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ea 海洋专题 】
城市动荡，人动荡，而海，永远在我们身边。它博大，也轻盈，它多变，也深沉。它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敌人。它保存无尽的细节，解说着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关注城市和人，也关注人类身边发生的一切，关注它们与人在今天的互动关系。
由夏入秋，海转了节奏，我们这个海洋专题有思考，有玩乐，陆续推出，而今次由文学开始。台湾原住民作家夏曼 · 蓝波安，一个有着海的脾气、性情和灵魂的人，书写与海，他说，“我的身体就是海洋文学。”（编者）
夏曼 · 蓝波安，1957年生，台湾兰屿达悟族人，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淡江大学法文系毕业。文学作家、人类学者，岛屿民族科学工作坊负责人。2015年香港书展嘉宾作家。2015年7月出版新作小说《安洛米恩之死》。
“这是东边，因为太阳在那里。你能感到空气也从那边流动过来，所以现在吹东北风，”一下的士，夏曼指着一个方向对我说，“这就是海洋的基因。”此前我来过赤柱很多次，从没留意过太阳在哪里，空气如何流动。对夏曼来说，到一处陌生的地方，靠自然环境辨识方向是种本能。他受邀来参加2015年香港书展，湾仔会展中心正对着海，路过竟不觉得，“那和兰屿的海完全不一样啦，”夏曼说。
从早期的《冷海情深》《海浪的记忆》，到近作《天空的眼睛》《大海浮梦》，夏曼的每一本书都在讲海洋的故事。他把海洋变成一本一本的书。
海洋的基因
“在兰屿你不要跟我说，夏曼老师，我要十点到你家。我没有『十点钟』，我只有早上、下午、晚上，”我们坐在赤柱海滩一株血桐下，远处海面上的帆船像一尾尾飞鱼，“我们不会被时间卡住，否则情绪会受影响。”
如果一定要按时间刻度划分，夏曼的一天从凌晨三、四点开始。这段静谧的“上午”时光，被用来阅读、写作。太阳出来，他就去山上的林地，下午会去水芋田、地瓜田帮忙。如果是飞鱼季节（三月到六月），下午他也会去潜水捕鱼。他说：“现在年纪大了，常常有时间思考，这一生，要为华语海洋文学做些什么。”
身为达悟族，夏曼的海洋基因与生具来，它的能量在长辈的故事中被唤醒，在学习捕鱼、航海技艺的过程中被强化。“汉人不懂海啦，”对夏曼来说，会游泳、会潜水，生长在海边，这些都不是海洋基因的必然证明，“汉人中当然有非常亲近海的，了解不同海洋生物的种类、习性，做很多海洋保育工作。但还是没办法进入那个世界更深入的部分。”那分别在于，海洋究竟是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的对象、客体、资源存在，还是自我、生命的本源和世界的全部。环境是有语言的，达悟族的语言就是从海洋中长出来的。一字一句，可能不符合汉语、英语的语法，却符合海浪的节奏。
“没想到赤柱这个海滩很干净，看那个白色的泡沫，可以知道海水还没有被污染，”夏曼抓起一把沙子说到，“但这些沙都是死的。活的沙是浅灰色的，里面有些很小很小的微生物。”他看到的世界是以海洋为中心的，对有关海洋的一切都比我这个迟钝的非海洋民族更敏感。当然，他并不会歧视这种迟钝，他愿意把海洋讲给所有人听。
我们要学习海的脾气、性情。这就是我们的海洋基因。
在德国一场文学交流会上，一位文学教授问夏曼：“你的海洋文学和海明威有什么不同？”请他在三分钟内回答。夏曼说：“三十秒就够了。我的身体就是海洋文学。”几十年造船、划船、捕鱼、潜水、航海，日光是他的面膜，皮肤的颜色、身体的线条也是海水和海风塑造出来的。达悟人不 会想像海、挑逗海、歌颂海、征服海、消费海，因为对他们来说，人类根本是配角。相融相依，共生互惠，才是海洋民族和海的关系。“人在海里是一种浮游生物，是海的客人或是敌人，”夏曼说，“我们要学习海的脾气、性情。这就是我们的海洋基因。”
夏曼曾驾船历险，从印尼南部到北部。他们一行七人，乘一艘小船。夏曼睡觉的地方是一块只容得下一人平躺的窄木板。夜里有风浪拍打木板，他就会醒来。那木板看上去非常脆弱，他却能安睡其上如在摇篮。
