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雨伞反思与前瞻

许宝强:必要的绕道──检讨伞运的检讨

认真的回顾,并非是一蹴而就,反思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触及的议题既广而深的雨伞运动。

刊登于 2015-09-22

#雨伞运动#香港

雨伞运动发生一周年前夕,有人在金钟政府总部对出行人天桥悬挂印有“我要真普选”的黄色巨型横额。
摄:Tyrone Siu/Reuters
雨伞运动发生一周年前夕,有人在金钟政府总部对出行人天桥悬挂印有“我要真普选”的黄色巨型横额。 摄:Tyrone Siu/Reuters

踏入9月,伞运一周年的检讨渐次出现,尽管由于选战的考量,一些政治力量并不愿意高调回顾,因此在社会的公共层面中表现得不算热闹,但也确实启动了一些认真的反思。

这篇文章并非直接检讨雨伞运动,而是以9月初的一场于理工大学举办的伞运研讨会作为对话对象,探讨如何思考及设计回顾反思的过程,包括分析的方向及议程内容、讨论程序之安排、后续的记录和发布等等。因为认真的回顾,并非是一蹴而就,反思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触及的议题既广而深的雨伞运动。

议程设定

9月3日一场题为“后雨伞的政治解体和重构──公民社会往何处去?”的社运研讨会,设订了四场主题各异的对话,包括“雨伞运动的成败得失”、“是革命,还是运动?”、“民粹主义下的公民社会”、“谁不是负资产?网络时代下的性别政治”。这些议题涵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尝试检讨运动的成效、性质,同时企图回应伞运前后频繁呈现的民粹及性别政治。一天的时间自然无法达至什么结论或共识,重要的是研讨对话是否能生产出有助我们超越既有的认知框架、进一步厘清问题、深化反思的议程和开拓检讨的视角。循这思路,第一场的一位讲者──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提出,我们需要结合民众的日常生活政治去思考民主运动的出路,这是很能够开启一个重要的反思面向的。他认为“雨伞运动是果,不是因”,指向的是重新检视民主运动所置身的社会脉络,尤其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政治。这让我们思考雨伞民运触动、接合以至改造了哪些香港百姓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同时又如何脱离甚至惹怒另一些民众的日常情感状态。扣连民主政治与日常生活、民众情感的重要性,在于理解后者能为前者建立一稳固的基础,也就是认真对待社运中的“社会性”,否则只会剩下惯性的“运动”形式。此外,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思考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也能对症下药克服政权建制的政治与民生分割的论述。

这重要的检讨方向,其实也潜藏于其他场次的议题,包括社会革命的日常生活含义、民粹主义及性别政治中的大众情感。可惜的是,在这几场的具体讨论中,并未有很紧密地接合周永康提出的民主与日常生活关系的课题,开启窄义社运之外更广阔的社会脉络的分析,这或是日后的回顾反思活动可考虑补充的。之所以未能开拓更广阔的检讨面向,除了这不一定是筹办者的初衷外,与讲者往往更倾向从自身的位置、经历和关注出发并进入对话,或许也有点关系。当不少讲者本身在伞运或其他社运中介入甚深,难免不容易从既有运动中经常出现的二元对立框架和概念──本土vs. 爱国、温和vs. 勇武、大台vs. 自发、和平vs. 革命、理性vs. 激进、非暴力vs. 暴力、有组织vs. 无政府、光复vs. 落区、理念vs. 行动──中超脱,而是倾向站于其中一方的立场中说话。欠缺一种稍为抽离的视角,以重新审视这些二元对立的框架和概念,自然容易失却开拓一些新的议程和视野的机会。

后续讨论

循此思路,日后对伞运以至更广义的民主/社会运动的检讨的其中一个焦点,或可尝试逐步系统地探究民主运动与民众日常生活和情感状态的关系。事实上,随着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愈来愈集中在少数官商建制手上,加上语言伪术、官僚卸责盛行,民众的日常生活品质也愈来愈失去保障。从铁路故障误点,以至区议会的一亿元社区建设大而无当、自由行开放太快和来港人数太多为本地民众带来不便、疏菜中的农药标准管制放宽、食水含铅、屋村围标等等,都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质素。在当代香港这个复杂的开放社会中,日常生活所需的生产、消费、流通环环相扣,要保障民众生活的品质和日常的权利,明显无法指望愈来愈脱离民众经验的政客官僚,而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方式恐怕也难以奏效,因而必须要透过民间自我保卫的集体行动,介入公共政治,才有希望改变生活品质逐渐失去保障的趋势。

