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校委会否决对陈文敏教授的副校任命，无疑是久而不闻其臭的校董制度最荒谬的一章。事件中，在冯敬恩大胆披露校委的荒谬言论后，进入公共视野的，是一大堆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学术界言辞，党报、校委和支持校委的决定者，都拿“论文引用率”、“有没有博士学位”来攻撃陈文敏教授的资历。
在《城市论坛》上，港大教育学院副教授李辉公然以“影响因子”来证明自己学术影响力比陈文敏高出“200倍”；新闻报道香港大学“排名下跌”，电视报道强调大学“博士生比率”和“论文引用数”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舆论之中，往往以量化评量为指标，将“教育”和“资历”简化为google scholar的数字，而漠视了教育真正的意义。
今日的大学争相以论文数量来评断教员，以排名来区分大学，其来有自。早在1990年代，大专教育便出现重大“改革”，教资会将大学视为一间企业，设定各种方法，以“质素保证”之名，评审大学和教员。今天以圣旨姿态进入公众视野的“论文引用率”、“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便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
大学教授之业变成生产论文机器
在大学而言，为了排名爬升，他们要以举校之力“跑数”。为了使大学“国际化”，要争聘外籍教员；为了增强“学术地位”，便设标准，要教员写出刊上顶尖国际期刊的“A级论文”。于是，教授的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已经成为大学评等级的通用语言，这使得他们的教育质素不再受人重视，大学教授之业，也转变成生产论文的机器。然后非英语著作、国际期刊不关心的题目，通通难登大雅之堂，无助教员的事业升等。
为使“研究评审”生效，大学往往将其论文成绩与教席存亡挂钩，于是教员越来越难得到“实任（长期合约）”，使他们在保卫学术自由的战场上缴械、营役在论文游戏之中，其社会责任则难以担当。一如陈文敏教授所言，港大法学院在以法律服务社会的贡献，没有在学术评鉴中反映出来，无助于排名爬升，却是践行大学理念的重要工作。
也许让前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堆以数字堆砌的标准，如今竟然成为政治打压的籍口。由于政治打压不能宣之于口，借用市场化语言，再将之扭曲，便成为最方便的打压手段。校委、李辉之流，利用这些学术界修辞，贬低陈文敏的学术地位，令人仿佛以为，他真的没有当副校长的学术资格。也许真的令人惋叹之处，是堂堂港大法律学院发声明肯定陈教授的资历和工作，非为嘉许其功，却只为了澄清坊间的无谓攻讦。市场化的冲撃加上政治上的直接干预，大学自主之脆弱于焉表露无遗。
在郑国汉执掌岭大之时，我曾这样写道：“殖民地大学体制之下，政府一手透过委任校董操控大学，另一手又控制教资会左右大学方向，如果香港还有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也只不过是『开明专制』下的偶发产物。”理想的自主大学从未出现，在政权不再“自律”的政治环境，师生是大学理念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个背景下，师生开始重提特首为必然校监的制度戕害大学自主的讨论，一场重思大学体制的运动，无可避免。
（邓建华，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