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江零在影院看了《好東西》。這是一部講述女性友誼和母女關係的電影，上映後連續四周位於大陸票房榜首。看着片中的單親媽媽鐵梅，江零一下想到自己的母親，她們同樣獨自搬重物、修電燈，把女兒撫養長大。
區別在於，電影裏的鐵梅生活在上海，從事媒體行業，家中有一大面書架；江零的媽媽陳葉出身農村，大半生住在江西小鎮，拿着初中文憑。頂着計劃生育的政策，陳葉生下兩個女兒，在丈夫欠債外逃時獨自撫養孩子，離婚後為養育孩子的錢發愁。
陳葉不是完美母親，壓力過載時她打過女兒。江零曾盼望逃離家庭和母親，逃離和母親相捆綁的小地方的一切。
逃離原生家庭的想法在今天的中國不再顯得叛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實踐「斷親」，切斷自己和父母或其他親戚的關聯。2024年春節，一則關於「農村悄然出現以家庭為單位斷親」的話題登上微博熱搜，閱讀量破億。在小紅書上，一位30歲的男生講述自己如何「完成與原生家庭所有的物理切割」：放棄繼承父母資產、微信拉黑父母並搬家。一位32歲的女生分享了更為溫和的「精神斷聯」方法，「降低對父母的期待，不期待他們理解，不期待他們改變」，帖子被近三萬人收藏。
常年關注中國家庭和親屬制度的人類學家閻雲翔，將「斷親」稱為「挑戰甚至顛覆了傳統家庭主義價值觀」的公共議題之一。他認為這種價值觀的變化伴隨着21世紀以來「原生家庭」話語在中國的流行：更強調親子關係中的陰暗面，一方面評判父母權力中的問題，同時將把許多負面情緒和問題溯源於父母。近年，與父母斷親、不回家過年，成為許多人擺脫原生家庭的方式。
青春期的江零將童年的不幸福歸咎於母親。但長大後，江零做出另一種選擇——去年，她徹底切斷和父親的聯繫，與母親、妹妹建立三人家庭關係。
性別視角和女性主義為江零提供了重新理解、介入原生家庭的契機。2017年後，大陸#MeToo運動興起，推動女性主義理論在互聯網上的普及。江零是趨勢影響下的一代。2017年她進入大學，關注朱軍案、讀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性侵事件讓她本能地感到憤怒。後來，她接觸到更多女性主義相關論著，聽關於性別議題的播客，和朋友討論家暴和婦女拐賣的社會新聞。她也重新和媽媽聊起婚姻，看見其中的困境。
江零不是孤例。面對自己、親子關係和家庭關係，一些人嘗試在人生的起始單位建立新的可能。
我找到三位子女，他/她們的母親都出生於七十年代。有人幫助離開丈夫的母親到外地找工作，母親在當了30多年家庭主婦後第一次拿到屬於自己的工資。還有人和母親成為「室友」關係，重塑家庭分工和共居生活。
聊起母親時，我們常常聊的是日常小事：媽媽的語言、儲蓄、家務勞動、和自己父母的關係。不同人的日常透露出不同地區的經濟差異、城鄉戶籍的隔閡。但當她們走入家庭後，卻遭遇相似的母職與家庭困境。
——希望媽媽不再作為妻子或是母親生活，這是子女們的共同期望。
她當初結婚是想要一個家
小時候，江零能從媽媽陳葉的語言裏辨別她的心情。
叫她零零，是開心；沒有稱呼時，心情不佳。如果媽媽生氣，她就變成「江家的女兒」：你是你們江家的女兒，你跟你爸一模一樣。
