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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山:“德国现象”对香港房策的教训

有说,谈房屋政策,必先要讨论“安居”或是“置业”,认为“安居”不一定要“置业”,德国就是很好的例子云云。

刊登于 2015-11-05

图一。资料年份如下:美国,2010;丹麦、爱尔兰、希腊,2009;芬兰、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2008;比利时、法国、英国,2007;澳洲、加拿大、葡萄牙,2006;德国、意大利、2002。图:端传媒设计部
图一。资料年份如下:美国,2010;丹麦、爱尔兰、希腊,2009;芬兰、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2008;比利时、法国、英国,2007;澳洲、加拿大、葡萄牙,2006;德国、意大利、2002。

很多时候,德国会被认为是一个住屋天堂,“置业”比例低(只有40%左右,在欧美最低的水平;图一),租住的比例高,更重要的是,租金和楼价升幅不大,维持相对平稳的状态(图二)。不少论者都着眼德国的租务安排,要较多的政府管制,认为这就是租金升幅温和的秘密良方;也有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独有的文化,而只有德国人想通了住房是“安居”而非“投资”。 有说,谈房屋政策,必先要讨论“安居”或是“置业”,认为“安居”不一定要“置业”,德国就是很好的例子云云。于是,根据这个推论,只要政府大规模兴建多点租住的公屋,使再多的人住在租住的公屋里,就“一天光晒”(形势豁然好转)。

图二。图:端传媒设计部
图二。

先不说公屋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福利开支,要支撑现有的体制,已有一定的难度,从德国的例子引申到加大居住公屋的比例,更是引喻失义,因为德国的租住单位,是以私营为主。不过,这个“德国现象”,有其值得探讨的现象。试想想,如果收租要极多的限制,楼价升幅也不多,从资金回报的角度,资金进入发展楼房就会减少,长远减低供应,使租金楼价回升到均衡点。为什么德国可以一方面发展楼房的回报低,一方面又可以供大于求呢?答案肯定不单单是租务管制,尤其是德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以私人市场为主导。

减低规划限制 增加土地供应

笔者认为,要探讨这个问题,必须要从发展成本和土地供应入手。发展成本,和政府发展和规划条例,息息相关,例如英国的条例,就较德国繁复,而德国的相关条例,更以地方政策为依归。地方政策较鼓励发展,就可以减低发展的成本。相反,无论是英国或是香港,相关的条例只会愈来愈严谨,虽然更顾及社会其他不同的范畴,但供应就无可避免地减少。除了规划条例宽松、发展成本较低,土地供应较多,尤其是东西德合并后,在柏林等地,土地供应出现供大于求,使租金和地价一直跑输世界其他各地。

当土地房屋供应大,租金和楼房价格自然难以上升,房价不上升,买房的意欲就会减低;事实上,房屋既是必需品,也是一项重要投资,故有一个说法:当房价上升,就愈多人买楼,怕上不了车;相反,当房价下跌,却没有人问津,楼房需求纵使不变,没有人愿吃眼前亏,纷纷持观望态度。价升追入,价跌反不买,既是人性投资的盲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的楼价愈平就愈没有人买。

从“德国现象”的教训,要使租金楼价升幅放缓,必先要减低规划限制,也要增加土地供应。

累计多年的推地不够,和规划失误,使香港陷入三重困境,即是:政府能用的土地储备低,大量造“新地”几乎没有可能,“新地”变“熟地”(注)的过程漫长,和普遍市民不相信政府没有能力造地的事实。

归根究柢,本港房屋问题源于深层次矛盾,新土地供应不足、旧楼重建、开发郊野公园土地或移山填海又遇上不同方面阻力。找不到新地,变不到熟地,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很多市民根本不相信政府没有地。

这一方面反映了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凸显了政府的两难:如果标榜政府不够土地,只会使市民更加恐慌性入市,推高楼价;但是如果政府大派定心丸,告诉市民未来供应无限,只会使找新地和造新地时的难度增加,因为市民会说,政府一方面说够地,一方面又要大块大块地造新地。造新地必然会影响某部分人,如果社会没有造地必要的共识,在政治上的推动便更难了。

一名男子在地产铺门前走过。 摄:林亦非/端传媒
一名男子在地产铺门前走过。

中长期土地供应断层或出现

笔者对未来香港短中长的房屋供应都是较担心的,尤其是中长远的供应。所谓的短,是3至5年,中期是5至10年,长期是10年之后的。如果细看政府现时的计划,中长期的造地计划,阻力相当大,稍有差池,甚至可能造成中长期的土地供应断层。

不过,笔者最担心的,不是未来3至5年的供应量(短期),而是5至10年(中期)之后的供应量可能会更低,甚至出现楼市供应断层。未来几年的落成量,可以从现时的施工量看到,而未来几年的施工量,就可以从过去几年的卖地量看到;因为,随着未来港铁物业供应无几,而私人改用途申请几乎停顿,未来落成和施工,都要靠卖地表中所卖出的“熟地”(或可快速改划的“生地”)。由于之前十年造“新地”几乎停止,政府所剩的储备不多,能放进卖地表的都已经放进去,甚至不能放进去的都“勉强”放进去(包括那些还未改划用途的,或未好好作整体规划的政府用地和绿化地带,引起了不少城规会中的争议和司法覆核);可以预期,当卖地表中的存货在未来几年内耗尽后,就要靠中期的新造土地,如洪水桥新区等。而如果这些新发展区有延迟的话,中期供应断层就随时可能出现,又或者到时候,发展商手上的农地便更奇货可居,和政府的补地价谈判也更有优势。

不过,单从基本的供求关系,楼市有其有利的基本因素,但不等于楼价永远不跌。事实上,香港受着外围的影响,由于联系汇率的缘故,货币和信贷升跌的波幅,相对于整体经济生产,比例相当高。这几个情况,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一、香港的基础货币,在2008年底开始,短短一年,由三千多亿,猛增至超过一万多亿,翻了几翻,然后在2012年底,和2014年底,分别都再有轻微升幅,2015年头,基础货币已经接近14000亿;二、香港银行的总资产,由2008年底10.7万亿,大幅增长到2015年头的19万亿,超过80%的增幅,远远跑赢了香港GDP和平均工资增长。

土地供不应求这个局面,看来会伴随香港一段不短的时间,要看社会能否认清其中的土地短缺的严峻性。不过,信贷和货币的周期,和楼市关系密切,当周期逆转,价格亦可以背道而驰。金融海啸的威力,就在于其“去杠杆化”的效果,使全球信贷萎缩,创造了所谓的信贷黑洞,使资产贬值。香港房屋土地问题,不一定是价格上升才会出现,笔者的忧虑是,当下次信贷周期逆转,价格下跌,而土地房屋却仍然供应不足,基层的生活就可能更艰苦,整体社会的代价可能会更大。

(黄元山,中文大学全球政经硕士客席讲师)

注:“熟地”即已经规划作住宅用途的土地、土地已完成收回、 清拆及地盘平整、并附有适当基建设施的土地。“生地”则指未形成建设用地条件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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