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内地经济持续放缓，即使中央政府连环出招，仍未能将颓势扭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7月公布的《2015年环球经济展望》报告，维持今年4月的预测──2015年内地经济增长只有6.8%，低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设下的经济增长目标7%。但最令人担心的是，IMF预测内地经济于2016年继续转弱至6.3%，反映过去多年内地经济快速增长的故事有颇大可能成为历史。
究竟今年内地经济增长能否达到7%水平？笔者没有水晶球，未能给予读者一个答案。但从官方公布的6月份制造业PMI差于预期来看，“保七”的机会不大。然而，经济增长未能达标不是世界末日，现时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先阻止经济继续放缓，然后才对症下药，解决这几年持续困扰内地经济发展的深层问题。
要解决内地经济放缓，最有效和最快捷的方法是大幅减息，因为减息可以直接减低融资成本，减少借款人利息支出和鼓励消费，而且也可以间接地将人民币汇价的强势压下，以增强内地出口的竞争力。因此，减息对国家来说，绝对是个一石二鸟的方法。
在今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于北京大学一个论坛指出，近年内地经济减速与体制及结构等问题没有太大关系。首先，体制问题早已在2011年前存在。再者，结构失衡例如产能过剩、环保、基建投资回报过低只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只要中央政府适当处理和社会更能了解问题的真相，以上所谓体制或结构问题是不会为内地的中长期经济增长造成障碍。林毅夫相信这几年的经济放缓是周期性多于结构性和体制性的。
林毅夫提出的要点值得思考，内地经济放缓是周期性或结构性（或制度性）绝对影响中央政府采取何种措施去支持经济健康发展。假若读者聚焦近年环球经济表现，不难看见几个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均展示大量经济问题，尤其是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总是挥之不去，致区内的经济表现持续低迷。在这形势下，一向倚重出口来推动内地经济的力量已逐渐消失。
2005年的汇改也为内地出口造成困惑。2005年7月21日汇改正式宣布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过提升2%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自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慢慢地转强。在2014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更升至接近6算，较汇改前高了27％。
笔者翻查内地货品出口数据，发现货品出口占国内GDP由2007年的62.1%，急挫至2014年的42%。看来外围因素和汇改均对内地出口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单从疲弱的出口表现来决定内地经济放缓是周期性，笔者没有足够信心作出此结论。
高储蓄率、大量固定投资、贫富悬殊
统计学文献有一金句：“数字不会讲大话”。笔者出身自计量经济学，对数据分析相当熟行。如果大家详细研究以下几个内地经济数据，不难看见内地经济放缓绝对不是周期性这么简单！
首先，内地储蓄率持续高企（见下图）。展示在2006年至2013年内地的储蓄率是约50%，远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这现象其实反映国家在社会保障上做得不够理想，驱使低中收入家庭要透过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高储蓄率压抑普罗大众消费能力。从附图中读者可看到2000年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是47.4%，但在2013年，这比率已跌至36%，反映愈储蓄愈不愿消费。但在同期，内地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高达9.9%，国家收入不断上升，但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却下挫，对进行结构和制度改革的中国来说，这不是讽刺吗？
第二，在过去十多年，中央政府采用大量固定投资推动经济动力。但这策略是难以维持一段长时间的，因为后遗症是投资浪费和资本生产力下降，而更坏的是内地经济不可能长期消化庞大的固定投资，经济始终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窒碍经济增长。
第三，国民收入增加，但收入差距（income disparity）却明显扩大。世界银行于2013年8月发表一份特别研究报告“The Challenge of High Inequality in China”，指出中国社会面对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挑战。在1990年代后期，内地的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只是0.4，但2014年已上升至0.469，反映家庭收入差距恶化。基本经济学告诉我们，收入不均对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产生负面影响，这令内地经济增长面对不少逆风。
以上三个经济数据与制度不善和结构失衡有密切关系，也阻碍内地经济增长。当然其他的深层次问题包括打贪、户籍政策、人口政策、去杠杆、地方债、开放资本帐、人民币国际化、城镇化等均需要小心处理，否则，只会像今年7月中央政府救市，最终要交昂贵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