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非要把足球绑在爱国主义的战车上，那么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日的这场世界杯外围赛中港之战，就是冲被阅兵仪式烧得沸腾的爱国高压锅炉，泼了那么一点冷水。
侥幸的是，第78分钟港队那次反击，麦基没能把握住准头，否则还真是重演“519”绝杀中国队。但0比0的战果，对国家队球迷——包括习近平——来说，已经足够扫兴了。只能说：中国足球太不合时宜。
中国队暴露了害怕“给国人添堵”的焦虑
好在对具有一定识见的人士来说，不管是阅兵仪式，还是足球比赛，都有娱乐的一面，它们可以承载强国梦，但也可以仅仅被当作梦醒时分的某种心理推拿，或茶余饭后的谈资。尽管赛前深圳警方如临大敌，甚至专门做了应对球迷骚乱的高强度演习，深圳官方亦将这场比赛当作一项特殊政治任务去担待，但好在并未酿出什么剑拔弩张的事端。
30年前的中国球迷颇为封闭，在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以及对社会变革副作用（如物价上涨和失业下岗）的不满情绪的双重裹挟下，球迷的荷尔蒙顷刻转化为骚乱。而中国官员当时则将体育完全政治化，用行政命令来越俎代庖。“519事件”对大陆人来说，是暴露了一种未开化的爱国主义蒙昧状态，对港人来说，则是增强了“九七回归”阴影下的自我身份认同。
中国队的表现令人失望，上半场四中门楣门柱可以怪运气，但下半场只能怪自己的实力不够心病未除——尽管这次恐怕不会有领导下达必杀令，但毕竟主帅佩兰赛前声称过要争取多进球，而阅兵日的心理压力对球队来说是无形的，香港队门将虽然神勇，但整体防守实力其实有限，中国队到了比赛末段的糟糕表现，已经不能用技战术来衡量，那完全是一种害怕“给国人添堵”的焦虑。
香港11月主场嘘国歌一幕重演？
战平的赛果令11月17日香港主场变得更有悬念更万众瞩目，而嘘国歌的一幕届时几乎肯定会再度出现。尽管在赛前，我提及这场比赛的微博下面，不乏诸如“港队敢来深圳撒野吗?”“再敢嘘国歌，就把香港变成深圳的一个区！”之类言论，但据在现场观球的我的朋友观察，双方球迷并没有什么冲突。这已经值得庆幸。而国内的电视转播也值得赞许，比赛结束后把转播镜头两次给了看台上挥舞香港特区旗帜或为港队鼓掌的香港球迷。
我看的是陈亦明（广东足球名宿）和江仲德（香港足球评述员）的粤语评述，当港队球员拖延时间时，陈亦明不断提醒中国球员不要重犯30年前李辉的错误——将倒地不起的香港球员直接拖出场外，从而引发双方冲突，而这也引爆了球迷的情绪。可惜，队长郑智还是沉不出气，他和香港门将叶鸿辉在补时阶段还是摩擦出火，当时裁判竭力防止双方发生冲突，一再劝阻郑智离开，从场面看郑也没有出格反应，不过叶鸿辉赛后在社交媒体上指郑智当时过来骂他是狗，更有媒体称郑智冲对方吐口水（但叶鸿辉及后向媒体否认郑智有吐口水），“亚洲足球先生输人品”不幸成为香港媒体焦点。郑智赛后指摘对手从第一分钟起就开始拖时间，但这完全是正常的、是赛前可以预料得到的，作为球队领袖，郑智这一言论极为不智，有替本队开脱之嫌，只能适得其反。然而香港媒体和球迷也不必过度放大双方的冲突，同时也要看到赛后双方球员互相致意时，张琳芃等国家队球员始终面带微笑。主场球迷为中国队加油兼唱歌，但对客队球员和球迷也并无任何过激反应，对一场重大足球比赛来说这已经很难得了。
“省港一家”是两地美好回忆
深圳和香港毕竟是最近的邻居，来来往往如此频繁，日常生活的交流互动，有时候很容易冲淡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若是比赛安排在广州，气氛可能还会更融洽，毕竟“省港一家”。足球在省港关系上曾经扮演了最为积极的历史角色。说到“省港”，大陆人第一反应乃是历史课本上的“省港大罢工”，其次恐怕就是“省港杯”了，那是八九十年代的美好记忆（当然还有80年代的港片代表作《省港旗兵》，不过在大陆该片影响力远不如在香港）。
当年的省港足球，至少在语言文化上相通，大家都是广东仔，即使是广东队的梅县等地球员，也多习惯说粤语。广东足球和香港足球毕竟有一个共同的开山祖师：祖籍梅县、生于香港的李惠堂。七八十年代香港足坛的“好波之人”，如几个月前刚刚去世的胡国雄，在老一辈广州球迷心目中也颇有地位——胡国雄相当于香港的容志行，陈发枝则相当于陈熙荣或赵达裕......那一辈的省港球员也颇为惺惺相惜，犹有江湖古风。在大陆社会文化相对封闭的80年代，省港杯完全是年度嘉年华盛事，广州球迷在越秀山或省体育场彻夜排队购票的盛况，甚至远不是如今“天体”（广州恒大队主场天河体育场）可比的。
90年代到新世纪，省港足球双双在赌球歪风劲吹下衰落，省港杯渐成鸡肋，后来广东足球也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全国化和全球化，球队中的广东仔越来越少，省港足球的文化亲缘性也渐渐失去。以足球促进地域文化交流和团结，省港杯的历史功绩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虽然省港的足球互动近年有所升温，例如此次港队便是在位于清远的恒大足球基地备战的，但重振省港杯还是不现实。不过，省港杯作为两地关系的情感基础和历史文化资源，仍值得官方和民间多加研究和利用。
