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钢笔，黄金笔身，白金笔帽，还镶着1113颗黑钻。这样一支笔要多少钱？答案是，3600万卢布，约合57万美元。
普京自2008年在俄罗斯掀起的反腐浪潮进入第七年，俄罗斯人都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年3月，俄安全局逮捕时任萨哈林州州长的亚历山大•霍罗沙文时搜出了这么一支钢笔，意大利产奢侈品，全球限量版。
一起被搜出来的，还包括800多件珠宝和200公斤重、总额达10亿卢布（约合1580万美元）的现金。此外，他的家庭拥有一辆雷克萨斯汽车和一辆伏尔加汽车，在莫斯科有两处100平方米的房产。
根据霍氏的财产申报，他2012及2013年的收入均未超过900万卢布（约合14万美元），其妻收入远少于他，此外再无其他收入。这些都无法解释那10亿卢布和其在莫斯科黄金地段几处房产从何而来。当然，还有那支笔。
如今这位前州长正面临着两项巨额贪腐指控。
四年捉贪 止步州长
萨哈林州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普京极为重视。国家为萨哈林拨巨款用于发展，霍罗沙文任州长时控制着这个州一切资源调配。
亲普京的超党派联盟“全俄人民阵线”曾指出，萨哈林州政府花国家的钱大手大脚。2013年，萨哈林州曾拿出8.5亿卢布改善政府办公条件，为办公大楼配备了电视台才使用的Microtiles显示墙系统。去年，萨哈林政府还打算花800万卢布配一辆奔驰S500，遭“全俄人民阵线”曝光并抨击后，霍罗沙文终止了这次公车购买。
这是2015年俄政坛查处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最近四年来“落马”的第一名州长（相当于中国的省长级别）。
在俄近年的大项目中，从高科技园区“斯科尔科沃”到索契冬奥会，从军方的“格洛纳斯”衞星导航系统到符拉迪沃斯托克APEC峰会，都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索契冬奥会的贪腐更是让普京权力体系内部的丑事成了国际焦点。
2008年俄罗斯《反腐败法》出台至今，每当普京对某领域的发展感到不满意时，他就会派人进行调查，结果都是“不查都没事，一查全有事”。用“塌方式腐败”来概括俄罗斯的贪腐情况也毫不为过。
虎头蛇尾的案件查办
自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高调反腐。中俄两国国情相近，关系较为密切，对两国反腐进行比较也颇有意义。
当中国媒体上几乎天天都有高官落马消息时，普京的反腐相对安静，尽管查处了一批官员，但级别并不高。前文所言的霍罗沙文几乎是今年唯一值得一提的“落马”高官。即便将视野扩大至2008年至今，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案要案也屈指可数。遭到指控的最大级别官员是国防部前部长谢尔久科夫，但他并非是普京担任最高领导人时期的政府成员。自开始反腐以来，普京核心领导体系至今保存完好。中国那种几乎天天有高级官员落马、山西一省“换血式”反腐、政治高层核心成员落马的情况在俄罗斯没有出现。
不但如此，普京反腐还多次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受到外界最多质疑的是对前文提到的国防部前部长谢尔久科夫的处理。给俄联邦至少带来67亿卢布损失的“国防服务公司”案被爆出时，执法人员去别墅逮捕案件最主要女嫌疑人叶甫盖尼娅•瓦西里耶夫娜，却发现谢尔久科夫穿着睡衣和拖鞋出现在客厅里。谢氏的岳父、普京心腹祖布科夫听闻谢氏的婚外恋后与他决裂。外界原以为谢氏的下场将很惨。但没想到，这位前国防部长却被赦免了。不但如此，普京还给他找了个小职位。
俄社会卫生发展部前部长塔基杨娜•戈利科娃曾牵涉一起重大贪腐案。俄最高检对此提起了2500多起行政诉讼和15起刑事诉讼，普遍认为戈利科娃难逃干系。但最终这名与时任工业贸易部部长维克托•赫里斯坚科组成权力家族的女性未受任何起诉。如今夫妻二人分别担任欧亚经济委员会主席及俄审计院主席。
纵观俄这些年各层次的反腐，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官员的惩戒以罢职为主，较少直接将官员绳之以法。而对于高层领导人，则“刑不上大夫”。普京反腐若单看数量倒也可观，仅2014年前9个月俄就处理了21137件贪腐案，其中10223件被提交法院。但里面都是“小苍蝇”，找不到真正的“大老虎”。
所有这些事实都不得不让人寻思，普京到底想不想反腐。若按照当下中国的反腐标准，普京确实“弱爆了”。
2014年，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清廉指数，俄罗斯排名136位，中国在第100位，俄应当比中国抓贪官更多更密集才对。但若注意到普京2005年说的一句话，或许可以对此有所理解：“腐败的根源不是坏人或好人，而是体制问题。”
