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氏的学问与观点都不无可取之处，但此书读后总觉不过瘾。仔细琢磨，是此书与现代中国关系太少。他是在历史中想象中国，不是在当代想象中国。
历史学家必须和过去摔跤，迫使它开口说话。然而，历史学家决不可能直接观察到他所研究的史实。没有一个先秦史研究者看过孔子的笑容，也没有一个清史研究者听过金川之役中藏人的嘶嚎。历史学家常处于无法身临其境的困厄之中，但他仍能有所作为，就如侦探小说里那位“角落中的老人”，通过听到的事件片段重构犯罪过程，又像一位卧病在床的人类学家，通过助手的田野调查得出结果。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编者注：台版题为《华夏论述：一个复杂共同体的变化》）正是一部与过去摔跤的著作，作者试图借此绘出关于中国的大历史图像。
在许氏看来，维系“中国”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经济因素，即长期构建的全国市场交换网；社会等级，秦汉以后没有明确的贵贱阶级，精英不能永远世袭，布衣可为卿相；统一的文字系统，思想文化交流由此打破时间与地域限制。这三个因素使中国内部得以沟通，谁也不会被排斥在外，“中国人”才有一个共同的归属感。
他进一步解释说，“任何复杂的系统，无论宇宙或花朵，世界或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间又不断因为各自力量强弱而发生对抗分合……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中国历史观念中的朝代，毋宁代表的是政治权威；可是，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法独立运作，政权必须倚仗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方向的维系，才能将所统治的人群具体结合为一个共同体”。
上古三代，夏后氏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使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天下”概念在三代初步构建。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其影响力通过统治权力更通过文化向远处扩散。各地文化被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后世的“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权力下沉，自周王到诸侯，再到诸卿，最后是陪臣。权力自上层精英降到中层下层，遂使社会整体拥有发展活力，推动经济文化进步。与此同时，人才在列国间流动，氏族血缘共同体渐渐瓦解，中国人从封建制度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寻求自我存在的意义。这一时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代。
秦始皇统一中国，到西汉经过两百年演变，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转化为坚实的皇朝体制。文官制度、全国市场、共同文字以及儒家意识形态，将广大的中国融合为一体。秦汉中国能够熔铸为坚实整体，乃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各项的“软实力”。文化方面，有了完整的宇宙论、伦理学和价值观念，它们建立在儒家、道家、法家及其他各家综合基础之上。政治方面，文官制度支持人才选拔与流动，天命等约束则使皇权不至于完全人治。经济方面，中国发展出当时世界程度最高的精耕农业和市场经济。“中国”的核心在秦汉时代被确定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尤其黄河、长江中游一带，更是核心中的核心。
抵至东汉，君权强大，尚书——皇帝的秘书处替代外廷主持政务，文官系统不再独立。至此以后，中国两千年来不再出现真正有独立性的、足以抗衡皇权的文官体系。文官体系为皇权服务，官员们只追逐功名利禄，难再坚持儒家理想。与此同时，地方豪族崛起，拥有地方实际控制权。到了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乱政，中央权力真空，全国遂分崩离析。
东汉末年到隋唐统一的四百年间，中国长期分裂，但也吸收了数百万的外来基因。北方的匈奴和鲜卑，西北的氐、羌，西域的羯人，将亚洲北支人口融入中国庞大基因库。在南方，百越和蛮、苗等原住民，都被南渡的中原汉人同化为南方的中国人。
隋唐帝室兼有胡汉血统。唐代君主不论生活习惯还是族群观念，并不符合汉文化模式。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是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获得中国的官称。唐代是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弹性与包容性。唐代巅峰在玄宗开元年间。天宝以后，安史乱起，唐代逐渐过了升降交点。
经过五代的离乱，汉人终于重新统一中国，建立宋朝。两宋逐步向南发展，南宋更移往南方，使东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二核心。但核心地区南移，丧失了产马之地，在古代冷兵器主导的战争中，没有马，就意味着无法与骑兵为主的外族对抗。南宋于是成为列国之一，再不能统治原来中国的全部疆域。与此同时，两宋学者创造的理学，使中国文化思想有了可以遵循的模式，但也从此拘束中国文化，失去吸收外来成分的能力。宋代重文轻武，政府职位全由文人担任，这些文官多是通过科举进身。正是在宋代，中国政治与文化转为稳定结构。儒生寄托在政权体制之内，朝代可以更替，但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长期存在、难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吊诡性也由此展开：儒家的普世价值可以超越“中国”，而“中国”终于失去“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蒙元不能视为中国传统朝代，它只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在这个王朝，中国人是被征服的奴隶，处于最低等级。元代的汉人儒生不能担起士大夫的任务，也不具有社会精英的地位。在元代征服者与百姓之间，是统辖各地驻军的万户及依附其上的豪强或商贾。蒙元的绝对皇权，充满暴力色彩，再不能受到以文官体系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制衡。元代制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行省制。行省乃是中央分设在各地的办事处，中央权力借此下到地方层次，而地方长官相当于中央授权的“殖民地总督”。行省制为明清继承，直到当代。这种人为划分的区隔，与自然区划并不完全契合，虽然便于中央集权管理，但对地方自主性造成相当障碍。
明太祖驱逐蒙人，恢复汉人统治。他所建立的皇权，其绝对性与暴力特征，更接近蒙元而非两宋。依靠分封皇亲、各地卫所以及特务系统，明朝统治者建立起以暴力控制全国的机制。它提防自己百姓所投入的力量，并不亚于预备外敌。明代的文官政府同样不能制衡皇权，他们面临的是血粼粼的廷杖、诡秘的东西厂与权力显赫的宦官。
满洲人进入中国，建立了最后一个征服王朝。早期满清帝国格局中，八旗是战斗单位，内阁（雍正以后是军机处）是政府权力核心。内廷决策直接交由六部执行，汉代的廷议和唐代的三省制衡，在明清都不见了。通过威胁和利诱，满清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天下帝国”的根系涣散。这两百多年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展开的阶段，中国却不能有参与全球性大转变的机会和能力。
此书至此结束。许氏的学问与观点都不无可取之处，但此书读后总觉不过瘾。仔细琢磨，是此书与现代中国关系太少。“中国人”究竟是什么人？“中国人”的观念又是怎样从历史中逐渐演变到现代的？
此书不能为上述问题提供答案，当然，许氏是尽一个传统史学家的职责，其本义不在解决民族概念的兴起与演变、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形成等问题。他是在历史中想象中国，不是在当代想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