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将是拆散欧洲的开端。”年初，从英国《卫报》到美国CNN的评论都作出了这样的预言。半年过去了，欧洲政局的演变似乎正向这个预言步步迈进。
在各国截然不同的利益驱动下，欧盟很难维系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权力平衡。经济危机的打击尚在，欧元区的货币危机如影随形，这都悉数体现在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重组上。
最受关注的，则是极端政党（政治光谱中“极左”或“极右”的政党）的崛起。他们逐步进入各国政治舞台中央，改写着欧洲的政治版图。在部分国家，极端政党已经抵达权力中心，传统政党为争取选民，不得不调整政治立场；中间党派在竞选中的稳固地位亦被破坏。
希腊：反紧缩的“马蹄铁”两端
2009年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希腊一刻都未能摆脱救助丶紧缩丶退欧这些让人头痛的新闻，俨然一个“欧洲病夫”。据估计，2015年下半年，希腊政府到期债务将达282亿欧元，约合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希腊早已经丧失了偿还能力，有可能退出欧元区。同时，希腊的失业率从2012年起就保持在25%的高位，这比美国经济大萧条时还糟糕；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接近50%。常年的财政紧缩措施，直接影响政府在教育丶医疗等公共领域的支出，经济的常年衰退，让民众怨气连天。
执政党，无论是中右的新民主党（2004年到2009年）丶还是中左的社民党（2009年到2015年），都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正是从2009年开始，极右翼金色黎明党和激进左翼联盟这两股原本边缘的政治力量，戏剧性得进入了希腊的政治中心。
新纳粹金色黎明党大概是欧洲所有极右翼党派中，最为暴力和排外的一支。1980年，《金色黎明》还只是家支持法西斯理念的杂志；2009年议会选举，金色黎明大肆使用纳粹标志，仅获2万张选票；然而，2012年，这个数字一跃到了44万。2015年大选，该党得到接近39万张选票（6.3%）的支持率，成为第三大党。
要知道，这样的支持率还是发生在金色黎明党的数位领导人物都被指控谋杀的情况下：2013年，希腊反法西斯的说唱歌手菲斯萨斯（Pavlos Fyssas）遇刺，该案件的调查围绕金色黎明党展开，也引发了一系列反法西斯的游行与暴力抗议。现在，纵然该政党领袖尼古拉斯·米哈罗里亚可斯（Nikolaos Michaloliakos）仍然在监狱服刑，仍不乏有民众支持他们。
建立了现任政府的激进左翼联盟则真正进入了权力中心。这支在十多年前借反战丶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契机组成的联盟，成员多样，革命派与改良派并存，代表的利益也不尽相同。但与金色黎明一样，激进左翼联盟所吸引的，一样是对“既有政治”不满的选民。据2012年的票站调查，大量中等教育选民选择支持金色黎明，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更支持激进左翼联盟。在横跨18到54岁的年龄段中，联盟都得到了最高的支持率。
年仅40岁的激进左翼联盟领袖丶希腊总理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选举中打出积极的口号：“希望在路上”。正是这份反紧缩的希望赢得了民意支持，但上任半年来，在全球注视下，齐普拉斯与国际债权人的周旋，并未给希腊临近崩溃边缘的经济带来任何好转，反而将希腊带入了破产的边缘。希腊人民对左翼联盟的信心，也随之下跌。6月30日，希腊拖欠IMF的16亿欧元贷款到期，计无可施的齐普拉斯抛出了“民主”的旗帜，在7月5日进行全民公投并鼓励选民投反对票，结果超过61%的选民拒绝国际债权人救助方案。饱受7年危机的希腊人也再次陷入恐慌，银行体系失控，开始资本管制，每人每日只能领取60欧元，ATM机前排起长队。
可不过数日，齐普拉斯在7月13日获得欧盟同意的第三轮救助方案，却完全没有依照公投的选择，而是遵循了债权人的需求。希腊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反反覆覆，厌倦了责问“希腊怎么了”的舆论，终於开始变成责问：“欧盟怎么了？”
1991年，欧洲一体化进程起到决定性意义的马斯特里赫条约签署生效。自此，欧洲迅速拾回了一度失落的和平丶安全与荣耀。欧盟迅速成长，尽管体制复杂，仍不失为凝聚分散力量的政治体；而潜移默化丶广为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态度，也悄悄掩盖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背後可能的纷争。