“CEO”普京无法突破的框架
普京有这种认识并非偶然。俄联邦曾沿用苏联的反腐观念，仅将腐败视为一种单个的违法行为惩治了事。这种有局限的刑法观点在1995年开始在俄联邦受到批评，此后逐渐被抛弃。
从普京时代起，俄开始突出建立预防腐败体系为主、打击腐败为辅的反腐败体系。至今为止，普京没有对整个官僚系统进行“秋风扫落叶”式的反腐整肃。究其原因：普京仅是其政治体系的“CEO”，而非一个独揽大权者，其政治集团内各个成员的利益不可以忽视。这决定了他不可以像习近平一样向官僚集团“宣战”。
由苏联历史来看，斯大林去世后最高领导层进入集体领导时代，这种领导体制为其“CEO”的改革限定了框架。马林科夫轻易地向官僚特权宣战，立即被赫鲁晓夫取代，而当赫鲁晓夫的军事、农业改革逸出这个框架时，又立即遭遇政变。勃列日涅夫时代，柯西金的经济改革始终被官僚集团掣肘，直到整个体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权力体系才形成了一种平衡。
在反腐问题上，普京毫无疑问是一位改革者，但他显然还无力突破整个权力体系为他限定的框架。所以其反腐历程中真正的“大老虎”才少之又少，而且多未受惩罚。
俄罗斯联邦政府“立法和比较法研究所”是普京在反腐问题上的主要智囊机构，研究所的一本专著指出：“单纯的惩罚措施不会取得好效果，因为惩罚针对的是后果而非原因。‘战争战略’（秋风扫落叶式的惩罚措施）通常会引发腐败分子的消极怠工或强烈反抗。”在意大利发动的“净手”运动中，检察官的行动很快就遭到政治家们的抵制，最终导致前者停止行动；罗马尼亚2002年成立的惩罚性反腐机构丧失了独立性，被并入总检察院；遭遇类似命运的还有比利时的反腐败机关。
因此，研究所认为：“预防性反腐败战略应该被视为国家反腐主要方向，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追究腐败违法行为者的法律责任，但是国际经验表明，消除催生腐败的条件能够取得更好的社会经济效果。”
“晾晒”财产与体制外监督
以此为方向，普京对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约束：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防止利益冲突；对人员的监督和追责。
普京这套预防腐败制度中，最著名的要数官员收入、财产公开制度。从2009年至今，俄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申报、公开制度：联邦官员及州、市政府官员都须在本部门网站上公布自己及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财产信息，同时还须将信息刊登在当地新闻媒体上，普通民众都可以看到。
除此之外，普京先后签署命令，要求官员不得在海外拥有帐户及不动产、每年申报个人及家庭支出情况。
除收入、财产公开，俄目前也在尝试用制度方式解决官员“利益冲突”问题。“利益冲突”这一概念指官员个人的商业等利益与其职务行为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目前俄高层已经开始将隐瞒这种“利益冲突”视为一种不可容忍的行为，并且已有一名副州长因此而丢掉了乌纱。
如今俄媒体、反对派都盯着各级官员的财产、收入公开做文章。俄最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内曾多次通过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对多名不同级别官员的财产进行调查并提出质疑。他的质疑尚未直接产生效果，却也成功地迫使官方介入，重审相关官员的申报。去年，纳瓦尔内就曾指责俄上院议员维亚切斯拉夫•费迪索夫故意在申报中隐瞒妻子名下的一套房产。两人争执不休，上院相关委员会被迫介入，审核费迪索夫的申报。
审核的结果并未能让反对派如愿，但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普京权力体制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松散的机制——“失去信任”机制。
据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的介绍，2014年俄各联邦主体（州、边疆区、共和国等行政单位）高级官员的财产申报中，有47%存在错误或与事实不符的情况。2014年上半年，共有5000多名官员因这一问题被追究责任，其中200多人因为“失去信任”而被免职，这其中还包括三名州长。
促使普京权力体系进行反腐的最大动力是选举压力，在选举中普京及其体系必须在乎“名声”。