還是孩子的江零認為，媽媽恨自己。初中時，她跟年幼的妹妹搶電視看，陳葉氣得衝進屋掐住她的脖子，陳葉憤怒的神情在她腦中揮之不去。有次江零不聽話，陳葉讓她在搓衣板上跪到膝蓋紅腫。但夜裏江零睡了，陳葉又進屋給她塗上有消腫效果的紅花油。
或許是因為自己和爸爸長得太像了，江零這樣想。爸爸在鎮上出了名的好賭。她走在街上，無論是居委會主任或豬肉攤老闆，人們看見她的臉就知道是那個賭徒的女兒。
她們住的鎮位於江西省宜春市。靠瓷器工廠和藥廠運轉的小鎮經濟落後，沒有開通鐵路。鎮子所屬的縣城去年被查出違法代孕、多人在KTV吸毒的事件，使得這個地區鮮有地出現在主流新聞的版面。
2006年，江零六歲時，爸爸因為賭博欠下高利貸，逃去外地打工，在上海當過保安，後來輾轉到廣東做廚師。他一年回家兩三次，凌晨來凌晨走。
爸爸外逃的那年，小女兒出生了。陳葉靠丈夫給的少量生活費撫養女兒們，有時丈夫手頭緊，生活費就斷了，夫妻二人總是因為錢的事吵起來。家裏的食用油是沒有品牌和包裝的散裝大豆油。江零帶去學校的午餐盒裏往往只有一個煎雞蛋，她再去食堂買二兩白米飯配。錢總是不夠用。兩個女兒去上學，陳葉就去鎮上的工廠串竹蓆，一張賺3毛錢。竹片邊緣鋒利，陳葉手指上時常貼着膏藥布。
江零記得，陳葉會給女兒們買八九元一小袋的知名品牌的衛生巾，自己卻用十元一大袋的組合裝雜牌衛生巾。江零在救急時用過那種衛生巾，走路時裏面的棉花會散開，黏在皮膚上。
她們住的自建房外有一圈圍牆。在江零記憶裏，圍牆內外的媽媽很不一樣。陳葉週末出去和鄰里邊打麻將邊聊天，笑到露出牙床。江零很少看到媽媽這樣笑，她在家裏總是面無表情地做飯、洗衣服。但她不喜歡媽媽打麻將，這意味着她要獨自留在家裏照顧妹妹。
很多事是江零長大後問起，陳葉才吐露出來的。陳葉告訴江零，自己一度想過拋下孩子們離開這個家。
能有一個自己的家——這是媽媽陳葉年輕時對婚姻的懵懂想象。九十年代，18歲的陳葉隨着改嫁的母親來到繼父家，加上家中姐妹關係不好，陳葉覺得自己沒有家。
鎮上有個男人賣野味，黃鱔、青蛙、蛇，有時是禁捕動物，做這買賣錢來得快。男人很擅長對陳葉說漂亮話。21歲時，在鎮上做裁縫的陳葉嫁給了這個男人，搬去了丈夫家。陳葉父母也支持，陳葉婚後能從農村戶口隨丈夫轉入城鎮戶口，每月便能少交農業稅。這是當時許多江西農民家庭的負擔。
陳葉23歲時，女兒江零出世。她關掉自己經營的裁縫鋪，成為家庭主婦，六年後生下二孩。鎮上計劃生育專員每天來敲門催繳超生罰款，那段時間家裏大門緊閉。
這不是一個獨立的家。村鎮上的家族兄弟通常造一幢房子同住，陳葉的丈夫家也如此，兄弟倆各分一層樓。在由兩兄弟用紅磚砌起的房子裏，空間的邊界是模糊的。住在二樓的奶奶是房子裏的大家長，她時常坐在樓梯轉角處乘涼，在那裏能聽到住在一樓的陳葉講話。兩個媳婦都是外地人，老人總向兒子們抱怨媳婦的不好。
在我沒有理解這個世界之前，她已經用她的行動告訴我，當一個女人感到不舒服的時候，她是可以反抗的。
陳葉不喜歡呆在這個房子裏。她想了很多辦法，外出做零工或去鄰居家打麻將。每次麻將散場，走在回家的路上，陳葉心裏就難過。
丈夫賭博的習慣在婚後顯露出來。他很快在賭場輸光家裏的錢，包括陳葉鎖在櫃子的珠寶、金子，還有陳葉父母的養老錢。紋着花臂的高利貸放貸人曾拿着砍刀來家裏催債。
