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8月14日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倍称：“我国至今表明了痛彻的反省和衷心的道歉”，在此基础上，安倍表示：“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不动摇”。
安倍同时表示，“政治必须对历史谦虚。政治、外交的意图不能歪曲历史”。“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不会再使用事变、侵略、战争，以及所有武力的威慑和行使。不能让和战争没有关联世代的孩子们背负持续谢罪的宿命”。
经过几番周折之后，在内外压力下，“侵略”、“道歉”等外界早前关注的关键字眼，都在本次谈话中出现。但除了这些字眼，在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真正期待的，是深刻理解战争发生的原因，和如何避免它再次发生。
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日本问题专家叶千荣，应端传媒之邀解读安倍讲话。叶千荣认为，不用过分在意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理解日本是如何走上军国主义。他认为该为战争负责的不仅仅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它在当时也得到了日本大众的狂热支持。而日本的战争哲学，是基于相信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今天的日本人相信，坚守宪法是限制政府再度发动对外战争的最强大武器。
（叶千荣解读视频全文内容如下）
七十年前的此刻，日本军部通知全体军民收听重要广播。于是无数市民聚集到了东京皇居前的这个广场上，他们跪在这块沙石地上，通过广播第一次听到了被奉为神明的天皇的声音。由于天皇使用了非常艰深的古文辞汇，加上他独特的声调，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听明白，他（天皇）说了什么。可是悲惨的战争现实。使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时隔七十年，安倍首相发布讲话。经过几番周折，虽然他使用了世间关注的几个词，诸如“侵略”“道歉”等等，但是对于那场战争的性质，在日本却再度发生模糊。
我觉得时至今日，安倍首相是否使用了“道歉”这个词，其实已不重要。有必要认真思索的是，作为一个东亚国家，日本是如何从明治维新，富国强兵走上军国主义的。在日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大胜之后，整个精神开始膨胀。这个时候有个著名人物，叫做北一辉，以及后来成为关东军参谋长的石原莞尔，推出了类似思想，那就是“大亚洲主义”。
这个“大亚洲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东方与西方对立，把日本与美国、西欧对立。
他们把日本在水户末期的一个思维，就是从中国的儒家在家庭中的孝道，延伸出的对国家的忠诚，把忠孝一体、国家与家庭一体，延伸出了一个“一君万民”的思想。“君”就是君主，由这种思想往下走，日本认为与美国必有一战。日本代表着东方的文化，那就是以德治和仁政为核心；而美国西欧则是霸道。因此“王道”对于“霸道”的世界最终战争，是石原莞尔的一个著名观点。
在这种思维下，1923年日本把美国开始锁定为头号敌国，开始在东南亚扩张。为石油资源、为争夺海权，与美国开始发生摩擦。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它并不是一个疯狂的冲动，而是自明治维新之后，要在东西文化对立中，确立日本作为东方文化盟主地位的一个必然的膨胀结果。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有一个思维就是“二分法”，说当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甲级战犯之责任和所为，广大人民是无辜的。可是事实上历史许多数据证明，当年恰恰是从市民、学生到主妇乃至工人、农民，对军国主义和军部的狂热支持，才使日本走上不归路的。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今年八十五岁，出了一本书《草根的军国主义》。他说“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在外地。老师通知学生们不要外出，说可能有暴动。可是结果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战争结束后，日本没有发生一处暴动。这并不是因为警察国家或宪兵的恐惧，而是因为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对政府的顺从。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下，一亿人总洗脑”，许许多多作家、文人都纷纷参与到军国主义的鼓与呼之中。
