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稍显平静的中国舆论场，在10月5日被两起事件迅速激活：一是药学家屠呦呦成为首位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二是以美国、日本为首的12个亚太国家的贸易谈判代表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TPP的达成，在中国国内形成了两种看似相反、但深层逻辑存在某种类似性的解读。民族主义的中国“左派”认为，TPP是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新举措，而“右派”在反对仇外和阴谋论的同时，也有人表示，这是中国因不能继续自由化改革、不遵守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不与美国保持和睦关系而遭受的惩罚。更有人警告，美国另起炉灶，“不带中国玩”，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遭遇“滑铁卢”，加剧当前经济减速困境，甚至TPP将取代WTO，让中国“入世”以来享受的全球化红利付诸东流。
这两种观点的共同错误在于，它们都夸大了TPP协议所能释放出来的能量。的确，作为20年来国际上签署的最大规模、且具有全新特征的多边贸易协议，TPP的意义绝不应该低估。但同时，似也不宜将其高估，视其为一个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事件。这是因为，TPP协议的最终内容，以及在各国得到通过的前景，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同时，TPP对于亚太地区的多边经贸安排现状，暂时不会产生革命性、颠覆性的影响。
首先，TPP协议需要得到各国领导人签署和议会的批准，而在谈判期间，TPP就已在各国引发抗议。值得注意的是，TPP在美国面对着方方面面的抵制者，既有主张保护本国就业机会的工会力量，也有反对过度开放本国市场的产业界。TPP在美国的命运关键看明年，而明年将是大选年，敏感问题会变得更敏感。在各国，反对TPP的力量也和反全球化运动结合在了一起，这些都令协议最终能否签署成疑。
其次，TPP的最大“卖点”之一一直是其“高标准、高规格”，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宣称的，TPP将是“历史上标准最高、最具进步意义的贸易协定”。TPP不仅在贸易方面无所不包，对充满争议的农产品、纺织品、服务贸易乃至数据交易都实行自由化，而且要设定投资、环保、劳工等方面的标准。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要实现高标准与高规格，就必然要求各国付出高成本、高代价，可能被视为一种“开放陷阱”，从而遭到抵制。
TPP协议虽签订了，但谈判过程与协议细节仍不为人知，这也是TPP受诟病的原因之一。现在人们并不知道，最终版的“规格”究竟有多高，比如日本在多大程度上开放农产品市场，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开放汽车市场，实行社会主义的越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统一的国企标准，依赖加工出口的马来西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严格的原产地规则等等。亚太并不像欧盟，存在共同的身份认同，各国究竟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上缴”经济主权，存在很大的疑问。如果TPP最终只是一个稍微强化版的FTA，则并不会对现状造成多大冲击。
最后，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安排目前呈现一种“意大利面碗”态势，多种多样的双边、多边、区域性安排相互交错，展现出开放性的演进路径。TPP并不会对其他类型的安排产生排斥效应，只会丰富而不会打破这个“意大利面碗”。TPP本身既是一个演化中的新事物，也将与地区其他经贸自由化安排平行存在，从而不会限制各方的博弈空间。
无疑，TPP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有针对中国之意。对此，无论美国媒体还是政治家都不讳言，如奥巴马所说的“不能让中国书写全球规则”。的确，TPP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在经贸方面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要求。这的确会让中国民族主义者产生戒心。然而他们不应忘记，中国主持筹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习近平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以及在2014年5月亚信峰会上称“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也在让美国对中国产生疑忌。中美两国近年来的这些举措，究竟是谁攻谁守，谁在对抗谁，确实很难剖分清楚，而冲突与合作并存，也是中美关系的常态。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的政策宣示都存在巨大的“留白”。美国从未明言TPP永不接纳中国，中国也表示，对TPP等亚太自由贸易安排持开放态度。在9月习近平访美期间，美国也暗示不再抵制和杯葛亚投行。近年来，中国因自身国力增长而试图更多介入亚太地区治理机构与游戏规则的设置，美国也在从其全球战略出发重塑其亚洲部署。TPP只是两国相互试探、调整中的一个最新步骤，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而远未结束，亚太政经版图的流变仍在演进之中。
目前，中国已经与亚太各国、包括TPP的参与国之间，签署了多类型、多领域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也在顺利推进，若达成，其对中美关系的意义以及对全球的示范意义，也并不低于TPP。所以TPP绝不代表中国从被国际接纳走向被排斥的转折点，更何况，加入TPP也未必不是中国的一个选项。
根本上而言，多边贸易条约不能等同于政治结盟，自由贸易终将使所有人获益，以经济民族主义和零和思维去看待TPP大可不必。尽管TPP若成熟化，确实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出口，但亚太经济走向一体化和繁荣，长远而言仍对中国有利，只是把球踢到了中国这一边，要求中国加快国内的市场化、法治化改革。
TPP的达成，的确代表着奥巴马的一场政治成功，展现了美国领导力，从而在心理效应上迫使中国降低自满心态，增强国内改革的危机感，认真对待如何增进国企效率，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环境与劳工等问题。
但是，以外部压力促改革的效果，并不值得过高期待，尤其是在美欧整体上仍受困于金融危机、中国不必事事师法西方的心态日益膨胀的情况下。中国转型的前景，仍然主要服从于中国的国内逻辑。而这，或许又是TPP的另一个局限性所在。
（刘波，财经媒体人、译者，关注国际、经济、法律、公共政策、历史等领域，译作有克鲁格曼《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