相比於遠方的爸爸，青春期的江零覺得是媽媽讓這個家不幸福。升上中學後，爸爸有時會給她打電話，講在外謀生不易。江零同情爸爸，在日記本里寫下對父愛的渴望。陳葉曾試過以孩子要挾丈夫回家。她離家出走了十幾天，在電話裏勸說兩個孩子去鎮政府門口下跪，政府樓裏有丈夫家的親戚。
「即使她去威脅了，也只能用這種很苦情和畸形的方式。用小孩去威脅，最後也沒有為小孩的基本生活拿到任何保障。」下跪那年江零讀高一，記憶揮之不去，她怨恨媽媽。
沒人料到，出走回來的陳葉會突然離婚。在小鎮上，夫妻吵架、家暴都不是新鮮事。住在二樓的伯伯經常把妻子打到跑下樓呼救；鄰居家的丈夫吸K粉（註：又稱氯胺酮、K他命）、嫖娼，夫妻半夜打到頭破血流，他們至今還在一起。
講起媽媽決定離婚的那天， 江零的眼睛亮了起來。那天陳葉突然回來，帶着幾個親戚搬走家裏的行李，牽着兩個孩子離開，沒有和二樓的奶奶說一句話。「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媽好帥好決絕的一個鏡頭。在那裏生活了14年，說走就走了。」
離婚是鎮上的大新聞。一個沒有儲蓄和房產、臨近40歲的母親，結婚14年後帶着兩個女兒離婚，丈夫不敢相信，認定陳葉是被親戚教唆。開庭那天，丈夫因拒絕離婚沒有出現。法院判下離婚，陳葉把一張判決通知書貼在鎮上的公告欄，另一張貼在丈夫家的門上。
如今江零回望，離婚是媽媽終於「縱身一躍」的時刻：「在我沒有理解這個世界之前，她已經用她的行動告訴我，當一個女人感到不舒服的時候，她是可以反抗的。」
她一直想要有自己的積蓄
等到家中兩個兒子都搬出去住後，林順愛離開了丈夫。
林順愛一家住在廣東東莞。丈夫在八十年代偷渡去香港做地盤工人，林順愛隨丈夫拿到香港身份。儘管丈夫平日獨自蝸居元朗劏房，週末才回東莞的家，他仍然是家的中心，妻子林順愛和兒子們做事得看他的眼色。他常常生氣，理由包括妻子做菜不合口味，或兒子維護媽媽。
林順愛同樣在生育後因照顧家庭而放棄工作。相較小鎮上的陳葉，林順愛的經濟處境更好一些，丈夫每月給她的家庭開支費是三至五千元。但爭吵仍然頻繁，丈夫會指責妻子出門打麻將或照顧家庭「不盡心」。在小兒子林偉記憶裏，媽媽有時會被罵哭。
一次和丈夫的爭吵後，林順愛帶着行李離去。那時讀小學的林偉和哥哥被父親送去午託班睡了一個月。後來丈夫以「孩子無人照顧」為由，把林順愛勸了回來。林順愛告訴兒子，那個月她在外租了個小單間，接下打掃衛生的工作。「她一直想要有自己的積蓄」，林偉回憶。
關於生育帶來的經濟影響，有大陸學者分析2010到2018年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結果顯示，生育會普遍讓家庭中女方的收入顯著下降，加劇夫妻間收入的不平等。
在照顧孩子和丈夫的間隙，打零工成為林順愛獲取獨立收入的方式。但丈夫要求林順愛主內，不允許她出去工作。有時林順愛和親妹、親弟一起包糉子拿去賣，賺點外快，丈夫對此很不高興。直到新冠期間，丈夫一度滯留在港，她才趁機做了一段時間看顧花店的零工。
「小時候我會覺得媽媽可憐，只能忍氣吞聲，」林偉回憶，「（她）被人趕就走，被人求就回。當時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捨不得我和哥哥，所以才這麼忍受。」
