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2日，A股从5166点开始滑落。在这个夏天开始的时候，中国的牛市戛然而止。8月11日中国央行大幅调降人民币汇率1.9%，迎来人民币10年来最大贬值幅度。在这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A股市场面对政府救市失败再次加速下跌，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集体动荡。这个高潮迭起的夏天，再次将全球目光从希腊债务危机拉回中国经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经历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的艰难转型。这次转型似乎比预料中更加跌宕起伏、难以捉摸。
虽然其他国家似乎已经逐渐接受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放缓，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股市剧烈震荡和人民币大幅贬值，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再一次蔓延。而且这一次的担忧与质疑直截了当地指向决策制定者的能力，甚至是他们继续推动改革的决心。那么，股市暴跌究竟是中国经济陷入危机的前兆还是迟到了很久的必要调整？股市和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究竟应不应该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干预？中国经济的海外观察家们展开隔空辩论。
“股市下跌本来不太值得担心”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首先批评中国政府试图控制股市，并“选择用自己的可信度来打赌”。他认为，中国股市本身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因为其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并不紧密。但是政府力挺股市上涨的举动表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克鲁格曼显然更加担心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如年轻劳动力减少、家庭收入萎缩等。同时，他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目前正在进入投资回报率快速递减的时期，如果投资减少，同时消费不能快速增加，那该怎么办？
总需求减少的影响可能还需要逐渐显现，但是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更加迫在眉睫的风险──大量使用借贷资金购买股票的保证金交易是此轮牛市的唯一推动力。而实际上，政府的松懈监管和救市行为已经将股票市场的波动引入了“被很多中国人视为稳定和安全的终极所在──银行系统”。这对于以银行系统为核心的中国金融体系来说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显然都来自于决策制定者对经济增长的痴迷。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但是股市疯涨却可以给“一系列因GDP增长放缓而产生的问题带来表面的解决方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因高估值变得好看，股价上涨也充实了部分投资者的钱包。但是决策者明显在拖延深化改革的时间以“显示他们仍然具有无所不能的魔力”，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FT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将这种担忧分析得更为透澈。与克鲁格曼和黄亚生的观点一致，沃尔夫认为中国股市的下跌并不怎么值得担心。但是，“真正值得担忧的是，中国当局明显连一次股市泡沫破裂都没有能力很好地应对”，而且显然是出于对实体经济的担忧才会押上庞大资源去阻止股市的进一步下跌。这也就更加令人质疑其推动经济转型的能力和意愿，毕竟“过去七年里所尝试的权宜之计已使困境变得更加麻烦”。
“担心全面衰退是杞人忧天”
越陷越深的困境不仅是指制造业和建筑业积累的巨大过剩产能，当然还有银行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积累的大量不良贷款。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就认为，中国政府面对的事情过于复杂，因为他们一下子想要的太多──实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解决房地产市场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甚至还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还只是经济方面。面对如此多的政策目标同时推进经济转型，决策者难免思维混乱。但是，他明确表明“担心中国爆发全面衰退是杞人忧天”，因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已经开始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同时就业趋势和城镇化战略前景良好。罗奇同样也不担心决策制定者推动改革的意愿，但他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与罗奇一样乐观的还有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他直接反驳了中国经济将要硬着陆的论调。拉迪引用了中国政府报告中的数据来支持他的看法：中国工资增长率每年能达到10%，创造非农就业岗位达到新高，同时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都在大幅增加。并且，服务业已经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他认为这可以部分回应那些以发电量和耗钢量等数据质疑中国官方经济数据的经济学家。拉迪认为，中国目前只是在经历对股市迟来已久的调整──这正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而且是决策者有意让市场决定的结果。
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法兰科（Jeffry Frankel）也认为，人们常用单向思维看待中国经济颓势──“政府没有让市场运转起来”，但是这次不应该将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归咎于政府干预。他认为，中国央行的本意是增加市场对汇率的影响以统一在岸和离岸市场，而不是发动所谓的“货币战争”。同样证监会在这一轮牛市的后六个月采取了反周期宏观审慎政策抑制股价攀升，如两次提高保证金要求和扩大融券标的数量以方便卖空。但是，法兰科也没有否认，这轮股市的反常暴涨是受到保证金交易和去年11月开始的货币宽松的推高。
那么决策者是在为之前的决策失误买单吗？恐怕是的。而且，他们还在继续犯错。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甚至将中国央行8月的汇率调整称为教科书式的错误。接近2%的贬值幅度，一方面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外贸企业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则违反了汇率管理的黄金法则──没有创造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反而刺激了继续贬值的预期。道理很简单，如果投资者预期人民币还会继续贬值，那么这显然会加速资本外逃。但是一次性大幅贬值会明显降低这种风险──只有在投资者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希望购买人民币资产以期人民币上涨时，资本才会重新流入。这才是中国经济目前所需要的调整。
决策者能否控制经济转型？
看起来，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担忧还是源自对政策的不确定和对决策制定者同时应对多重政策目标能力的质疑。这样的担忧似乎对世界各国政府来说都是一样的，中国并不特殊。如果正如拉迪说的，这个夏天中国经济的波动是因为决策者有意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不论是股市中的保证金交易还是汇率机制的改革，可能是最善意的一种猜测。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决策者已经对中国经济转型失去控制──那么我们就不是杞人忧天了。
（韩述，政见团队观察员、内地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