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耀忠，自1985年起当选区议员后，在葵芳选区连任，从无间断。作为一个资深议员，他这样说：“大家也知道，区议会是废（无能）的，区议会做了什么是帮助社区发展？很少。”
现年62岁的梁耀忠，中学成绩不佳，十八岁那年，自己挣钱，只带着一千元以及一张回程机票就赴身法国，希望留学，但准备不足。到了法国以后，他投靠当时《70年代》双周刊这本香港激进革命杂志在巴黎寻找理想的同志。这群在巴黎的《70》分子，个个都爱读书，出口就是理论，梁耀忠开始读他们的书，听他们的争辩，使他第一次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与压迫，资本家对劳动尊严的践踏。
后来他到了英国，做黑工过活，考上A-level，更在利物浦大学半工读。在学其间，又认识了岑建勋与一群关心社会的朋友，受他们薰陶，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回港短暂做过大学研究员，后就任职中学教师。
1975年5月，刘山青、杜成以及一群天主教大专联会的同学，在荃湾一幢六层高的楼宇内租了一个连露台四百余呎的单位做校舍，成立了“新青学社”。学社没有向当时的教育司署立案成为教育机构，课程都是由刚毕业的大学生编写，读各种人文学科著作与理论。这所学社在1985年结束，前后有二百多名年轻工友就读，曾办四届“工人文学奖”征文比赛。梁耀忠回港后，一直有在学社帮忙做导师。
正是在1985年，政府推行成人夜间教育课程，令自发的工人教育凋零，“新青学社”思考出路，于是决定参选刚开放不久的区议会选举。1985年11月21日，政府公布577座公屋结构出现问题，而其中有26座甚至有倒塌之虞。梁耀忠他们协助葵芳葵兴居民争取重建，赢得居民信任，也赢得了选举。当选后，“新青学社”改组为“街坊工友服务处”（街工）。
当时梁耀忠参选强调“不要迷信议会，戳破议会能改善民生的神话”，经过几十年后，他这样说：“议会无用不是我揭破，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不论区议会以及立法会都不是权力架构，只是谘询架构，梁耀忠觉得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议会里，不如做多点基层组织工作。
既然议会无用，为什么要继续参选？梁耀忠说，这是为了挣得资源，把资源回馈组织──钱，地位、政策文件。这些都是让基层组织赖以为生的条件。
可是到了今天，地区组织与社区营造，困难重重。
“要坚持，不要再计较有没有什么方法一定成功。如果有，别人就做了，用不着我做。”他是这样说。
当年满怀理想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今日多了不少现实的考虑。
“我思想上仍是一个托派分子。我比以前有点不同，以前70年代我会觉得马克思主义是可以行得通，但现在我会认为这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才可以成功。有些东西要从现实出发，以往有些东西会想得好理想。”
──────────
梁耀忠
──────────
端传媒专访了梁耀忠，以下是访谈摘要：
端传媒记者（以下简称“端”）：为什么你会关注工人议题？
梁耀忠（以下简称“梁”）： 因为我也是迷信的，迷信马克思主义，里面说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底下，工人不能够有自己自主的权利，不能参与政治，他们是最被剥削的一群。因此我们希望组织他们，让他们可以当家作主。
我们参选是先挑选区。葵芳葵兴是公共屋邨，但马路对面是工厂区：纺织，制衣，五金，很多蓝领工人。大部分工人，特别是女性，他们早上在工厂上班，中午走过马路回到家中吃饭，晚上回家。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工人社区化，社区工人化”，这个社区本来就是工人社区。所以我们不断在提工人的问题。但是我们所提的工人权益则不限于“加人工”这些议题，我们把工人权益看成为“居住、教育、医疗、交通”。这些都是工人问题，因为工人收入低，因此廉价房屋，医疗、教育、交通对工人来说也是重要至极。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工人在工厂的问题。比如职工盟，前身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他们只谈病假、集体谈判权的问题，这些厂房及工作上的权益。但是我们把生活也看成工人的权益来看。所以我们关心的面较广。我们会与居民争取居住的权利、医疗问题等等。因此居民对我们的认受性就比较强。再加上那个时候26幢问题公屋的前身就是在葵芳邨诞生，我们与居民争取重建，使得居民对我们有认识，我们就得票较高。
打破议会谎言
＊＊＊＊
端：八十年代区议会开放选举，而本身区议会的权限极少，你们去参选，想达到的是什么目的？
梁：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认为当时参选的三个目的是成立的。第一，我们不迷信议会，但议会怎么也算是一个政治平台。如果你积极提出议案，是可引起社会关注的。而当时未有立法局直选，区议会在开放选举的头几年，新闻传媒也有报导，虽然影响未必很大，但引起社会关注不是难事。