曾经一切都很好，如果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影响没有如此深远。当政府无法提供它所承诺的保障与繁荣时，选民渴望问责。
有人责备外来移民。据最近一次对4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欧洲价值观调查”，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20%以上的公众有明显的排外倾向——在询问最不喜怎样的邻居时，回答是“穆斯林”丶“移民”或“不同族裔”的受访者被列入“排外”范畴。责备外来者最终其实仍是责备政府丶主流政党的”不作为”。主权债务危机长久盘旋在直接遭受打击的选民头顶，主流政党的承诺大同小异，”反建制”因而成为极端政党为获民意支持，又一张共同打出的牌。
值得注意的是，“排外主义”往往与极右党派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民粹主义丶国家主义或反对欧盟等主张，在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端都明显存在。法国哲学家让-皮耶·法耶（Jean-Pierre Faye）认为，政治光谱上极左和极右的政党并非如直线的两端那样完全不同，它们更像是马蹄铁的两个尾端，彼此极为相似。
马蹄铁理论也许可以解释包括希腊在内欧洲各国边缘政党的表现，无论政治立场极左还是极右，对主流政党的不信任将这些崛起的政党联系在了一起。英国便是另外一个绝佳的例子，在这个传统的大党国家，政治光谱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英国：日益模糊的政治光谱
英国南部肯特郡的拉姆斯盖特（Ramsgate），是公元5世纪末，大主教圣奥古斯丁从登陆大不列颠岛的地方。19世纪，“日不落”帝国如日中天，横跨英吉利海峡的轮渡也在这里启航。今天，轮渡停摆，机场倒闭，破败的拉姆斯盖特不再吸引公众注意力。这个城市所在的国会选区南塞尼特（South Thanet），失业率高於全国平均水准，是肯特郡最贫困的选区。
但在5月英国大选中，据《卫报》统计，南塞尼特是媒体提及次数最多的选区——因为独立党的党魁，常以手持一扎啤酒形像示人，并被泰晤士报评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右派人物，法拉奇（Nigel Farage）又一次在这里参选国会议员。
2005年法拉奇第一次在南塞尼特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独立党刚刚起步，他只获得了5%的支持率；2015年，法拉奇带领的独立党横扫欧洲议会大选，成为最大党，获24席，进入政治话语中心。大选当天，法拉奇驻守的拉姆斯盖特吸引了近300家媒体在唱票点等待结果。
独立党源自反欧盟联盟，该联盟於1991年，因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成立，创立人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斯克德（Alan Sked）。但随着激进的右翼言论在党内逐渐得势，斯克德本人将独立党称作“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研究独立党兴起的英国政治学者福特（Robert Ford）和古德温（Matthew Goodwin）这样描述一个典型的独立党支持者：“他是一个生活在诺丁汉丶64岁的自行车厂退休工人；他曾经支持撒切尔，撒切尔退休后，又转而支持工党。他对英国国家党（英国极右翼政党，被称作英国的‘纳粹党’）有好感，但受不了与纳粹扯上关系。在2009年的时候，他在一次竞选活动中，成为了独立党的支持者。”
2006年，法拉奇当选独立党党魁。在今年4月最大规模的电视辩论上，他指责前社会主义国家移民带来爱滋病，在其他场合的言论，也将“移民”与住房丶医疗和就业问题划上等号。法拉奇抱怨说：“在过去十年内，移民让这个国家变得面目全非，看起来就像是异国他乡。”
法拉奇带来的影响力无法回避。蒂姆森（Russ Timpson）是英国自由民主党在南塞尼特的候选人，在拉姆斯盖特安静的老港口，他苦笑着告诉记者：“我知道你要问移民。我接受的每个采访，如果不是第一个丶那么第二个问题，肯定关于移民。”
成功设置了议程的法拉奇，在南塞尼特获得了32.4%的选票，却没有在五月的大选获选。他输给了老朋友，二十多年前同在独立党的迈肯尼（Craig Mackinlay）。法拉奇成为独立党党魁后，迈肯尼转投了保守党的阵营。大选前一天，当记者在拉姆斯盖特的郊区见到迈肯尼时，他仍在挨家挨户发着传单，迈肯尼一边快步走着，一边回忆说：“当时独立党还是一个非常学术的圈子；但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全英国最让人厌恶的品牌。”
尽管法拉奇落败，该党在国会中也只获得了一席，但这个尖锐反对欧盟和移民的极右政党，在英国右翼选民中的势力并没有减弱——它在125个国会选区（20%）都获得了位列第二位的支持；并且得到了380万张（13%）选票，仅居保守党和工党之后。