体育比赛的一大吊诡是：它可以通过区隔对手和他者，来捍卫和激发国族、地域、社区和社群的身份认同和荣誉感，可以借竞技游戏得到激情的排解和升华，达成和解甚至友谊，但也容易失控，沦为道德与政治负能量的大发作，沦为国族、地域、社区和社群歧视的利器。
例如在国内足坛，北京和天津球迷便是著名的天敌，差不多每次两队交锋双方球迷都要发生流血冲突。但在天津港大爆炸悲剧发生之后，北京球迷自发在主场发起悼念活动，并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向天津球迷伸去橄榄枝。
令人激赏的维吾尔足球少年广告片
最近一部号称“看哭了所有新疆人”的足球广告片在国内网路上热播。讲的是来自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墨玉县的一群少年寻找足球梦想的故事，他们缺乏基本的训练条件，想去乌鲁木齐比赛却没有路费，最后一位少年写信给南方航空公司，于是，南航赞助了他们机票。尽管最后输掉了比赛，但这群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少年收获了自强的信念。
你可以说这样的励志片不过是给航空公司做广告，可以说这种天真浪漫的少数民族赞歌掩盖了残酷的现实。但比起官方用无数纳税人的钱砸出来的少数民族政策宣传，这小小的广告片要奏效一万倍。足球少年的天真梦想，很容易跨越种族的矛盾和地域的距离，感动所有人。这个广告创意聪明地利用了关于飞机与毛驴的典故，片中一位少年曾提议骑驴去乌鲁木齐，这显然挪用了库尔班大叔的故事：库尔班大叔梦想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不管村里人如何嘲笑他都坚持梦想，后来新疆书记王恩茂获知后，特别把他安排进国庆观礼团，最终库尔班大叔如愿在中南海见到毛泽东。
然而在新疆汉人中还流传另一个关于维吾尔人的故事，说的是有位老大爷坐飞机去北京，坐了别人的位置但不管人家如何劝说也死活不肯换座，空姐灵机一动说：“阿达西（老大爷），这个座位不是去北京的，是去上海的，那边你那个座位才是去北京的。”阿达西这才马上起身换座位。在新疆汉人中，这类所谓“阿达西的故事”层出不穷，反映出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和矛盾。
而这个足球少年广告片，也只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政治正确，片中安排对垒的两支少年球队成员似乎全是维吾尔人，假如是维汉对垒，胜负不管如何定夺，好像都不对劲，于是这个片子安排了汉人观众（尤其是南航空姐和工作人员）为维吾尔少年的比赛加油，汉人安全地、一厢情愿地为维吾尔人谱写了一曲动人的足球励志赞歌。
航空公司请足球明星拍广告片是一大时髦，而南航这个广告片聚焦于维吾尔少年，创意不俗表演真挚，最重要的是，在维吾尔人的形象在国内普遍被妖魔化的时下，这个广告片创造出远远超出商业价值的良性社会效应。
而这，也正是足球的魅力，足球的光荣。
你尽可以借足球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包括激烈的政治观点，但在捍卫自己政治观点的同时，也请别忘了捍卫足球。
无论从国家基本法还是从国际足联会员条例来看，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中国香港队对中国队（编者按，基本法规定香港体育团体参加国际赛事冠名“中国香港”，在国际足协因历史原因沿用香港队的称呼）。但香港媒体和球迷一般会把“中国”二字从“香港队”前面拿掉。两个多月前，在香港对不丹，主场球迷倒嘘国歌事件之后，我曾撰文分析：这仅仅是一种抗议方式，嘘国歌并不等于恨大陆，正如奏英国国歌并不等于他们更愿意被殖民（注：香港独立乐团My Little Airport在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出演《美丽新香港》一歌时，在曲末加奏了一段英国国歌）。他们只是想对现状说NO，只是表达一个不满的姿态。与其说这是国族认同危机，不如说是民心的流失。我还批评在每次陆港矛盾发生的时候，很多网路自媒体和媒体互相推波助澜，媒体非但不能辨清被网路自媒体搅浑的真相，反而唯恐天下不乱，甚至以娱乐的心态去起哄，而这只能给擦枪走火的两地关系火上浇油。
但愿到了11月香港主场，媒体和球迷也能有所节制，不管是香港的还是大陆的。
你尽可以借足球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包括激烈的政治观点，但在捍卫自己政治观点的同时，也请别忘了捍卫足球。
（张晓舟，足球评论员、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