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结束后，乐施会的廖洪涛向我提出挑战：参加2015年乐施会毅行者，48小时内走完全程100公里麦理浩径。对于一个有膝患的书生，毅行是超乎想像的事。但占中无功而还，民主运动的同路人迷惘沮丧，我需要为自己和旁人打气。接受毅行的挑战，便是坚持脚踏实地，做不可能的事。
我首先邀请占中其余二子。朱牧师说: “我年纪大了，你好好地走吧！”戴耀廷却连WhatsApp都不回。向邵家臻发出邀请，话音未落，他便一直摇着头、涨着脸说：“不要讲笑、不要讲笑。”向老友陈祖为提出，他揶揄我有过度活跃症，占中刚过便再兴风浪。他说宁愿和我公民抗命也不与我暴毙山野。
第一个答应参与的是占中十死士的邓伟棕律师，那是经过两个星期的考虑。其实他经常行山，只是觉得一口气走100公里不可思议。但作为我大学时的室友，和我走过占中之路，不妨捱义气多走一程。邓伟棕做过记者、政府AO，再进修成为律师。他经营的律师行以“维生维权”作为宗旨，在揾食之余，为许多NGO做法律顾问，更为不少占领者提供法律支援。这位律师行老板生活十分简朴，当年在大学课堂上他经常穿着拖鞋和破烂汗衣，今天情怀未变，觉得阅读和奉献才令心灵富足。
另一位加入毅行的，是蔡锦源导演。蔡导原在“大台”工作，后投身王维基的香港电视。“一男子”拒绝发牌港视，他猛然醒觉不民主的制度如何纵容不公，便和其他港视员工发起人类历史少有的争取“睇电视”抗争。港视事件后他便投入占中运动，三子扮“政改三人组”的短片便出自他的手笔。“民主毅行”推动6．22民间公投时，他坚持每天带队通宵夜行。有一晚我们在最后一分钟才能通知支持者夜行路线，我问他有何打算，他淡淡回应说：“就算一个人，都会走完全程。”记得这位硬汉子有一次在义工分享会中说，他以前很看不起我走入中联办与京官谈判。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理解我对“谈判与抗争互补”的看法，只希望他与我并肩走过连绵的山头后会多点信任。
毅行由四人组成一队，但最后一位成员的加入却有波折。除了陈祖为外，我另一位知己是一位城市规划师。此君大学时是读哲学起家的，后觉得哲学离地便转读宗教。毕业时觉得教会离地便做了议员助理，最后还是觉得政治虚无，转而从事城市规划，而且专注电脑软件应用。即使走到技术的前沿，因为种种的意识和政策限制，始终没法为人提供一个好食好住的宜居城市。最后，最后，他的理想主义还是在土地里得到救赎。现在他醉心耕作，推动永续栽培。对于以占中争取普选、对抗指鹿为马，他心底支持，但碍于公务员身份不便参与。我在三十多天留守金钟的日子，他和太太搬进我家，照顾我家人，并茹素祈求上天赐我平安。占中后当我提出毅行，他不假思索便“跳上贼船”，谁知经过几次“操山”，身体问题浮现，最终退下火线，重回“支援”的位置。
毅行最大考验有：膝头和友情
要寻找队员补上并不容易，要是民主同路人，又不要体能太强或太弱，最后竟想到陈淑庄。占中运动前我只在传媒上见她，是议员、大律师又是演员，总觉得celebrity味道好重。但两年多以来，和她一起做文宣策划、摆街站、游行示威等，她都是落手落脚，鞠躬尽瘁。淑庄精力无限、点子多多，有她出现，义工便精神亢奋。我知道她曾只身在南美洲和尼泊尔爬山，热爱山水的她，自然关注环保，对政府胡乱斩树份外生气。我很高兴她加入我们毅行队伍，唯一担心的是她一马当先，我们望尘莫及。
占中之旅令我感恩之处是沿途遇上许多有理想、有担当的人，他们亦在这次毅行中陪行和提供支援。蔡东豪在恐惧和误判后得以复元，上山是力量的来源。陪着我们这班行山初哥，他不仅给予技术指导，更分享了许多行山的领会。他说毅行最大的考验有两个：膝头和友情。团队精神至为重要，因为乐施毅行是以整队冲线时间来计算，即是说：你怎样快亦快不过最慢的队员。互相扶持砥砺，同步完成是精髓所在。除了东豪以外，还有不少朋友教我如何以装备和步行姿势保护膝头。原来适得其法，可跨越许多梦想的禁区。
毅行要走超过40小时，沿途要有许多物资和精神支持。李律仁是我在耶鲁大学时认识的朋友，毕业后到哈佛大学读法律。这位青年才俊本是政府乐于收编的对象，但毅然出任三子民事官司的义务律师。这次毅行，他又担当支援协调人。多年来，友情和正义感，一直不变。
D-Walkers／民主毅行队（编号0423，募捐细节另文公布）是我们的名称，希望各位能够同行，走在山上，走在民主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