真正获胜的是保守党，卡梅伦（David Cameron）继续驻守唐宁街首相府。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此前，民意曾长期胶着——这不仅意味着英国存在非常多的悬浮选民，也标志着传统红蓝之争的终结。半个多世纪前，保守党（蓝色）和工党（红色）可以拿到近96%的选票，今日，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70%。如今，至少有六股势力左右着英国大选，包括独立党，苏格兰民族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但此次大选中，在英国政治舞台上由来已久的自由民主党彻底失败了，这或者标志着中间路线在英国的消却。在大不列颠北面，2014年苏格兰公投的余波则给予了奉行国家主义的苏格兰民族党前所未有的支持，拿下了56个席位——而这是一个支持欧盟的偏左政党。
与希腊一样，英国也有脱欧的计划。英国与欧陆的关系从来都是若即若离，这次大选中，为了弥合保守党内部裂痕和吸引右翼选民，卡梅伦承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会在2017年前进行脱欧公投。如果英国脱欧，欧盟的命运将被再次改写；而脱欧带给联合王国内部（尤其苏格兰）的影响，亦不可小觑。
全欧政治洗牌
欧洲诸国，二战后，一直都由中间党派主导。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来，反移民丶反欧盟的极右势力却在各国愈演愈盛。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选举历来被视为欧洲政治”晴雨表”，可以反映成员国的内政走向。2014年5月欧洲议会大选上，极右翼政党获得前所未有的大份额支持，选出了历史上最反欧洲的欧洲议会。这次选举，被法国总理瓦尔斯（Manuel Valls ）称作是欧洲的“政治地震”。
余震近一步波及到各国接踵而至的大选年。据统计，今年欧洲将有2778个议会席位被重设，包括十三个国家的议会大选（二月希腊，三月爱沙尼亚，四月芬兰丶安道尔，五月英国，六月土耳其丶丹麦，十月葡萄牙丶瑞士丶波兰，十一月阿塞拜疆丶克罗地亚，十二月西班牙），三个国家总统大选（三月克罗地亚，六月波兰，十一月白俄罗斯），及十多个国家的地方选举（包括德国丶法国丶荷兰丶西班牙丶意大利等等）。被国际评级机构称作“欧猪五国”（PIIGS）的葡萄牙丶爱尔兰丶意大利丶希腊和西班牙，是欧元区经济危机最紧迫丶紧缩财政措施最严峻的五个国家。2015年，五国除爱尔兰外都面临着政局洗牌。
在法国，三月的省级选举和十二月的大区选举将为两年后的大选做测试。法国前总统萨克奇领导的右翼人民运动联盟（UMP，最近改名为“共和人党”）在省级选举中，以约32%的支持率，成为最大赢家。极右翼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虽然未获得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多数席位，但高达25%的支持率，仍展现了其强劲的势力。国民阵线从2012年起回到法国政治话语的中心，更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并领导成立了欧洲议会中的极右翼联盟。
在芬兰，极右翼党派芬兰人党（Finns）在2011年的选举中异军突起（当时称为“真芬兰人党”），改写了芬兰选举历史——以“共识”著称的芬兰政界，从未出现这样大影响力的极右势力。今年四月的选举，芬兰人党获得38个议席，成为第二大党，位列中间党（Centre）之后。该党领袖索伊尼（Timo Soini），一位从政前活跃在电信业的亿万富翁，也随着此次选举进入联合政府，成为芬兰副总理以及外交部长。芬兰人党反对欧盟，并以反移民的言论著名，主张只有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欧盟外的移民才能够进入芬兰。
波兰则经历了最为胶着的总统选举，鲜为人知的波兰法律和正义党（PiS）候选人杜达（Andrzj Duda）在五月的第二轮大选中以52%的优势成为总统。以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和民粹主义为基础意识形态的PiS崛起，意味着波兰政局的右拐。波兰的极右势力从2000年才开始凸显出影响力，但是右翼思想文化及其合法性已经经历了很久的积淀。
土耳其六月的大选则被称作是该国近十三年来最重要的选举。自2002年执政以来，正义与发展党（AKP）第一次失掉多数党的位置，这折射出了国内中产选民对执政党的不满。左翼丶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HDP）时常被与希腊的极左翼政党联盟或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相提并论，该党在此次大选中获得了13%的支持率，首次获得分配议席。
