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排山倒海的photo-op，專門研究美國總統選舉工程的哈佛大學駐校學者Kiku Adatto發現，這幾十年來攝記和編輯都曾採用過不同的策略，來減少照片的政治宣傳效果。她以《紐約時報》為例，指出它起初較多刊登人物的大特寫和肖像照，來避免布景、黨徽、宣傳標語等出現在頭版。不過，在1992年，《紐約時報》的頭版刊登了一張照片，第一次利用廣角鏡把攝影記者們納入照片之內，而對象則是民主黨的克林頓。其後的幾屆總統選舉，這種伎倆出現得越來越頻密，而畫面的角度則越來越闊，為的是透過照片中「攝影師的存在來揭露photo-op的建構特質」。
這種嘗試刺破公關的廣角鏡風格，最為有名當數美國著名街頭攝影師Garry Winogrand的攝影計劃《Public Relations》。Garry Winogrand在1969年第二次獲得古根漢獎學金以支持他這個拍攝計劃，主旨是探討「媒介對事件的影響」。在此後的七年間，他拍攝了大大小小的公共或私人場合，這些場合都吸引了媒體記者的採訪，大部分的黑白照片中都充斥着攝錄機、錄音機、攝影機、閃光燈，在Garry Winogrand的廣角鏡頭下，多數場面元素混雜，構圖雜亂無章，同時主體人物不明顯又或肢體表情古怪，正正凸顯出媒體和政治人物的互相吸引與角力，一反主流媒體追求「完美畫面」的美學和政治取態，是一幕幕荒誕失控的政治浮世舞台劇。
以Kiku Adatto的說法，政治人物越想操控他們自身的形象，媒體的反抗卻只會越演越烈。相信大家還有印象，2005年當時美國總統小布殊到中國訪問，與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隨後小布殊跟記者見面完畢後，離場時卻走錯方向，無法開啟「中國上鎖的大門」而被困，還在零點一秒間做了一個古怪痛苦的表情。翌日《紐約時報》以四格漫畫的模式，把小布殊的醜態以起承轉合的時序呈現在頭版。事後《紐約時報》受到了批評，編輯Martin Gottlieb解釋，他們其實就在一張photo-op照片（小布殊在中國民眾之間踏單車）與一張即時突發的照片（小布殊開不到門）之間作出了選擇；而執行編輯Bill Keller也認為，這張照片「有趣可笑」、「描述到一個真實的事件」以及「吸引讀者」。很明顯，他們都對虛假的人造事件作出了反抗。
事實上，大眾傳媒已不是打造或拆穿政治人物面具的唯一途徑，官方攝影師與網絡二次創作改圖者，也一起參與了這場形象的角力。近年人氣旺盛的美國白宮首席攝影師Pete Souza可謂官方攝影當中的佼佼者。當一般人都認為官方攝影師拍攝的官方圖像離不開生硬而公式化（雖然北韓領軸金正恩的「看東西」系列公式化得來仍是相當有趣），Pete Souza拍攝的奧巴馬公私生活則可算一反官樣攝影的典範，一張奧巴馬與一個蜘蛛俠小孩在白宮玩耍的照片，瘋魔了全球的讀者，他的照片塑造了奧巴馬親切、富人性、甚至疲態的一面，那是你和我的寫照；究竟照片真不真實，那幾乎不太重要，但由此產生出來的共鳴和同理心，則大致可以理解。也許，照片受歡迎的原因，並不是它描述到奧巴馬本人的「真實性情」，而是它接通了一種我們嚮往的理想形象，既具權力又溫柔體貼，盡心盡力又富童心。這或許跟1941年英國首相邱吉爾經典的肖像照一樣，大眾期待邱吉爾的威嚴和決斷的形象，能帶領英國人民與德國的希特拉戰鬥到底，誰想到這張令人震懾的肖像背後，只是攝影師Yousuf Karsh從他口中拔走雪茄時的懊惱反應。
竄改人物肖像並不是數碼時代的專利，歷史上不少政治人物如墨索里尼，都曾經竄改自己的肖像照片來建立統治者的權威和英雄感。但當代的竄改圖像卻大多不是塑造正面形象，而更多來自網民的惡搞、諷刺和抺黑。大概大家還記得200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共和黨有一位形象突出的女副總統候選人——莎拉·佩林，她的頭像被人移花接木到一個穿美國旗比堅尼的女士身上，手裏還握着一支長槍。照片在網上廣泛流傳，佩林作為全美步槍協會的會員，反對槍械管制，這照片便顯得順理成章又異常放蕩。同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也不愁寂寞，他的一張照片便被人PS在嘴裏加添了一支香煙。他過去曾承認有吸煙的習慣，但在總統競選前承諾已戒煙，這改圖正是想打擊奧巴馬的誠信。（題外話，大家似乎仍很在意奧巴馬的吸煙習慣，在今年六月的G7峰會上，奧巴馬與意大利總理倫齊閒談時，被拍到他的手正好像拿着一包香煙而遭到傳媒的揣測。）