航海时在海上五天，四周茫茫，没有任何标的物。没有岛屿，只能靠太阳，唯一的仪器就是罗盘。最危险的情况是遇到风暴。他说：“如果没有潜意识里不可动摇的对海的爱支持我，很快就会绝望。”在海上活一个月的能力、胆识、信仰，就是海洋的基因，他的血脉中有流动的潮汐。
七本书里的七句话，夏曼 · 蓝波安
海洋语言， 绝美鲜艳
夏曼 · 蓝波安，既不是姓夏曼，也不是姓蓝波安，它在达悟语的意思是“蓝波安的爸爸”。而在汉人的世界中，他常被误称为“夏先生”。夏曼出生时的族名叫“Cigewat（切格瓦）”，意思是“不可动摇，永远守着家屋、岛魂”。同时他也在中华民国的户政事务所被冠以汉人姓名，施努来。
达悟的语言中，每天晚上的月亮都有名字。潮汐、鱼类，这一切都是海洋文学。“敬畏海洋、敬畏自然，不是用这四个字就可以呈现出来你的价值观、信仰。是通过日常生活、日常语言是呈现的，”他说，“去看一个民族的语言，就可以看出它和海洋、山林自然环境的关系是怎样。不是教条、规则，是日常语言。”
夏曼出生在兰屿岛上最古老的部落，依姆洛库部落。耆老的故事、歌声，带着海浪的节奏、海风的气息伴随他成长：“他们在我面前轻声细语的叙述他们在潜水的经验故事，口语叙述的功力把海洋每一天的洋流变换、海底地形、各种鱼类游移的习性拧住了我的心魄，那些真实的，绝美鲜艳的海洋文学。”
他在《大海浮梦》中写到：“前辈们说话说故事，话语里充满了环境的言语，充满了影像，他们对海底地形的了若指掌来自于用心理解，用经验回应洋流与鱼类与月亮的引力关系，老人家们的微笑，透露人性优雅的纯度，让我感受在地语汇与环境结盟的剧情，人类都是配角。”
可是要怎样用汉语书写海洋、讲这些故事，对夏曼来说是个挑战。“我的汉语是不好啦，”他说，“最初我的海洋文学很少有人看懂。”在出版社刚拿到《冷海情深》的时候，校对小姐打电话给总编辑，说这个所有的文字都要改吧，太多不合语法，读者看不懂。
他太熟悉海洋，但读者不够了解，所以他要训练自己如何表达得更易读懂，而不只是沿用达悟人习以为常的说法。但当他在汉语中找不到准确的语汇表达，就会用母语。“星星”是“天空的眼睛”；“洋流”是“海里的风”......这些自然诗意的表达是他的文学最美的特点。
‘星星’是‘天空的眼睛’；‘洋流’是‘海里的风’
当《冷海情深》在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副刊，这些华文主流作家的阵地连载，夏曼的海洋文学才被发现。随后也带动了台湾的自然书写发展。“海洋文学不是我的专利，只是汉人传统以来的生活都是阻绝了和海洋的亲密关系，”他说，“比如我们去西贡吃海鲜，我看到这些鱼，可以分得清男人吃的鱼和女人吃的鱼。女人吃的鱼游姿比较优雅曼妙。可是你们不会这样分，你们的想像是『吃海鲜』，而我们会判断海鲜的形体的美。因为我们了解这些鱼在海里是怎么游的，肉怎么长的，它的曲线、美学。这就是海洋文学。”
由于兰屿和台湾本岛有一定距离，较好地维持了自己的传统，岛上的人都会说母语。这一点让夏曼很欣慰，语言没有失去，传统就不会完全断裂。当他去台北求学，接触更复杂的汉语，也吸收了很多经典作品。他喜欢鲁迅，却对张爱玲无感。他带着《呐喊》到船上去，江南小镇上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都活生生在他脑袋里。而张爱玲那繁复细密的都市故事，却让他感到膨胀的空虚，难以消化。后来他大量阅读东欧、南美文学，西伯利亚的山峦让他感到惊艳。
夏曼说，大家究竟期待一个怎样的华语文学，他不知道。所有用华语创作的作家都在各自探索。但他希望那是一个更多元、多彩的世界，所以他加入其中：“华语文学没有海洋文学的话，会很孤单喔，真的很孤单。”
困惑与挣扎，族群命运
夏曼写海洋，写兰屿，那也是人类共同的迷思和处境。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主流与非主流、系统与个人、殖民与被殖民......几乎每个族群、每个个体都在这些矛盾中有过不同程度的挣扎。
