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仔富德楼的电梯缓慢升至12楼。电梯门打开，迎面一条狭窄而短小的走廊，迎接来访者的，是半个人高的立体纸制鲜黄色“加油”二字。纸板稍微压扁，有点皱折，挨着墙壁斜斜地立在地上。
这里是“其后：雨伞运动中的物件”展览。在约400呎的长方形逼仄空间里，挤着25件从2014年雨伞运动中收集的“艺术创作”。
挂在墙上的是仿照香港高速公路上的指示路标，蓝底白字，指着想驶往“抗争路”请往左线，“和平自由民主路”请驶右线。2014年夏天曾在金钟马路上走过的人，对这条“路标”不会陌生。它原本挂在政府总部外天桥上，抬头可见，象征着抗争者乐观的盼望。转眼之间，在狭小的房间里再次相逢，才第一次看清它的纹理：每个字都是以白色胶纸贴成，英文字母如尽是圆滑的转角，必须把胶纸剪成很多小块，贴很多层。
屈尊在斗室的“路标”前面，是三把全黑色的雨伞，作者以白色涂改液写上隶书字样：“人性何在、痛心疾首”。三把雨伞背后就是叮当立板， 人见人爱的机械猫撑起了黄伞还挂上圣诞帽……
如此，占领区内激动、悲伤、可爱三种迥异的气氛在400呎空间冲撞、回荡，挑动回忆。
这个展览来自在占领期间启动的“雨伞运动视觉库存计划”（下称库存计划）；他们高峰时期由逾百名志愿者组成，在运动被清场之前，完整保存了三个占领区共380件艺术作品和1000张海报。运动周年之际，挑选其中50件，在湾仔和旺角两地展出。
在这千余件展品还塞在新蒲岗工业区的一间三百呎小仓库时，我见到这间“记忆小屋”的主人──“雨伞运动视觉库存计划”发起人黄宇轩。
他刚过30岁生日，已经是香港颇受关注的青年城市研究学者和艺术家。以城市研究为经，艺术表达为纬，他雄心勃勃想做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刚刚从英国拿到地理学博士毕业，便遇上壮阔的雨伞运动，他立时全身心投入。
一年以后，坐在咖啡室的落地玻璃前，回忆运动前前后后的日子，这个握着记忆小屋钥匙的人，却陷入了失忆。
“这些对象不在曾经生长出的位置，我们很快会不记得它的故事。你曾经在这些对象里看见什么，也很快会不记得……”他深陷在3天前的宿醉状态，说自己该戒酒了，然后落寞地说：“真想回到当时的状态。”
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有不言自明的“当时”。
占领时：我感到活着
9月25日飞机从英国降落香港机场，黄宇轩带回了博士学位。此时，大专罢课进入第4天。他惊觉，仅仅离开半周的家，已是两个世界。
9月26日晚他跟家人吃饭。11点过后回家开电视，才发现学生已经占领公民广场。他跳上的士赶赴现场。9月28日凌晨一时半，戴耀廷宣布占领中环提早开始。
这一天原本并不意外。自2013年戴耀廷在报章提出要发起占领中环开始，他便曾在杂志写文想象占领中环应有的样子。
那时谁也不知道占中会如何发生，只能由戴的文章延伸，模糊地想象约10000名中年人在中环街头坐上几天，等待警察清场及负上刑责，在电视直播下以道德勇气感召全港市民。
黄宇轩当时在杂志写，他认为占领不只是坐在马路上等被捕，“应为一种释放对都市空间想象的集体创造。”
具体如何做呢？他想象不到，但是签署了参与占领中环的意向书，也自觉准备好负上代价。他提前想到，无论香港的占中怎样发生，希望能和全世界发生对话，于是提前两个月开始准备“占领打气机”的媒介实验项目。
9月28日星期日中午，当人群从四方八面赶到金钟声援因为冲入公民广场被捕的学生，局面逐渐失控，人群冲出马路，很快占领了整个行车路。下午5时58分，警方出动催泪弹，人群四处逃走，又带着口罩回来，然后再也没离开。
这一整个黄昏和晚上，黄宇轩强忍着焦急跟拍挡为“并肩上：占领打气机”作最后测试，在北角消防局外预演。他们建立起网站，让全世界都能在网上发出为香港占领者“打气”的信息。他们借来剧场级数的投影机，每天黄昏更新最新留言，让留言投射在占领区的政府总部外墙。五湖四海、在线线下的支持和行动就这样连结起来。
除了下雨天和机器坏，打气机和黄宇轩的拍挡们，由9月29日晚至12月1日，从不间断。他们收到了超过2万条讯息，来自100多个国家，在全球大小媒体曝光。每天晚上的政总外墙，打气机投影像是一个讯号灯，告诉全世界占领持续中。
