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学生
上年9月26日，学生冲入“公民广场”以重夺这在2012年反国民教育科事件的主要公共空间。为阻止更多示威者进入广场，警察使用胡椒喷雾及警棍来驱赶示威者。而示威者反过来用雨伞去保护自己，免受胡椒喷雾的伤害。这行为将“雨伞”这符号转化为示威者免受警察暴力伤害的“保护”。
这事件标示着香港自1967年暴动以来，首次以大型的暴力处理香港本地的示威者。香港众多的市民透过大众传媒及社交媒体看到现场的情况。很多市民认为警方对和平的示威者采用了过多及不必要的暴力。不少人向警监会投诉，更有不少市民加入示威，并且在外围对警方进行“反包围”。
于此阶段，“保护学生”这口号代表了不少示威者，特别是那些新加入的示威者的“情．感”。市民普遍未有预计到政府会出动防暴警察，并使用如此大的武力，去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再者，警方更使用了不少非人道的方法去对待示威者，例如：不容许公民广场内的示威者去洗手间、接收闸外递进的食水等；都进一步激化了一般市民的“道德冲击”。市民开始意识到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并非如他们所想运作。对原有规范的违反使人产生焦虑，并促使他们更有意识地、更积极地去收集有关运动的资讯和消息。
同时，这种焦虑的“情．感”促使了参与者出现新的行动模式。市民开始占据街道和“反包围”警察，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行动可以保护学生，并且能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这种焦虑的“情．感”解释了为何一些本与罢课无关的广大市民，都会参与于雨伞运动当中，为了“保护学生”将一原先的“学生运动”正式转变成一场获市民普遍支持的“社会运动”。
一起撑
在9月28日，尽管警察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武力（如：胡椒喷雾，警棍和催泪瓦斯），他们并没有成功清场。示威者反而是“一起撑”下去，并决心留下来。示威者自发采取不同的行动和战术，如设立路障等，以保护学生和占领区。除了路障，示威者在占领区自发提供不同的服务，其中包括急救站、物资供应站、手机充电站、风力发电机和学生自习室。
“一起撑”的口号代表示威者在运动初期的“情．感”。人们并不是对原先计划行动的组织（如学联或占中）有“情感效忠”，而是对示威者的集体有“情感效忠”。在示威者之间升华了集体的归属感，示威者更与所在的土地，即占领区产生联系。一个新的社区产生了，成员叫自己做占领区的“村民”。金钟占领区中每一个帐篷均有一个名字及地址，而示威者亦为占领区的帐篷数目进行普查。在旺角的占领区，虽然示威者面对警方与反对者最严重的暴力对待，但仍然坚持要留守旺角，不要撤回金钟。可见，示威者出现对集体、对所在占领区的“情感效忠”，构成示威者长期参与雨伞运动的重要因素。
自己香港自己救
上述的集体身份认同鼓励着示威者留在示威区，并且作出不同的参与和贡献。虽然面对着清场的恐惧以及长期占领的疲惫，中学生、老师、社工、律师、木匠、农夫以及艺术家，均日而继夜地以他们的知识及专长，担任不同的角色，去服务占领区中的其他人。这种集体及利他的行动令示威者出现愈来愈强的团结、归属及社区意识，亦令雨伞运动得以长时间持续。在占领期中出现其中最常见的口号是“自己香港自己救”，这标示着“我们”是“香港人”的感觉，而且显示了由“我”变成“我们”的主体去救香港。
就算失望，不能绝望
在雨伞运动的后期，人们的“情．感”开始转变。虽然有长时间的占领以及大量及深入的参与，香港以至中央政府并无意作出对真普选的让步。人们对本身在运动的参与能否带来社会改变，开始产生疑问。
示威者出现不同的派别，提出不同的抗争策略。一方面，运动领袖希望继续原先公民抗民的“和平非暴力”策略，认为这才能得到一般公众的支持。但另一方面，较为激进的群组，则提出要以更直接冲击或更暴力的手法去“以武制暴”。这手法的矛盾亦导至雨伞运动支持者之间出现冲突，亦弱化运动领袖的领导力。
“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成为这阶段的口号，亦是示威者“情．感”的反映。失望及疲惫是示威者的“心境”（moods）。中央以及香港政府对政改的决定不作任何改变，雨伞运动似乎未能达到原先要撤回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目标，亦没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可以在港争取真普选。深深的失败与困惑令人们解散，人们开始由公众（public）领域撤回私人（private）领域。 这种心境的转变解释了雨伞运动的日益低迷。
与迷惑与失败心境同时出现的是示威者要坚持对不公义的权力制度作抗争的“道德情感”。在年轻人中经常出现的疑问：“我们什么都未争取到，又怎可以退呢？”“就算失望，不能绝望”反映了示威者失望的心境，但仍有坚持抗争的“道德情感”。
雨伞运动的主要抗争期可能经已结束。但雨伞运动的民主抗争精神经已变成示威者的“道德情感”。香港的民主社会运动只是出现了分号，远远还未到句号。“情．感”将令社会运动重来，“WE” will be back。
（黄洪，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叶浩刚，青年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