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特首和政党人物，中央领导也是重要的“能动者”。不过，因为资料短缺，分析难以完备。据悉，最后两次政改，习近平都是关键人物。2008年他是国家副主席，兼管港澳事务。2013年当上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影响力更强。在他眼中，两次政改的局势应当是严峻的，2010年有“五区公投”，2014年则有“占领中环”和“雨伞运动”。公投是直接民主行动，和共产党奉行的代表民主相左。而且先例一开，独立公投难道不行？不过，议席出缺依法必须补选。中央只能叫停蠢蠢欲动的亲中政党，而另一方面和不参与公投的民主党秘密谈判。至于2014年的“占领中环”，它要表达的是具“杀伤力”的“公民抗命”。因此，也非同小可，搞不好会影响特区的管治。于是，清晰而强硬的立场不可免（注一）。为什么习近平在上一次愿意沟通和妥协，而这一次既不沟通，也寸步不让？原因之一是情势变了。
变局编织一起致寸步不让
政改博弈也是学习过程，结果能影响未来的行为。民主党与中央沟通成功后，惹来持续的责备和攻击，以致党力日衰。于是，2014至2015年的中央再也找不到愿意妥协的泛民政党。那么2009至2010年的妥协为何可能？据悉，这应当归功于习近平所倡议的治港新思维（注二）。适逢五区公投的结果显示，激进政党在泛民选民和整体选民中的支持率大大提高。中央忧虑泛民选民的年轻化和民主运动的极端化会不利香港宪制的良性发展。于是决定“以政改方案作为切入点，拉住温和民主派”（注三）。几年过去了，中央所忧虑的趋势有增无减。特区政府的管治依然困难。再者，回顾2012年的特首选举，梁振英的低票险胜暴露选举办法的风险──有可能让非中央属意的候选人胜出。加上美国“围堵中国”的严峻环境，中央遂倾向万事具国家安全化。这些变局编织一起，寸步不让就不难理解了。
旧调重弹与危机兼备的意见
但民主改革乃不归之路。那么，该如何走下去？先看一些预测或意见。首先，中央会继续拒绝“真普选”的诉求，专注于壮大亲中势力和强化特区管治。第二，泛民政党坚持议会与街头抗争，要求重启政改程序，发动群体事件，甚至不合作运动。第三，该走公民社会路线，加强与既有民间团体联系和发展新的市民组织，推动本土运动和实践生活化的民主。最后的主张是宪政自决（注四）。民主发展更关键的问题不是普选，而是自决权利。过去的手段已被证明失败，香港的自治则不断被蚕食。问题来自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香港的宪制必须修改，港人必须有准备面临2047年的终极大限之前，争取前途自决。
第一种说法毫无新意，意味着香港人只能认命，委曲求全。第二种建议只是旧路，如果泛民选举失利，否决权不保，议会路线便破产。群众运动（包括不合作）要看泛民阵营的团结程度、泛民相对建制派的动员能力的消长和特区政府的施政失误。泛民政党在否决政府方案一役中捆绑成功的经验能否延续还有待观察。至于双方的动员能力，已今非昔比，情况不乐观。政府施政失误往往有利泛民的群众动员，但市民要受害在先。至于第三条路线也是旧调重弹。香港既有的公民组织多半是非政治取向的，精力放在特定范畴和不喜欢和政党来往。发展新市民组织去传承民主运动的建议可取，事实上早已小规模地开展。但是，它难以抗衡共产党统战策略下细水长流、无孔不入和资源丰富的反策性（注五）组织工作。总之，这条路势必崎岖漫长。最后一条路看得最远，也最刺激中央的神经。它目前只在酝酿自决意识和倡议公投修宪的阶段。这是一条危和机具备的路线。
民主之路有两大障碍──“逆民主的党国体制（注六）”与中央领导对真普选条件下政权能否永续的信心不足。
诚然，中港在民主问题上的博弈是势力不均等的，特别是游戏规则的解释权。条件如此不利，首要攻略应当是自卫──即拒绝损害长远政治利益的协议，等待重新谈判的机会。在守候期间，则首要努力建设实力。团结是实力发展的要义。其次要开拓疲软的资源，例如建立多样化的民间组织，以争取认同民主但承担不坚定的人。最后，泛民团体应沙盘演练可进可退的政改方案。在将来谈判时，有不同方案可供自由选择也是实力的一种。
香港既属中国 也属世界
以上攻略略嫌视野短浅。政改的出路必须与香港的出路挂钩方为上策。起点可以是“50年不变，然后呢？”这个问题。中央领导要回答（注七），香港人自己也要。要回答好必须顾后瞻前。借鉴历史经验，香港怎样走过来的──从荒岛到现代化城市、从殖民地到特别行政区、从自由港到第三国际金融中心等等。然后，想像一下2047年以后的长远日子里，我们要一个怎样的香港？妄自菲薄，还是在大中华地区、亚洲或甚至世界都有角色？瞻前顾后完了，关于政体发展的构思也就踏实得多。
今天可以提一点，作为抛砖引玉。历史告诉我们，香港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这是中国任何城市都没有的特征。它的呵护与发展正是香港前途所在。认清了这一点，香港人会增加自信。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告诉子孙说：香港既属于自己，也属于中国，甚至还属于世界。
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告诉子孙说：香港既属于自己，也属于中国，甚至还属于世界。
注一：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公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跟着8月31日人大常委会发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草案）》。
注二：即重视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吸引力和强调香港管治不能比殖民地时期差。
注三：见柴子文，〈习近平是香港政改推手反映中南海新思维〉，《亚洲周刊》，2010年7月4日第24卷26期。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364971970562&docissue=2010-26
注四：黄之锋，〈政改否决了，然后呢？正视2047年的香港前途问题〉，《明报》世纪版，2015年6月15日。
注五：反策的意思是你有X组织，我也来一个。你有Y，我也催生另一个。表面上都和政治无关，只要不忠于敌对组织都来者不拒。锐意培养关系千日，总有用兵一时。
注六：延伸结构性障碍包括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这两个结构性的游戏规则。
注七：估计会归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