达悟族有自己的教育系统，海滩就是教室，海洋就是书本，通过造船捕鱼领悟古老的智慧。而中华民国的学校是有围墙的，要升国旗唱国歌的。什么叫做“国家”？国民党军人在岛上砍树，达悟人说不准砍，军人训斥到：“这是国家的树！为什么不能砍！”“国家”和祖先究竟哪个更大？这个超出达悟人经验范畴的概念让他很困惑。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上帝。这些陌生的概念在原住民脑袋里开始沸腾
早在国民党政府之前，神父和日本殖民者就给兰屿带来了困惑：“我的小叔公恨死了西方宗教。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上帝。这些陌生的概念在原住民脑袋里开始沸腾；我父亲那代，受的教育则来自『红头屿番童教育所』。”
理解“国家”“上帝”很困难，理解太阳下去哪里也很困难。学校课本有填空题：“太阳下_”，答案是下山。填“下海”的会被汉人老师骂笨蛋。可是对达悟人来说，在部落见到的太阳天天下海，怎么是下山。谁的答案才是正确的？
“对所有少数民族来说，遇到汉人、白人就开始产生迷思，因为价值观开始混淆，”夏曼说，“我的成长从这里开始。从迷思、饥饿开始。这种过程很痛苦。”
童年成长的记忆构成了他的核心价值观，那就是大海浮梦。但这是过去的台湾政府要改造的“落后民族”。达悟人面对大海，衣着简单，也没有发明织布机器，男性只穿丁字裤。被太阳晒得金亮亮的结实臀部，是他们炫耀的资本。但校长会骂他们：“原始人怎么可以只穿丁字裤，就来上中华民国的小学！”他不懂什么叫“原始人”，但开始反思汉人的思维是什么。
‘原始人怎么可以只穿丁字裤，就来上中华民国的小学！’
不会做衣服，也没有钱买，因为根本不懂买卖、交易、储蓄、货币，只有把装面粉的麻袋改成裤子。面粉袋上印着“中美合作”字样，于是岛上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成了“中美合作”包装的“产品”。
穿着面粉袋，却没有钱去杂货店买面粉，夏曼说他的童年是饥饿的。另一种饥饿是精神上的，对所谓“中华文化”的饥饿。为什么要喊“中华民国万岁”，为什么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年轻一代非常盼望离开兰屿，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而离开兰屿，这些达悟族的孩子只能去念台湾师范系统的学校。然后他们会被安排回到家乡当老师。“我的祖父母希望我长大不要变成汉人，他们一直认为变成汉人就会失去海洋的基因。不会抓鱼、不会造船，他们就否认你是真正的达悟人，”夏曼说。
要出去念书，但夏曼拒绝政府规划的那条道路。他靠自己努力考入淡江大学法文系。而法文帮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法国的思想家对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日后人类学的训练也帮助他辨识自己族群的困境，理解那些年少时痛苦无解的经历。“文明要按自己的节奏发展，谁也不可能预言一个民族的发展，”他说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学给他最大的启发。如何既保有自己特色，又融入现代性，是每个族群都在思考的问题。
文明要按自己的节奏发展，谁也不可能预言一个民族的发展
夏曼常常自嘲说自己真是命苦，既要念书写文章，还要捕鱼航海做一个真正的达悟男人，还要帮忙照料太太的地瓜田，“我真是好辛苦。”虽然辛苦，但曾经被撕裂的世界，就在这样的对话、互动、观察当中慢慢被弥合，痛苦也慢慢治愈。
“我的理想是游历群岛，与各岛屿的民族相遇，讨论海洋的情绪，”夏曼说。他从十岁起就向往南太平洋，兰屿面向的南方。2004年，他实现了这个梦想，带着一千块美金一个人去南太平洋流浪。
他下一次来香港，可能会驾着自己和朋友做的帆船来。来讲他的新书《安洛米恩之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