打气机背后的香港，也令黄宇轩目瞪口呆。
占领区不只有悲情，金钟、旺角、铜锣湾，它们甚至长成了三个自发而建的小区。马路上帐篷盛开、自修室每天生长、有人在水泥地上种出了花、连侬墙的留言五彩斑斓。参与者以他们所懂得和熟悉的办法为占领区这幅画添上一笔：塞拉利昂模型，自桥上垂下而飘扬的直幡，维持环境清洁的垃圾分类回收站，以挡过催泪气体雨伞砌成的装置，一个个跟黄色、雨伞等关键词有关的手作坊……
“应为一种释放对都市空间想象的集体创造”──黄宇轩每日在占领区游走，惊叹自己学究式的想象竟然变成现实。自发、有机、社群、合作社、城市权……这些书本里艰涩的专有名词，竟都在无心插柳间爆发出来。
没有什么比一场旷日持久的民主占领运动，能给一位新出炉的城市研究博士带来更深刻的洗礼。
他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香港城市史上珍贵的一页。
打气机如常工作的日子，黄宇轩与朋友又迅即成立了“雨伞运动视觉文化库存计划”。他们在网上招募大量成员和义工，组织商讨、培训、分工，在占领期间，以拍照和访问等记录不断涌现的创作品的来龙去脉；在清场前，抢救部分创作免于被丢进堆填区的命运，并希望以实体和网站数码等不同方式，为改变香港的这场占领留下有形和无形的历史证据。
他每天为了打气机和库存计划四出奔走，跟战友席地开会、联络外界争取资源和支持、接受传媒访问，同时还在中文大学教“艺术与政治”课程──他直接把学生带往占领街头，实地讲一课活生生的“艺术与政治”。
他说自己一直想参与社会运动，但是“以前社会运动都有清楚的领导，我不懂在这圈子自处，写文章成了最主要的参与方法”，“但这次占领，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每天创作，跟朋友聚首，直接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
那段时间，他总是顶着一头蓬松的自然鬈发，睡眼半张地匆匆赶到占领区，处理大小事务。“当时每天的生存目标清晰，睁开眼睛最重要的事便是留意占领最新发展，思考如何响应。很疲倦，但又好亢奋。”他说，“占领令我觉得活着。”
2014年11月30日，学联围攻政总的升级行动失败。黄宇轩在金钟整晚跟库存计划的工作。翌日下午跟朋友在茶餐厅碰面，两个29岁的男人哭作一团。
他知道运动已开到荼靡。因此，库存计划的步伐更要加快。12月7日，警方将要清场前的最后一天，当占领者们忙着把两个半月以来的生活打包，当前来拍照留念的人把冷清的占领区重新挤个水泄不通，黄宇轩和超过100人的义工团队，彻夜收集占领区的回忆。
现在回想起占领79天，他说那是自己“头脑最清醒、思考最活跃”的时候，“逃避思考一切坏的后果……觉得一切尽在掌握。”
占领后：“或许最珍贵的，根本不该带走”
占领区清场前，库存计划彻夜抢救艺术创作之后的第二天清晨，黄宇轩收到来自演艺学院的电话，正式聘请他为讲师。“当时我以为自己听错，着他晚点再来电。”2015年初，这位“高龄”学生终于在30岁时变成老师。
黄宇轩中学在皇仁书院修读理科，却意外被书店里随手翻开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文集吸引。他对经济科一窍不通，但张五常描述六十年代以后众多殿堂级经济学家云集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场景深深吸引了他。那些最有学问的脑袋高手过招、刀光剑影的辩论令他着迷不已，对公共知识分子式生活的向往，也在那时埋下种子。
2003年，香港50万人上街反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那一年开学天，明报记者在中学门口随机采访，拉住了未满18岁的黄宇轩，问他的志愿是甚么。他回答：“做个为香港带来普选的政治人。”一年之后，他考上中文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踏上公共知识分子之路的第一步。
2015年8月，黄宇轩带我到他在演艺学院的办公室。在中庭，黄昏的日光照进玻璃天幕，差不多一年前、差不多时间和天气，这里成为被催泪弹呛得眼泪直流的示威者容身之地。