十多年前，林偉考上廣州一所大學的新聞系。那時校園氛圍相對自由，林偉開始學習反思權威，他認為父親一直對家人專制又蠻橫，「因為家庭結構是一個人支撐家庭經濟，他覺得什麼都要滿足和忍耐他。」林偉認為，這種家庭結構在中國很普遍。
林偉讀大三那年的母親節，父親強迫他去奶奶家過節，因為這件事他和父親爭吵、決裂，徹底搬出了家。後來他在外地工作，又去北美洲外派。這十年來他幾乎不再和爸爸對話，只單方面和母親聯繫。
去年，林順愛突然告訴林偉，自己因為沒有按丈夫規定的時間回家，被趕出了家。這次她不打算回去，要去香港找工作。有同鄉在微信群說，去香港打工每月能賺上萬元，她想去試試。
林順愛已經50多歲，這些年斷斷續續做過零工，始終沒有正式工作的經歷。
林偉一直支持女性有自己的事業，這個觀念來自童年看的香港TVB電視劇。他印象最深的是「很有英氣」的職場女性，例如《陀槍師姐》中的女警、《鑑證實錄》裏的女法醫，以及鄭裕玲演的一系列職場女主角。但現實是另一種樣貌。大學畢業後，林偉從事市場營銷，眼見公司領導層幾乎都是男性，一位女同事在臨產前一天還得忙碌公司方案。
一開始林偉也有擔心，洗碗或清潔類的工作對母親而言會過於勞累。他提出贍養母親的建議，被林順愛拒絕。一位朋友告訴林偉，母親或許是想證明自己離開丈夫後也能過得很好。林偉對這句話印象很深。
林偉決定手把手教媽媽找工作。
把過去的自己帶到今天來
「上大學後我才開始拋開爸爸的視角，從媽媽的視角去理解他們的婚姻到底發生了什麼。」離開小鎮後，江零有了重新回看家庭的距離。
2017年，她去了省裏的城市上大學。在大學和實習期間，江零結識各地朋友，一些人在小時候也被母親打過，或也在情感打壓式的表達中成長。一些「東亞子女」的共性浮現，她想那背後或許有系統性的問題。
「我知道這個共性之後，會變得勇敢一點。我意識到我們都受到同樣的傷害，既然結構是這樣，不如去做點什麼，不是自怨自艾覺得自己很悲慘，那樣也沒什麼用」。江零說。
童年和青春期的記憶讓她確診抑鬱。多數記憶關於母親，譬如體罰和下跪，這些事推着她在高中後想逃離母親。大學時她走進心理諮詢室，通過講述過去的經歷，江零重新思考起母親的行為和背後成因。
她突然想到，媽媽從少女到少婦，到如今「成為即將絕經的女人」，她的慾望從來是被忽視的，「我媽媽也想有個人愛她」。
那是一個跳出個體處境的時刻。
2021年讀研究生後，她閱讀更多了女性主義的理論書籍，包括《如何抑制女性寫作》《閣樓上的瘋女人》，也有波伏娃的《第二性》，以及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她的書在引入大陸後收穫大量讀者，作為通俗讀物的《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賣出逾 20萬冊。出版界迎來女性話題熱潮。同一時期意大利作家埃琳娜·費蘭特的系列作品引入大陸。江零喜歡費蘭特筆下的母女關係，裏頭有親密，也有嫉妒和壓抑，這些部分讀起來不壞，「我覺得是一種爆發力，也是創造力」。
順着對女性議題的興趣，江零去了女性情趣用品的創業公司實習。公司產品由女生主導設計，她們在例會上研究女性的性慾、性高潮，討論情趣用品的舒適度。江零負責推廣，她找來博主，但一些人因擔心大衆偏見拒絕了。在女員工講解產品的視頻下，有留言寫「求私照」或指責女生放蕩。江零發現多數人對性有很強的壓抑和恥感。
