明对比。“毅行”不仅权力退场，人民在场，属于人民的狂欢；而且是典型的低能耗，即对公共资源消耗最低，社会效益却最大，公益角度的投入产出比最高。
两种庆典的对比，实际是两种社会治理模式之比：公民自治即自由人联合治理模式与权力中央帝国模式之比。孰优孰劣，显而易见。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近两年来，公民社会为什么在内地遭遇严酷打压。这不仅因为权力斗争导致的高度社会紧张，更因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反扑，更意味着全能政府的回潮。其根本意图，在于遏制30年改革开放即30年自由化进程中，越来越壮大的公民社会，遏制以公民自组织为特色的自治社会。
润物细无声的进逼
权力主导的中央帝国，实际是权力对社会的全面占领、全面征服、全面控制，归根结底是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殖民。这种中央帝国也可称国中之国，实际是独立社会之外、凌驾社会之上、有自己特殊意志与特殊利益的巨大黑洞，以不断吞噬社会为生存前提。道理因而再简单不过，只要是自治，就是对权力殖民的反抗，就是对全能政府的狙击，就是对权力中央帝国模式的挑战。二者绝难兼容。自治社会愈是崛起，权力中央帝国对自治社会的疑忌甚至敌视就愈是难以化解，二者的矛盾与冲突就愈是不可调和。
不能不承认，当下中国权力依然强悍，拥有甚至垄断了最大限度的公共资源，地毯式地控制了整个社会。暴风骤雨般的夺权斗争在中国并不现实，并不构成对权力中央帝国的任何实质威胁。但是润物细无声的分权自治，却越来越逼得权力在过去30年中不断地步步后退。所以当下中国的政治主题，并非夺权与反夺权，而是自治与反自治、分权与反分权。权力被一步步逼到墙角，被一步步逼向它本来只应该有的限度之内。但它不甘心，它习惯了好日子，而它的好日子，当然是指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没有任何限度的时代。它不甘心那个时代画上句话，要集结一切力量反扑。
中国公民社会不会退缩
这就注定了中国公民社会、包括寇延丁在内的公民社会领军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但这命运既然是注定的，也就是无可回避的；既然没有选择，那就只能面对。我坚信中国公民社会不会退缩，寇延丁等公民社会领军人物不会退缩。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毅行”，即社会政治层面的“毅行”，或者说，是我们民族的“出埃及记”。我们民族没有个人意义上的摩西，但一定会有集体意义上的摩西，这集体意义上的摩西就是整个的公民社会，以及他们的领军人物。当下中国最需要公民“毅行”，因为唯有这坚韧的“毅行”，才能把我们民族真正带出权力中央帝国的无边黑洞。
也就因此，我愿意为寇延丁的书写下这篇文字，这也可以算作我的自勉。
（笑蜀，中国资深传媒人、公共知识分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