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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政:无力回天的脆弱教授学者

我在香港大学身任讲师时,曾遇上一位的士司机风趣地告诉我,我的月薪还不如他呢。

刊登于 2015-10-11

2015年10月9日,香港大学学生会与多个团体以「坚守院校自主,不容黑手介入」为主题,在港大举行集会。会方称有约4000人参与晚会。摄:卢翊铭/端传媒
2015年10月9日,香港大学学生会与多个团体以「坚守院校自主,不容黑手介入」为主题,在港大举行集会。会方称有约4000人参与晚会。

香港大学副校任命风波,终于演变成校委会与师生之间的信任全面决裂,10月9日,超过4000名师生校友于香港大学集会以示对校委会的不信任与不满,这不但是香港大学立校以来第一次,就连香港高等教育有史以来都未见先例。然而在这众志成城的一夜,一直站在前线的人文学院院长Timothy O’Leary却发出近乎求救的呼声,他向已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呼吁:请不要弃助理教授们于不顾,不要放弃这所百年老校“ Don’t leave these assistant professors alone, don’t abandon this university。”其实这点求救的声音,更需向广大市民发出:不论你身在何职,请救救高等教育,不要让教授学者们孤军作战,不要置捍卫大学自主于不顾。因为若没有社会大众的支持,单靠教授学者,学术界的赤化一定阻止不了。本文我希望阐述教授在现行制度中,其实是多么的脆弱。

对,我们其实很脆弱。“教授”一般让人的印象往往是生活稳定,养尊处优,但其实这只适用于小部分已取得终身教职(tenure)的“副教授”或“正教授”。理论上,除非这些教授严重失德,否则院校不可解雇他们,用意就是要保护学术自由,不让权贵因某些学者的研究做成不便,就逼大学解雇他们。

一失教职,十数年努力尽废

然而,年轻学者在成为“助理教授”之后,不会自动得到终身教职,而要取得终身教职并不容易,他们必须要在六年内,在研究上取得过人成绩,这包括要从政府手上取得研究经费(为部门拿到钱是功绩一件),其间要全职教学,还要兼顾各种行政工作。老实说,一个为tenure作准备的教授要关心社会公义,多做一点,本来就非常困难。其间万一得罪高层,或得罪同事,或因为一些离奇原因无法从政府手上取得研究经费,那基本上就很难获得终身教职了。如果拿不到tenure,结果又如何呢?制度规定,必须离职。突然间,失业了。这些年轻学者为了取得教职,除了大学四年,还得经历六至九年研究院训练,投入资金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家境不好,又拿不到奖学金的,搞不好毕业时还一身债务,其间家人伴侣一直忍受着自己毫无经济能力,就只望自己终有取得教职的一日。试想想这些年轻学者,面对着强权的不公义,想着要发起捍卫“学术自由”、“院校自主”的抗争时,他们能不心生恐惧、投鼠忌器、生怕抗争失败后被秋后算帐吗?一失教职,十数年努力前功尽废,这是非常现实的难处。

而且有些教职员的聘用条件,甚至无“取得终身教职”一项,他们是“合约制讲师”,教学工作量是副教授的一倍,但薪金大概只有副教授的一半。我在香港大学身任讲师时,曾遇上一位的士司机风趣地告诉我,我的月薪还不如他呢。这些讲师每半年续约,收入往往比一个中学教师还不稳定。一个随时可以被开除,又手停口停的人要发起如“罢课罢教”般的抗争,有多困难,可想而知。

终身教职教授亦非无所畏惧

于是,我们可以明白Timothy O’Leary 为什么会呼吁已取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别弃一众助理教授及讲师不顾。因为稍为有条件发起抗争的,除了一向不太愿意出手的大学高层,就只剩下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了。然而,他们亦非无所畏惧,如果一个部门的教授得罪大学高层,或得罪政府,非但该教授在申请研究经费或升迁时可以受到报复,甚至整个部门都可以跟着遭殃。陈文敏事件之所以引起大专教学界如斯恐惧,其一原因就是我们相信,陈文敏虽然无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但却因为无政治打压下属戴耀廷而遭到报复。这种连坐法般的报复可以很容易做成寒蝉效应,就算一位教授自己毋惧打压,不望升职,不担心权贵随时“抽秤”自己小节上的错误,指摘他有违一些不存在的标准,他于情于理亦会担心同事,害怕“累街坊”。因此,即使是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亦非无所畏惧的。

勇气是在恐惧中坚持做正确的事

“惧怕”并不等于“放弃”,毕竟“勇气”不是“无惧”,而是在“恐惧”中,坚持做正确的事。

“教授”,从来是个很脆弱的存在,我们所依仗的,除了自己的良心与勇气,就只有尊重学术自由、院校自主的制度与传统。这些制度与传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攻击,而在前线顶着攻击的教授,相信无一个真的无畏无惧。然而,“惧怕”并不等于“放弃”,毕竟“勇气”不是“无惧”,而是在“恐惧”中,坚持做正确的事。10月6日的静默游行,和10月9日的集会,一众教职员顶住了内心的恐惧走了出来。我相信他们决意捍卫香港大学,以至整个学术界的自主。然而单靠我们一班教授,失败将接近必然。学术界的最后希望,是在社会大众的支持下顶住政权的压力。如果香港的市民大众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在一个学术受权贵操控、学者不敢为是非对错发声、思想言论不再自由的社会中成长,我希望稍为修改O’Leary教授的用字,而向香港市民求救:请不要弃这些教授于不顾,不要放弃这所百年老校,不要放弃我们香港自由的未来。

Don’t leave these professors alone. Don’t abandon this university. Don’t abandon the future of a fre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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