他告诉我这个学期的日程表：星期一至三备课；星期四和六讲课，周末处理学系的其他大小事务。
我们一起坐的士由演艺学院出发往新蒲岗库存计划的仓库。正值下班时间，的士以龟速前进。一小时的车程，黄宇轩忙着查阅过去一天他上课时漏接的电话，未覆的电邮，还有库存计划伙伴们数以百计在Telegram群组的讨论。他给系主任回电话；跟《苹果日报》和路透社记者商讨采访拍摄；跟伙伴打听库存计划在群组争论的来龙去脉。
大学毕业后几乎直升研究院直至博士毕业，他的生活一直自由自在，占领运动，几乎将这种“自由”推向顶点。如今，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日常生活的枷锁。
他说：“占领是一场彻底的解放，无论在什么层面，我都处于精神状态最活跃的时期，生活其实是充实而有生产力的，演讲、写文章、搞打气机和库存计划，都应付得到。解放完结，别人却用这样的标准邀请我做一些事，我已经办不到。”
他以为成为博士之后，可以比过去更专注于马不停蹄写文章、办展览的生活，离公共知识分子和为香港带来普选的梦想愈来愈近。但改变发生得如此迅猛。“刚好有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我毕业时发生，这个城市之后如何，可能我之后也当如何。”他觉得难捱，也感到了更沉重的使命。
金钟夏悫道早已重新通车，城市似乎平静如常，甚至比占领前更平静。2015年七一大游行的参与人数可以作证。主办单位民阵公布约48000人参与，港大和警方的数字在20000人上下争持，是2008年以来最少人参加的七一游行。
雨伞时许下的许多宏愿，实现起来都不那么顺利。
库存计划希望在周年之际办展览，展出约80件创作。一切即将准备就绪之际，展出场地却出了问题，必须要由大场馆移师到两个小场馆：油麻地活化厅和湾仔富德楼，展出对象也不得不减少了三分之一。
团队的义工，从最高峰时的逾百人，到一年后核心成员维持10人左右。日常的工作很琐碎：打理收藏品，做最基础的清洁和维护工作。他们会长时间开会讨论未来如何处理这380件收藏、1000多幅海报。决策是依靠直接民主，大小事情都得经过反复辩论，尽量说服所有人同意。而在最核心的问题上，争论不时发生，很难达成共识：有人希望它们可以活化，投入未来的抗争；有人希望博物馆收藏；也有人希望由这个团队一直保管下去。
对黄宇轩来说，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这是一段属于集体的记忆，却再没有属于集体的空间来摆放、再现它。
“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对象有它自己的复杂性，它的power。我觉得这些东西的价值，在于帮助所有人在未来述说自己的占领故事。”
他想象中的库存计划是个图书馆，而不是物件的拥有者。“我不想垄断它用来说故事的力量。当任何人想用来讲故事，就借给他，那未来便可能有几十、几百个关于雨伞运动的故事，而不是只有我们团队几个人的故事，可能性大得多。我们最多是图书馆馆理员，不是写书的作者。”
但长远而言，要办一个够开放的“占领对象图书馆”让所有市民有需要时能借用，他自问没有所需的资源。有时他想，如果这个展览能吸引一个具备人力、财力、专业知识的机构来接管，或许他的任务便告完成。
采访结束时，我请他从380件物品中挑一件最能代表自己占领时的回忆。他摇摇头，说回忆已经丢了：“那是添美道一个地盘上贴满了便利贴的一排水马。九月廿六晚和翌日早上，我亲眼看见一班穿着校服的中学生说，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写出来、贴在那里。它没什么系统，也没什么艺术理念，就只是剪下、贴上，而且写的东西很简单。贴满了之后，他们担心人们看不到上面的字，就用一层胶包住它。贴满了一层又怕被雨淋湿，又再包一层胶。于是那个水马生长了一层又一层，那是个自然发生的留言板，但是因为水马是属于那个地盘的，我们没有办法把整个水马拿走。”他曾想过买一个新的水马，跟地盘交换，最后还是不可行。
“或许最珍贵的，根本不该带走。”黄宇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