未来对民运的检讨反思方向,应包括仔细及系统地探讨和分析种种阻碍民众参与政治的因素,从而理解并扫除这些影响民主发展、源自日常生活的障碍。

然而,当代香港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阻碍民众参与公共政治的因素,包括民众对社区缺乏认识而导致情感疏离,或浸淫于消费社会中产生的被动需求习惯,以至长期缺乏有实质影响力的民主参与机会,造成了不少民众都缺乏意愿及能力积极参与地区和全港的公共政治。因此,未来对民运的检讨反思方向,应包括仔细及系统地探讨和分析种种阻碍民众参与政治的因素,从而理解并扫除这些影响民主发展、源自日常生活的障碍。

例如,在临近的区议会选举前后,伞后检讨的一个议程,或可包括探讨过去十多年的港式“蛇斋饼糭”地区工作和区选,是否及如何产生了一种不利于民众主动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发展多元诉求的长远效果?一个可供进一步讨论的猜想是:“蛇斋饼糭”的地区政治,建基的是令民众转化成为利益交换的政治消费者,希望他们养成依赖政客代为表达诉求、争取实利,并把多元的兴趣和需求,化约成单一的物质或短期利益的消费,这样被“蛇斋饼糭”逐渐改造的民众,很可能不利于民主发展及公共政治的参与;而被动的消费心态的孕育,是否也存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学校的应试教学、民众对官僚和专业人士的依赖,以至伞运中出现的拆大台、不要组织、诿过于人或谴责弱者的现象,与我们以官员/校长/教师/家长为中心、长期漠视学生权利、兴趣及能力的权威教育,以及商家与消费者、医生与病人、律师/社工与client之间的不对等权力关系,是否及如何相关?此外,广泛地存在于伞运及广义的民主运动中的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性/别观念,是如何形成及于社运中再生产的?应如何面对及处理?伞运后期一些积极参与者的情感创伤和抑郁无力,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和情感状态又是否及如何相关?倘若我们能够更清楚理解这些关系,伞后民运的深耕细作,自然能够有更明确的方向。

检讨的安排和程序

除了设定议题的内容和方向外,有效的检讨还需要考虑检讨的程序和事前事后的各式各样安排,包括讲者配对、发言时间的分配和次序、开放提问的时间及形式、会后的整理纪录及发布方式等,都会左右讨论的质素和效果,影响能否延续已开启的反思。如果伞运检讨的一个目标,是希望深化我们对民主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关系的认识,于邀请讲者和分配发言时,或可考虑超越既有的身份分类,在焦点议题下促进跨界别跨议题的对话,例如安排重视性别视角的讲者分析雨伞是革命还是运动,又或邀请关注女性身体自主的朋友介入民粹政治的讨论,当然也可以邀请关注革命与民粹的朋友把讨论的部分焦点置放于性别与日常生活的议题。自然,这可能需要更多的发言时间,也不能依赖一次性的研讨,而是同时需要安排能促进后续检讨的活动,前提自然是整理有助积累反思的纪录。9月3日的研讨会的一项值得参考的安排,包括“独立媒体”于会后发表快速而精简的撮写纪录,以及SocRec同样快速地发表的现场录像,对推动后续的讨论,都很有帮助。

第一场的另一位讲者陈树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组织也同时是理念”。换句话说,工作程序的安排 、组织的方式和结构,本身就隐含或体现了社运参与者的理念、原则或价值,例如场次时间次序的编排、发言时间的分配、是否录影以至录影后是否公开发布,都能反映是否注重平等、尊重私隐或公众的知情诉求,也要求一定的对话伦理──例如是否鼓励有准备(informed) 的发言和聆听等等。因此,检讨活动的计划、程序等工作,与设定议题和讨论内容同等重要,且密切相关。

为保有希望而回顾反思

总括来说,开启有意义的反思,前提是仔细而系统地订定议题、作出公平而详尽的纪录、以不同形式延续和深化已开启的反思,避免简单而无积累的重复。

检讨反思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为了判断成功或失败,又或停留于追究责任、相互谴责或自我追悔,而是为了从经验以至错误中学习,目的是更有效地改造社会、走向未来。因此,有助我们继续前行的检讨反思的必要条件,是在直面困难和错误之余,努力保有希望。

检讨反思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为了判断成功或失败,又或停留于追究责任、相互谴责或自我追悔,而是为了从经验以至错误中学习,目的是更有效地改造社会、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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