網絡固然是政治宣傳的新興陣地，但傳統的時事雜誌封面依然是大眾關注的框框。不過，在數碼後製的年代，這框框卻多次被質疑為政治人物粉飾或醜化，造成政治偏頗。2008年佩林的肖像獲刊登在美國《新聞周刊》的封面，她的共和黨發言人和支持者卻抨擊該雜誌封面是對佩林的屈辱，究竟《新聞周刊》做了什麼屈辱了佩林呢？它的罪就在於：它沒有做什麼。沒有美圖秀秀，沒有潤滑皮膚，沒有PS走那些面毛、暗瘡和毛孔，而且還要是大特寫！在這人人都得PS過才上雜誌封面的年代，雜誌沒有為其後製執相顯然是罪大惡極且具政治立場。也許我們已進入「超真實」的年代，人人造假便變成了真。美國著名攝影評論人、現為國際攝影中心院長的Fred Ritchin，則稱現在為所謂「後攝影」的年代，他在《Bend the Frame》一書裏寫道：「大眾已廣泛接受，照片不是毫無爭議的影像現實，而是一種傳釋和轉化……在這影像數碼化的年代，大眾已普遍期望，重要人物的照片肯定被修飾過。」
這就難怪台灣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在《時代》雜誌亞洲版的封面，也引起了很大的迴響。這張由著名紀實攝影師Adam Ferguson操刀的肖像，產生了兩種美感上（而不是政治上）完全相反的反應，批評的網友指「拍得像恐怖片海報一樣」、「拍得太老，皮膚差」、「這張真的不好看，TIME不太會拍東方人」，更有人揶揄她似《星球大戰》裡的尤達大師。盛讚的評語也不少，如「很有智慧的大頭相」、「領導者就是要強悍，台灣人還是不習慣領袖有GUTS」。最後連蔡英文本人也回應，指「每家雜誌有不同攝影風格，攝影師也曾獲國際獎項，對於人物和專訪過程有整體觀察，而有自己的判斷。」
的確，從來攝影師拍肖像都有自己的判斷，而且可能就在一念之間。Adam Ferguson隨後在《時代》雜誌的LIGHTBOX網站上，就表示其實他一開始並不是用這種概念來處理蔡英文的肖像，他原來是想創造一個蝴蝶形的影子打在蔡英文的鼻子下，「我覺得這種簡單的風格便足以讓她的個性來說話，而不會令燈光過於主導」。但拍了15分鐘，他不滿意那照片效果，他唯有請蔡英文休息，並要求延長原本只有20分鐘的拍攝時間，結果他被允許繼續拍攝，而且採納了現在更具戲劇性和導向性的拍攝方法。「我希望能捕捉到蔡英文嚴肅、深思熟慮、堅強的表情，我相信這些都體現在她的政治願景上。」在那鼻子下的蝴蝶和尤達大師的轉念之間，哪個才是真正的蔡英文？
任何肖像的形成，包括政治人物肖像，都在拍攝者、被攝者和觀者三者之間拉扯角力。拍攝者是否強勢主導，被攝者是否放開懷抱，觀者是否主動傳釋散播，這統統決定了那人物肖像最終的效果和耐看性。政治人物的肖像能否幫忙「建構或消解權力」，很多時只能事後孔明地去解釋。同時，我們也不要忘了，極大的權力也能建構或消滅肖像。
英國廣播公司（BBC）最近播出一輯五集的電視系列《Face of Britain by Simon Schama》，非常值得一看。這位藝術史教授帶領觀眾去看、去感受、去解讀英國人物的各種肖像，諸如繪畫、攝影、雕塑等都包覽其中。當中提到一個真實故事，或者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但孤陋寡聞的我第一次聽還是覺得很有趣震撼。1954年，英國現代派畫家Graham Sutherland受委託繪畫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全身畫像，好讓在他八十大壽的公開慶典儀式上，送給邱吉爾作為答謝和賀禮。
在開始繪畫肖像的過程中，兩人已互相暗自角力，邱吉爾是個不太合作和強勢的對象，Graham Sutherland則是位當時頗有名氣的畫家，多少也有點藝術家脾性。彷彿他們無法忍耐彼此相處得太久，在畫了不少邱吉爾的碳筆素描和拍攝了一堆照片後，Graham Sutherland便決定返回自己的畫室完成畫作。
邱吉爾的肖像畫最終還是完成了，典禮就在英國國會大樓裏舉行，還有BBC作全國直播。揭幕的一刻，全場鼓掌，但畫裡的邱吉爾卻並非英明神武的強者，而是確切地描畫了一位八十歲的衰敗老人。隨後邱吉爾致辭時一開場便說：「這是現代藝術的卓越典範」(a remarkable example of modern art)，引來全場的訕笑。但他的復仇還未完結，後來他把這幅肖像作為自己的收藏，拒絕公開展出，甚至連在自己的屋內也從沒把它掛過出來。直到二十幾年後，邱吉爾和他的太太都已離逝，才揭發邱吉爾太太在接收了那幅畫的幾個月後，就把它燒毁了。
你說形象不重要？黃子華在棟篤笑《洗燥》裏說：「做人冇公關，你食屎㗎啦！」邱吉爾很懂得這個道理，他運用很大的權力來控制自己的形象，甚至不惜摧毁自己的肖像畫，以保護他流芳百世的英雄姿態。英雄本留名，但現在更需要的，或許便是「留樣」，留一副長存的樣。至於是否真實，又有誰會理會呢？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