六月，丹麦中右立场的政党联盟获得议会大选的多数席位，组成下届政府。该联盟包括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丹麦人民党（Dannish People’s Party），其支持率高达21%，位列第二大党，是联盟获胜的关键。这个高福利丶高幸福指数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反移民的话语占据，以致社会民主党领袖丶前首相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都罕见地在竞选中做出了“难民也要做出经济贡献”的声明。
大选还在继续——下半年尤以西班牙大选最为众人瞩目，极左翼“我们可以”党在五月的地区选举中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民意支持。这位扎着马尾辫的年轻政治学教授雷西亚斯（Pablo Iglesias），能否带领仅仅成立一年有余的政党获得更大的政治势力，扭转政治导向？还要等到十二月的大选才能知道——而到那时，希腊危机或者已经带来欧洲政局的最大变数。
“上天下海入地”的中欧关系
在欧洲各国的竞选活动中，国内议题占据核心，外交政策则落在边缘，选民们愈发不关心大国政治。但欧洲各国的政治角斗，终将影响到国际往来。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政治地震”后，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研究员史志钦列出了中欧关系的三个”众所不知”（Known Unknown）：反欧盟政党看待中国的眼光能否左右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反欧盟政党会怎样影响欧洲不断加剧的反全球化情绪，影响保护欧洲本土制造商的“欧洲壁垒”（Eruopean Trade Barriers）理念？民粹主义欧盟党派的亲俄反美情绪，会如何影响欧盟的外交政策？
“众所不知”的逻辑，依然是欧洲各国政治力量影响欧盟丶再由欧盟来影响世界——但是，如果欧洲各国政治角力的“影响”步步拆散了欧盟，那么欧盟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将蒙上阴影。
关注中国的德国经济学家罗尔夫·朗哈默尔（Rolf Langhammer）说：“边缘政党并不关心中国。但是这些政党反对欧盟，会或多或少迫使本国执政党遵循这样的主张。这会让欧洲的政治越发不稳定丶难以预料，而中国的领导者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欧洲政治。”
中国丶欧洲与美国三足鼎立，他们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是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也希望能够两两借力，制衡第三者。但对於中国而言，欧盟的多边组成一直很难琢磨，故而中德丶中英等双边关系才是中国外交的侧重点。
2015年是中国与欧盟建交40周年，在发布2020中欧合作战略规划时，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欧合作涵盖面之广前所未有……可以说是上天下海入地。”经济往来仍然是主要诉求——所以才有了“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规划。
中国集举国之力打造丶涉及8900亿美金的“一带一路”，旨在贯穿大陆与海洋，连接亚太丶中东丶欧洲和非洲经济圈。这个战略无论从经济丶政治丶文化还是历史角度看，都涉及极其复杂的地缘关系。“一带一路”常被称作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当然，接受中国投资的，不是二战后的欧洲，而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大片领土。
这个战略下，目前得到最多关注的，仍是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亚投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称将补上亚洲基建资金的缺口，为基础建设提供资金。卡梅伦在全力投入五月的英国大选前，不顾美国的压力，做了一个占据新闻头条的决定：加入亚投行创始国。作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大国，英国的举动至少影响了半数以上创始成员国的加入，包括欧洲多数的大经济体。
这些都被认为是中国开始制定“国际规则”的标志，并直接将欧洲放在了路线的另一端；而欧洲此刻的政局，却展现出一张愤怒的“反全球化”面容。如此，2015年持续翻新的，将不仅是欧洲的政治版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