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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小骏:我为什么要写《香港治与乱》?

在香港政治问题的讨论中,本地不同派别人士基本上都拥有各不相同的政治观点、论述方式和预期读者群,相沿成习;但他们共通的一点则是对于北京治港政策的隔膜。

刊登于 2015-09-26

熟悉香港本地政治讨论话语的人士,一定早已经发现自说自话乃是香港政治的一个独特景观。在香港政治问题的讨论中,本地不同派别人士基本上都拥有各不相同的政治观点、论述方式和预期读者群,相沿成习;但他们共通的一点则是对于北京治港政策的隔膜。

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

作者:阎小骏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8/31

香港政治说到底是在中国政治大框架下运行的一个子系统。国家级政治的变迁,对香港政治的影响不但是深刻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北京对香港的政策,则基本上确定了香港政治在不同时期的主旋律,也不断勾勒出“一国两制”在香港具体落实的型态。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的北京对港政策,对香港社会来说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制度资源;但恰恰在这一点上,香港人往往也是最陌生的。我以为,要改变“自说自话”式的香港政治讨论,首先就要了解“一国两制”这个故事在香港以外的另一面。

“自说自话”式的香港政治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因为不了解和隔膜,使得香港社会与北京之间长期沟通和交流失灵,双方“鸡同鸭讲”,以至于误解日深。在行动上,香港社会──从建制到泛民──也往往是仅仅凭着自己对北京的模糊的、常常不真实的印象而做出研判,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特别是打出与北京“沟通”大旗的政党和智库,细细考究起来,其实内里也无人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运行有何了解。这样的沟通其实又有什么实际效果?“自说自话”式的香港政治带来的是整个政治局面“刻舟求剑”式的严重落伍。当北京政治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时候,香港各方政治人物还在以前朝旧事为依凭憧憬未来虚妄的政治图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样的香港政治发展下去,孰能不危乎殆哉?

“自说自话”式的香港政治模式成因是多方面的。但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时的柔性取态──特别是“二十三条”立法、2010年政改和反国民教育运动──三件事上的让步有莫大关系。这三次让步,使得香港社会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心理预期,即:只要自己能够动员民众、能够“企硬”,即便自说自话,北京也必定是最后让步的那一方。这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工作方式,确实鼓励了香港政治中“自说自话”倾向的发展。在如此情形下,在香港看来,一切了解、交流和沟通都无必要,总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只要自己坚持立场,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自己。

但香港社会尚未深刻意识到的是,这样的工作方式,是不能套用到新的政治时代的。2013年2月,新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专门指出,“不能让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现象蔓延开来”。这是充分反映中国新领导阶层在处理政治和社会矛盾时将采用的、不同以往的工作方式的重要表态。这个指导原则,在北京处理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问题时已被充分贯彻。

就香港而言,今天,适用于过往的政治定式显然不再具有可延续性和可操作性。在新的时代,香港社会了解中国政治运作、了解北京的“一国两制”观之最新发展就显得尤其重要。回归以来北京对于香港政局、香港社会和“一国两制”落实状况的观察、分析和研判实际上是经历了较长和复杂过程的,其中也有演变、反覆和自我反思。深入了解在新的“自信年代”,北京对港政策的流变,是所有关心香港政治未来人们的必备知识。《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正是在经历了2014年占领运动和2015年政改争端之后,我对香港政治的总体反思以及对新时代北京对港政策的分析和梳理,再加上对“一国两制”未来不同结局的合理展望。

我在书里第一次详尽分析了香港政治缘何走入今天的乱局,以及系统提出了香港该如何走出政治困局的办法。总的来说,这本书试图系统讲述的是在“一国两制”实施过程中香港人所不熟悉的、另一面的观念、认知和故事,也试图把香港政治中最具争议的政治和政策问题还原到其本来状态。

《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聚焦于政治信任,详细讨论了香港和北京之间如何失去政治信任,而未来政治信任又该如何重建。了解另一面的故事,就是希望香港政治能够摆脱“自说自话”式的话语和操作习惯,而转向互相了解、互相信任和互相合作的新的道路。

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希望建设未来良性的香港政治能够从阅读这本书并了解北京的“一国两制”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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