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你爱国与否的终极测试：假如中国与美、日开战，你会站在哪一方？”一个网民在我面书上留言。这样的问题未完全进入我的意识，答案已在指尖: “当然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如果在战争中不问价值，只讲国族认同，凭什么我们要谴责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官员？那些战犯不是忠心爱国吗？倒过来，在纳粹德国下拯救犹太人的舒特拉，犯下的是叛国罪，难道就要遗臭万年? 以为爱国便是好、叛国便是坏，是因为我们将国家上升到一个至高的价值层次，不分是非对错。
国家变成至高无上的价值
元朝版图跨越亚欧，中国史书称誉成吉思汗英勇善战，开拓出疆域最辽阔的朝代，而非斥之为侵略主义、为黄祸。同理，英国人眷恋“日不落帝国”，法国人将拿破仑当成英雄，都是因为当权者东征西伐、扩展国家主权带来国民自尊膨胀。
当然，在1648年威斯特发利亚条约（Peace of Westphalia）之前，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的概念仍未成形，我们不能对历史过度严苛，谴责一切的战争。但主权国家形成以后，是促进了国族间相互尊重，抑或因为国界的区隔，人们对他国人民承受的痛苦变得麻木不仁，甚至以妖魔化、武装冲突的方式去“建构”外敌，巩固主权国家内部的团结？
我认为任何国家要推动国民教育，都应先让国民读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反思“国家”为何成为了现代政治生活中最广被接纳的“价值”。人们为国家牺牲生命，就像为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而牺牲一样，甚至比这些价值更高，因为“爱国”这价值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但事实上国家并非自然而生，她是通过人为打造和共同想像的结果。先是专制皇权和统一文字组成国家的中心，再利用印刷技术传播有助产生国家意识的历史和传说，神化民族源头、歌颂战争杀戮、维护疆域主权。统治者更乐于以运动竞赛甚至战争来牵动爱国情绪，强化国族认同，巩固自己的权力。
西方的国族主义发展到极端，变成帝国主义，侵害东方世界。而东方世界的一些国家在反殖过程中，为了打造独立的民族国家，以爱国之名打压一切有碍内部团结的自由民主思想，人民承受国族主义的双重创伤。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和环境灾难（如核电泄漏和全球暖化）已令一般民众意识到危难跨越国界，各地人民已堕入命运共同体。如果我们明白到“全球外判”带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与劳工问题，和发达国家的失业和贫富悬殊，便能洞察到国际组织（如WTO） 和全球公民社会（如跨境劳工和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性，必须带着“地球村”、“世界公民”的视野看待本国以至他国人民的权利和义务。
世界公民／全球公民不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必然反对以国族划分人类的权利和阻碍彼此的关怀。用Nitya Chaitanya Yati的说法，世界公民所效忠的是真理的基础、共通的知识和价值观念的支柱。在爱国主义之上，应该有更高的普世价值──自由、公义、仁爱、平等、和平──引导我们判断对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认识到狭隘的国族主义如何造成对“他者”的冷漠、排斥和迫害，而对内则可借此抑压自由、多元、民主的声音，就明白到当年特区教育部门提出的“国民教育”指引的问题所在。该指引在“世界范畴”要求学生参考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但在“国家范畴”却只谈理性、归属感、爱国心等，而不知国族主义必须以普世价值来平衡。
本土意识与香港民族的建构
当年学生反国教，和2003年七一游行反23条一样，被北京视为港人不爱国、人心未回归。港人觉得23条的问题是侵犯人权、国教科问题是有违批判思考，而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但两年来政改争论之后，年轻一代却坦然地宣声：我就是不爱国又如何？
本土意识的兴起由来已久，以定义“大陆人”为“他者”作为标志。首先是香港从工业社会转型为服务型社会，不再需要从大陆来的廉价劳工，反而视之为社会负担。而经济起飞、教育普及后孕育出来的中产文化，与大陆移民的言谈举止则愈来愈格格不入。政治上，由六四镇压到李旺阳被自杀、刘晓波入狱、刘霞含泪被禁等事件，令人觉得中国仍未摆脱封建皇朝，难以认同。
讽刺的是，中国的崛起反而加剧中港的冲突。过去十年，暴发户自由横行、驻港京官傲慢离地，港人生活空间和自治领域不断受到挤压。市民对普选诉求被一拖再拖，北京成为香港走向“善治”的最大障碍。雨伞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对话之路已经走尽。“抗命不认命”的精神是摆脱既定的框架，寻求命运自主。既然北京以“爱国”和“国家安全”作为赋予港人政治权利的前提，被挫败的雨伞新生代对专制中国最彻底的回击，是挑战国族身份这个最神性的图腾。 雨伞运动后本土派乘势崛起，但内部差异甚大，不能一概而论。笔者姑且将其论述分为三种：
一、本土优先论──与文化层面的本土意识不同，提出本土／港人优先论者，要求在社会政策上区别永久居民与新移民的权利、减少大陆来港移民、港府拥有移民审批权等，对国族身份问题未有正面触及。
二、城邦自治论──主张与中国大陆彻底区隔，断绝两地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以防大陆腐朽的制度和文化渗入香港。香港要自保，必须“井水不犯河水”，不沾手大陆政治，反对参与“建设民主中国”，认为民主化后的中国将放弃一国两制，不利城邦自治。城邦论并无否定“一国”，甚至认为香港是保存华夏文化正统的希望，其愿景为“邦联制”。
三、港独民族论: 本土意识最极致的诉求是“港独”，但往往被讥为不切实际，分化社会。较完整港独纲领，是先为港独做好文化与社会准备，伺机而动（如等待中国崩溃）。如果国族（nation-state）是包括疆土、民族和行使主权的政府，港独的准备工作便是建立一个没有主权国家地位的香港民族（nation without state）。正如Benedict Anderson的理论，本土语言、文化传说、生活方式、区域自治都是建构民族认同的元素，就如魁北克人、苏格兰人、加泰隆尼亚人等，都是先建立起民族意识再争取独立。因为建立香港民族不一定与港独等同，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价值优先与开放本土
作为世界公民，放下了大中华迷思，自然不会对本土意识甚至香港民族论大惊小怪，但亦无兴趣堕入另一种国族认同。特别是民族建构的过程难逃制造和汚名化“他者”，对普世价值难免牴触。其实国族认同的原点，是人们为了各种需要而建构命运共同体。年轻一代港人与大陆的心理距离大到一个地步，说出“我是香港人，我不是中国人”，我们只能尊重。但如果港人觉得与大陆民众在穹苍下、专制面前是同一命运，我看不出本土派凭什么诅咒“大中华胶”参加六四晚会便要受天打雷劈。选择认同中华或是香港民族不应是争议的焦点，人们有没有权利选择国族认同才是核心所在。
选择认同中华或是香港民族不应是争议的焦点，人们有没有权利选择国族认同才是核心所在。
因为大中华论述太过根深蒂固，本土派急于建构民族身份容易走向仇恨政治，最终会否堕入更狭隘的族群主义必须时刻警惕。Civic nationalism或者“开放本土”的概念，提出国族认同有助人们活出自主和有意义的生活，但这种民族认同必须基于共识、不排外，并与自由、平等、宽容等理念兼容。即是说，无论香港的国族认同走向何方，必须是价值优先，才有一种值得向往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