“是谁煽起了军国主义？东条英机的演讲毫无魅力，表情呆板、词汇单调。是媒体、是播音员，他们用那些庄严的声音、悲怆的歌声，和前线英灵回国的报导，煽起了国民、无数普通市民的军国主义情感”。 ﹣﹣﹣佐藤忠男
在国民总动员的时代，日本政府通过了一个重要决议，那就是要用大量的经费进行外宣。他把许多通信社合并在一起，要求用“通稿”，并且规定不许引用任何外电对日本不利的报导。于是日本国民日日只能从自己报纸上，报导皇军大胜的消息中，来判断前线，直到天皇宣布战败的那一刻。
战后许多作家说自己当时出于无奈，因为（对）宪兵的恐惧，一纸征兵令可以把作家召往前线。可是这本《文坛史战时证言》，详细的记载了许多作家当时的姿态。《文艺春秋》是日本的一份大杂志，社长菊池宽是著名文艺评论家。他在接到主管文艺宣传的内阁情报部的一个条子之后，给作家发了通知，说内阁情报部愿意跟作家做一次座谈。于是有十二个著名作家，与内阁情报部的军官们面对面的坐在一起。作家们事后感激涕零地说，内阁情报部的军人们并不像想像中那么粗暴恐怖，他们非常平和理性，他们邀请我们去南京前线视察，说你可以写可以不写；你十年后写也行，二十年后写也行。于是有三十多个作家去前线劳军。说是劳军，其实却写下了许多报导皇军胜利的报告文学。从那些报告文学里也可以看到，他们对战场上，以及许多市民横尸遍野的景象熟视无睹。
更令人震惊的是，从这本书中我知道，日本纯文学奖、芥川文学奖那一年是在南京前线颁发的。内阁情报部大本营是怎样来管理文艺的？我所任教的东海大学图书馆地下书库里，有三厚本当时内阁情报部审阅、删改、枪毙报导文章之后的流水账记录，详细的记载了几月几号毙掉了哪篇文章。
我想今天在日本讨论安倍首相的安保法之时，之所以以浅田次郎为首的日本笔会无数作家，会站出来发表声明，谴责政府的这个法案，也恰恰是由于七十年前那段历史的记忆。
市民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要捍卫和平宪法因为宪法是市民约束政府权力的唯一武器。而多元的声音，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为了避免再度发生灾祸，所不可避免的舆论环境。
日本将向何处去？日本是否会再度走上军国主义？日本是否会再度以亚洲、以东方文化代表的身份，与西方、与人类的普遍观念展开对决？至少此刻我们很难看到这种可能性。只要那一页历史的记忆尚存，以及在那一页记忆下建筑的体制尚存，这部宪法尚存，那么市民就会与任何这种可能性斗争。
这里是日本横滨的Hotel New Grand。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麦克亚瑟和盟军将领们住进了这家酒店的315、316和317房间。9月2号他们从这儿去战舰密苏里号，参加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我的家就在这间酒店不远的地方。我常常散步的时候来这间酒店的二楼坐一下，因为它完全保留着当年的样子。1945年8月，麦克亚瑟和中国、英国等盟军将军住进这家酒店的时候，这儿很快就成了盟军司令部。事实上这儿是日本战后政治的一个起点，或者说原点。对与美国的关系、与西方的关系，事实上是日本战后和战前的一个分水岭。
最近《文艺春秋》在战败七十周年的专辑里，披露了这样一则史料。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夜，日本大本营还委托一部份知识份子、御用学者，起草了一份大东亚共荣圈胜利之后，日本战胜美国之后的占领构想。有趣的是其中居然有一旦占领美国之后，要对美国进行下属管理，其中包括进行东方的儒家思想和日本的神道教育，还要把散布腐朽资本主义思想的好莱坞解散，让导演、演员全部走人。
可是在麦克亚瑟来到这家酒店之后，日本变了，有了一部新宪法。虽然这部新宪法很大程度上是麦克亚瑟和盟军的专家们起草的，因此直到今天，日本右翼在修宪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张，就是“那不是日本人自己制定的宪法，而是西方的”。而护宪的学者市民们则强调，宪法的光辉理念，决定了它是属于人类的，无所谓西方与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