第二，我们是可以取得资源。资源包括钱，当时很少钱，只有三千五。但是除了钱，还有些文件可以取得，当年要拿取文件是相当困难的事，但在区议会则是他们递过来给我们看。如果没有钱，我没有办公室，难以聘请职员。
第三，议员有社会地位，这会方便我们工作。比如说我要去上楼拍门，一个普通人与我上去拍门的分别很大，因为区议员的身份容易让人信任，开门也比较容易。很多时候透过议员身份，我可以把很多想法说出来。
端：八十年代在社会运动的圈子里应该有些辩论，有人认为选举与社区组织是不同的逻辑，当进入议会后，就会被政府牵制；压力团体要处理的是单一范畴的事，比如说住屋，厂房问题，但进入区议会后要兼顾各种事情，会分散了议员的时间及精神，资源也未必能回馈基层团体，因为议员与基层组织的距离会开始疏远。
梁：这个视乎个人。我这么多年来，区议会的资源全部回馈机构。另外，我不认为在议会里让我的政治立场有变，以及影响我其他的工作。我从来都不会把我主要的精力放在议会上，两个议会的本质都是谘询架构而已，非是权力架构，那我为什么要放这么多时间进去？谘询的意思是政府可以选择听取不听取你的意见，甚至可能利用你的意见，我为什么要把议会看得那么重？但当然我也会尽本份，尽量出席议会，发表意见，比如我提了私人法案限制公屋加租获得通过，使得公屋居民十五年没有加租。我不会像其他政党花这么多资源去看政策。看完又如何？政府会听你的意见吗？意见我会提出，但无谓花太多精力去做。
一直以来，由于我觉得两个议会只是谘询架构，非权力架构，又不能制定政策，所以我不是投放最大的精力到议会。因此刚才所说的辩论，对我来说没有影响。
端：但你曾在自己的书里提过，做议员会把时间花得太多在议会，使得用在基层组织的时间会少了。
梁：这个情况当然会稍稍出现，所以我与职员有分工。说得难听一点，我负责赚钱，养着机构运作。我打开一些面向，让我们的同事有较多资源做事。
组织与居民运动
＊＊＊＊
端：八十年代还有另外一个关于组织手法的辩论。当时社工有个普遍的做法，就是尝试培训一群街坊，让他们直接与政府官员开会。即使居民说得不好，也照样让他们说，事后才与居民检讨。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磨练让居民成为居民领袖，甚至有不少居民参选区议会也成功当选。
梁：希望你不介意，我想问：有多少居民是这样成功当选？这个概念真是成功吗？
当然个别的情况会有，但这并不普及。而且，有时我对这种做法很有保留，这种所谓empowerment（赋权）的过程，我见过很多次：社工坐一边，官员坐一边，居民坐一边，我作为区议员又坐一边，那些社工真的让居民发言，或者甚至乎看着居民被房屋署的经理反撃到无话可说。社工真的不作声，最多如你所说是事后才检讨。但是，在那个会议上，居民已经是输了，起码在气势上是输了。这已经足够打撃居民的信心及士气了，就算事后如何补救，也有个限度。
我就不会这样，我会放下区议员身份，以居民的身份与房屋署的职员嘈，还撃。当居民不懂得如何应对时，我就会发声。反而这会让居民觉得更好，不单只让居民明白如何应对，也起码在形势上不至于输掉。难不成叫官员再来过，然后居民再说一次？事情完了就是完了。
另外，磨练不应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那些社工通常会在事前对居民说出A、B、C、D、E的方案，然后叫居民自己去想一下，不给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啊。群众是要经历过斗争才成长，但在与官员的战场上哑口无言，这样不是斗争啊。这样不是客观，不是中立，不是empowerment啊。
端：现在会不会有种情况是居民倚赖区议员，而区议员代言了区民，就让居民不再关心参政？
梁：就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好，居民一般也不是大胆参政的，因为信心问题。当然个别会有，比如民协就有几个是地道街坊师奶参政。
另外，区议员参政让居民成为布景板很多时也会发生，除非那些街坊真是可以自己表达意见。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我觉得弱势社群通常没有自信，常常有不少隐忧：家庭未必支持、又怕老板解雇，因此他们不能站得太前。这个我们要体谅。我们要透过很漫长及不同的途径去推动他们成长。
端：有没有什么例子？
梁：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是很成功，特别是我们针对工友较为多，但因为职业问题，事情会很困难。有时候我们搞工潮，会有个别的工友出来发声，但能否令他们参政，则比较困难。而居民方面，我们有搞26幢问题公屋，有几个居民好outspoken（善于辞令），但他们未必有兴趣去做政治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是失败的，因为推动不到街坊参政。
社区营造的困难
＊＊＊＊
端：街工在八十年代中以社区为发展基础，到了今天你认为社区组织的情况有转变吗？
