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日本的僵局僵持到2014年11月APEC在北京开会时，最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尾，更令世人，特别是日本美国与台湾独立势力人士加深了原有北京欺善怕恶的印象。这样的印象更容易证明抗衡中国的必要性。
北京在东亚无全盘与局部战略构想，在钓鱼岛纷争一事上，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自从1970年代中日国交正常化以来，钓鱼岛主权问题，在邓小平一句搁置争议下，中日两国勉强相安无事三十年，直到2010年9月7日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冲撞日本公务船只，民主党政府当时的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试图根据日本国内法起诉中国渔船船长，而且宣称钓鱼岛没有领土问题。因此，北京一再加码报复，直到9月21日在石家庄以没有取得许可在军事区域摄影的理由，拘捕四位日本人之后，终于迫使日本在三天后，于9月24日决定释放中国船长。
经过了2010年事件的教训以后，面对北京当局时常派公务船进入日本实际控制的钓鱼岛领海，在2012年4月27日日本最著名的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终于成立《东京都尖阁诸岛寄附金》，准备从钓鱼岛产权所有人手中收购钓鱼岛，短短两个多月后，在7月7日已经募得13亿日币，金额已经足以买下钓鱼岛。 于是，民主党首相野田佳彦决定以日本政府名义收购钓鱼岛，避免钓鱼岛落入石原慎太郎手中，产生更多麻烦与风险。
日本右翼政治团体早在1980年代以来，就多次试图在钓鱼岛建灯塔之类的建筑物，宣示强化日本对钓鱼岛控制。因此，石原慎太郎此举并非半途杀出或空穴来风，而是在日本政界社会酝酿已久的一个政治发展。北京如果及早居安思危，如果有稍微到位的情报分析，或者如果下情上达，早就应该设想演习钓鱼岛问题出现情景及其应对之道，便不会一旦遇事，就惊慌愤怒而不知所措。
北京在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以后，反应激烈粗糙，尽管如此都没达成任何具体效果或目的；只有相当明确的反效果－为日本右翼助选，使得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同年年底日本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结果安倍上台后，积极推动历史修正主义与抗衡中国的国防外交双绑的大战略。北京与日本的僵局僵持到2014年11月APEC在北京开会时，最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尾，更令世人，特别是日本美国与台湾独立势力人士加深了原有北京欺善怕恶的印象。这样的印象更容易证明抗衡中国的必要性。
话说回来，其实，野田首相此举，虽很不理想，此外与北京事前的沟通不足，而且不免有违搁置争议的精神，但用意未尝不良。试问，在日本现行的法令下，日本政府能阻止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的方式，实在非常有限，“国有化”是少数可行，而且一劳永逸的做法，因为“国有化”完全将钓鱼岛置于日本政府的控制之下，便可以避免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想入非非。此外，在整个过程，从传媒报道中，北京方面并没有提出更可行的做法，只是一味强要日本政府中止“国有化”钓鱼岛的计划。
钓鱼台（岛）一事必须反求诸己，不好一味咄咄逼人，摇旗呐喊，激情有余，睿智不足。如果草率为之，恐怕只会为日本右翼的兴起助力，绝非中国或东亚所乐见。
在2010年中国渔船冲撞日本公务船事件发生不久后，我即在同年9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钓鱼台的真问题与假问题》一文，以历史的长镜头说明钓鱼岛问题是自明朝以来，数百年中日之间堆积的矛盾之一；日本处心积虑经营东海已经三百年多年，控制钓鱼岛只是大成果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成果，真正的大成果是成功并吞琉球王国，牢牢控制东海海域，形成了阻碍今天中国直接进入太平洋的一道海上长城，同时中国最富裕的东南省份直接受到来自冲绳群岛的军事威胁。
因此，钓鱼岛的重要性与琉球群岛相比，根本无法同日而语。文中言下之意，便是以数百年历史的长度与东亚东海空间的广度，再从政治军事战略纵深的角度审视全盘格局，主张钓鱼岛问题不应过度扩大，抗争适可而止，点到为止最为上策，因为钓鱼岛问题本质是一个东海问题的衍生，绝对不是问题的核心。
从太阳花运动到钓鱼岛纷争带来的启示，便是北京当局往往有目标，无进程；有底线，无政策；有口号，而无熟虑。北京至今没有琢磨出一个承先启后的东亚大战略雏型。
文末我苦言再三说：“钓鱼台（岛）一事必须反求诸己，不好一味咄咄逼人，摇旗呐喊，激情有余，睿智不足。如果草率为之，恐怕只会为日本右翼的兴起助力，绝非中国或东亚所乐见。更重要的是，思索中国未来的百年大计，琢磨中国的全球与东亚大战略，钓鱼台问题正是要放在这样的框架中来思考衡量，在主权与国家的长久利益间，摸索出一个可行的运作模式“。今天回看拙文，真是不幸言中。北京当局在这个事件落幕后，并没有筹谋一个东亚的大战略，只是一面下令中国公务船进入钓鱼岛领海向日本示威，在2013年达到高峰，共188船只，有54天进入钓鱼岛领海；另一面北京大谈与美国“新型大国关系”与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关于东亚或东海，北京连台北马英九东海和平倡议那样的空包弹也提不出来，直说就是束手无策，出拳了无章法。
北京在东海宣示对钓鱼岛主权的强悍方式，除了过早打草惊蛇，替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与势力助选以外，背后看不到任何真知灼见的东亚或东海战略思考，其结果没有改变日本实质控制钓鱼岛的事实，只有推波助澜，让日本右翼政治轻而易举主导日本政治，推动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外交攻势与国防部署，加强日本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如菲律宾，越南与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关系，重新唤回美国对亚太国际政治势力均衡的重视与再构筑。这一切是北京精心策划的发展吗？我想不是，这一切无外自讨苦吃。从太阳花运动到钓鱼岛纷争带来的启示，便是北京当局往往有目标，无进程；有底线，无政策；有口号，而无熟虑。北京至今没有琢磨出一个承先启后的东亚大战略雏型。
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在国际政治也早已是泱泱大国，有权利有责任维持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亦是周遭东亚地区的共同利益与人民的福祉。这个利益的维持，不能像崛起前的中国仅仅依赖底线与口号，而是要有正面处理面临难关、问题、怪圈的对策与相关情报分析能力的建构，更关键的是要有百年长远久安之大计（grand strategy），一个泱泱大国时至今日从朝鲜半岛，到东海，到两岸，到南海，再到香港，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只会捉襟见肘，气急败坏而狼狈不堪。中国需要再度自我突破，在全球与东亚国际政治里，将中国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这需要领导人更高更挑剔的眼光与更大更包容的胸襟。《大学》有一段，“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天的中国正是要有这样的抱负与决心。东亚的人民正拭目以待。
（蔡孟翰，日本千叶大学地球环境福祉研究中心特任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