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副主席叶莲娜•潘菲洛娃指出，俄高层的“失去信任”机制已经较为成熟，开始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是，普京体制还将一些体制外力量吸收进反腐进程中，“全俄人民阵线”下反腐部门，乃至“透明国际”都成为俄官方抓捕贪官时的重要合作者。潘菲洛娃就介绍称，今年前几个月“透明国际”已经与俄地方检察部门合作起诉了多名贪腐官员。
但“失去信任”机制也反映了这一体制仍具有局限性：它尚只是官员对上负责的产物。社会对官员申报的监督必须通过高层的“失去信任”机制才能起作用。潘菲洛娃称，这些制度还只是为了维护体制的名声。
“名声论”很好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促使普京权力体系进行反腐的最大动力是选举压力，在选举中普京及其体系必须在乎“名声”。2011-2012年俄罗斯声势浩大的示威等于是向普京宣告，其权力体系必须有所改变，其间下降的普京个人支持率对整个体制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可以将俄罗斯目前“半吊子”的反腐体制建设看作这一政治现实的反映：选举压力让其必须建立一套健康的反腐制度，从而体现出相当的进步意义，但在这套选举体制之上，普京及其体制却形成了权力垄断，从而使反腐制度尚无力改变官员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现实，这使得整套反腐制度距离真正起作用还很远。
比中国多出的十年
对比中国，为何普京不打老虎？为何普京着重于预防腐败制度建设？
首先，普京权力体制相较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共更为“年轻”，普京仍可以“终止90年代政经混乱局面”这一历史功绩来吸引选民，经历过两个时代鲜明对比的60后、70后乃至部分80后仍为社会中坚选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普京的高支持率长期与其实际执政表现脱离的现象。
中共的改革开放比普京权力体系的这一历史功绩至少“年长”十岁，这十年时间足可以决定两国人民不同的政治记忆。
其次，俄罗斯建立了选举制度，这让普京权力体系毋须建立一套在社会各个层面都力求保持垄断地位的体系。普京只须经营好选举便可以垄断政治权力。只经营选举与需要在政策、资源、人员、舆论等领域占据排他性地位这两种权力体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虽意味着占据更少的资源，却也意味着更小的包袱，在合法性问题上保持较为松弛的状态。
此外，俄罗斯的地缘资源较中国丰厚，苏联解体后留下的“帝国废墟”是俄罗斯得天独厚的地缘资源，其意义在于，俄罗斯用发动对外战争缓解内部压力的难度要小于中国（格鲁吉亚在同俄兵戎相见7年后民意上出现上亲俄的转变，是为明证），而对外发动战争可以大大缓解权力体系在内部的压力，普京支持率在乌克兰危机后的冲高就是明证。
这三点根本差异决定了两国反腐最大的差异：中国反腐是不反不行，而俄罗斯则并非必须到这一步。俄反腐不打老虎，收到舆论红利之后便暂可偃旗息鼓。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必须放到俄政经大背景下审视。
俄官僚群体是私有化的直接受益者。这里的私有化不仅指叶利钦时期的野蛮私有化，它也包含了普京时代涵盖腐败、侵吞国有资产等现象的日常私有化。普京用收入财产公示制度及利益冲突制度来管束官僚体系，这里有一个潜在前提：普京与现有官僚体系达成一个共识，对过去私有化中的非法所得不再追究，将其合法化，上述制度只用来制约官僚体系在今后的运转。
透明国际官员潘菲洛娃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俄官员们在面对财产收入公示时经常从她那里取经。潘菲洛娃给他们的建议是，现有的财产，有多少报多少，不要隐瞒，不要因为数额过大就藏着掖着。许多官员没听她的，结果那些没有公示的财产日后反倒成了非法所得。一些听从这一建议的官员虽在公示时受到非议，却在日后平安无事。
普京打击寡头范围仅限于少部分人，以此换得工商业的支持，他能与其官僚体系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可谓为俄日后的反腐找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延续点。相较而言，中国社会极难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无论权力体制还是民众显然都要求贪官们将所有腐败所得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