梁：社区营造变得愈来愈困难。现在由于房屋政策的问题，令房屋老化。旧区老化，令得年长的街坊参与运动，争取权益的动力很薄弱。街坊踏入晚年，他们会更想有些活动让他们开心就好了。虽然有些团体常常派蛇斋饼糉，但是我们也被迫要办些斋宴。以前我很少办，虽然现在也不多，但是很多街坊会走过要求我办多些斋宴、旅行。社区老化，要鼓励居民站出来参与社区事务则很困难。
另外，那些三、四十岁的居民，他们为三餐奔驰得很厉害，压力太大，让他们不理世事。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开居民大会…以往居民大会是等闲事，随便也有二、三百人出席。如果现在我开居民大会，有二、三十人出席我也拍掌了。你看到那个差异很厉害。以往我说反加租大会很多人出现，现在？
加上我们社会运动出现很多失败的情况，他们就会觉得无成效而不愿出席。事实上我们也不多成功的事例。
现在办社区组织真是困难，年青的社区会比较好，但葵涌区是老化区，很困难。
端：有种理解是，以前的居民大会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要处理的是一些好直接的居住环境恶劣，而现在的公屋，环境比过去好了，因此居民要面对的问题就变成政策性的分析，比较复杂，与已上楼的公屋住户有点距离，因此居民运动的滑落其实有其自身的限制。
梁：没错，这些都是存在。如果你去做访问，公屋居民对公屋有什么意见，大多数都会说不错，最多是对经济环境较差的家庭来说租金比较贵。时代是进步了，政府的政策是进步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争取的东西，政府某程度上是接纳了，改善管治。比如说八十年代的天台热，顶楼热，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行出门口，一定会有老鼠，现在最多是有点垃圾而已；现在的公屋的设计很个人化了，独立厨厕，再加上邻舍关系弱了，再要动员居民出来就变得困难。我们街工内部也不断在讨论组织该如何走下去。
以前很多公屋组织，劳工团体，现在都没有了。事实上这两方面的组织萎缩得好紧要。
端：有没有自身组织手法上做得不好的地方？
梁：当然，如果从组织的手法去讲，当然有得改变。但我也不是觉得有很多可变的空间，比如说，我每天都会派单张，但有时候会沮丧，因为想不到街坊到底会关心什么议题。
端：现在有很多雨伞运动后的伞兵要参选区议会，说要落区，你怎么看？
梁：他们如果是选举才落区，胜选不会高，因为这种即食面的做法，对身体不健康的，哈哈。
另外，要改变社区，其实真是不容易，只要派过单张就知道，街坊根本不理睬，而那些会有反应的，本身已有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难以改变。
还有就是社区已经撕裂得好严重。这样做社区工作不容易。我自己觉得事实是灰心的，但不等于不做事。我们要有毅力慢工出细货，凿石仔一样。我们现在再没有那种搞居民大会然后有一群人留下来帮忙的机会了。
区议会的角色与出路
＊＊＊＊
端：八十年代，你们的口号是打破议会谎言，将基层声音带入议会。那么现在回望，成功吗？
梁：部分啦。你说好成功当然不是，好快区议会的地位就已经降低了，因为有立法局选举，传媒集中报导立法局，区议会连唯一的传媒效应都没有了，现在是没有功能。现在有什么时候区议会的事会引起传媒报导？
大家也知道，区议会也是废的，没有什么可以做到出来。大家也视区议会为立法会的选举踏脚石而已。区议会做了什么是帮助社区发展？很少。
端：那么即是成功揭破区议会无用的真象？
梁：这点不是我揭破……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区议会的无能啦……特区政府如果真是要思考这个问题，需要把区议会的结构与权限修改。区议会应改成以前的市政局或区域市政局。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能够影响地区，比如说以前的区域市政局能够处理街市的运作，局内的议员就变得与社区有关。因为社区有问题，议员有权力可以作出改善。现在区议员，跟普通市民有什么分别？普通市民与议员打电话投诉，有什么分别？都没有。
如果有民选的议席，而且有权立法，制定公共政策，那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一直以来，港英年代到现在，最民主的架构就是市政局。因为他是普选、有权力、有自主的资源运作。这是在资产阶级香港来说，目前最民主的架构，不过被董建华废掉了。
端：在议会里，除了把资源回馈组织外，还有其他用途吗？
梁：没有用途的啦。或者就是让多一些人认识议会的无能。有些人会说区议会可以培育人才上升一级到立法会，但意义真的不大，老实说。因为在区议会，最多也只是说几句意见。
管理社会最重要是如何让群众接受政策，以及政策如何影响群众未来的生活方式。但区议会就做不到这些了。
端：区议会有改变的前景吗？
梁：其实我向刘江华倡议过几次，他当然不理我，但我有机会就会说：要把区议会变革。将18个区议会变成5至6个区，然后下放地区权力，这样才有意思。
端：你有改变议会的方向，但政府不会聆听，有什么方法可以在表达意见以外争取变革？
梁：我觉得不要悲观。我从事社会事务多年，我是以十年计才有成果，比如说最低工资，由八十年代到现在才有；标准工时则是现在仍未有；全民退休保障仍未有。那我们放弃吗？也不是，有这个议题存在，总有机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