她想起很多與「媽媽的慾望」有關的時刻。大學假期，江零把一瓶十幾元的香水忘在家裏。後來陳葉把香水用完了，她才知道媽媽也喜歡香水。有一次，江零發現陳葉會看言情網文，讀了上百章。而父母離婚判決書上寫著的「夫妻生活」的缺失，江零長大後才讀懂。她突然想到，媽媽從少女到少婦，到如今「成為即將絕經的女人」，她的慾望從來是被忽視的，「我媽媽也想有個人愛她」。她開始給媽媽買香水、口紅和面膜。
心理諮詢師曾經告訴江零，跟過去和解的方式不是把過去的自己拋棄掉，而是要回去牽着她，把她帶到今天來。「如果也有人能這樣告訴媽媽就好了」，江零說。
她把在網上和生活裏接觸的事講給媽媽聽，分享台灣「玫瑰少年」葉永鋕的故事、被網絡熱議的家暴案，陳葉都會認真聽。她在上海第一次看脫口秀，散場時打電話告訴媽媽，台上有60歲的大姐也在講脫口秀，講得可好，底下人都被逗得笑。
她給媽媽買了上野千鶴子的書，媽媽翻了兩頁，放在一邊。媽媽不懂「父權制」「主義」「結構」，在江零看來，陳葉是憑藉着本能往外走，「她真誠地對待自己的感受，所以她離婚了」。
但陳葉很少表達感受。大學時，江零主動和媽媽聊起過去。有次陳葉提到，她曾經想過拋掉這個家，但舍不下女兒們，離婚前她看着睡着的兩個女兒掉眼淚。
「媽媽跟我描述年輕時的遭遇時，我常常覺得壓抑，因為她在經歷這些事情的時候，也就是二三十歲的年紀。她心裏也有很多創傷，這麼多年沒有渠道去抒發，一直是自我消化。」江零說。
研究生期間，江零回家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她在日常小事裏重新觀察起媽媽。媽媽給工廠記賬，她不會用電子表格，便買來筆記本，在上面畫好線，一面紙設計成一個月的體量。她們一直租房住，下水道堵了，腰不好的陳葉每次都自己通，不讓江零幫忙。通完後她發現管道很髒，又拿起洗衣粉幫房東清洗管道。
在媽媽身上，江零理解到「日常」的重要性。這樣的時刻還有很多，陳葉獨自扛煤氣罐、修燈泡；當一位女性朋友被有黑社會背景的丈夫威脅人身安全時，她便每天下班後去朋友家，陪對方過夜。
「我以前也會忽視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做什麼努力，尤其是越瑣碎的生活，越是不知道從中觀察到的東西有什麼力量，」江零說，「其實通過日常生活，你最能看到一個女人是怎麼工作、勞動，在那個時候多給她一些讚美、鼓勵，她會很快樂。」
江零開始在大小事上稱讚媽媽，誇媽媽選擇離婚的勇敢、誇媽媽記賬細心、工作能幹，鼓勵媽媽多嘗試新事物。
過去兩年，江零也一直鼓勵媽媽離開小鎮。陳葉在鎮上生活了40多年，離婚的決定無法改變沉積在小鎮裏的觀念。陳葉不解，為什麼鎮上人仍然稱呼她「小林的老婆」。有人向她打聽小林的近況，說你們老了可能就復婚了。也有對單身母親的嘲弄，陳葉帶着小女兒去鎮上吃酒席，鄰居家的男人「開玩笑」問，這是你和新老公的孩子嗎？
這種嘲弄不僅存於鄉鎮。2019年，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等機構發布一項單親媽媽調查，在10個城市的調研中發現，逾六成單親媽媽曾遭到「指手畫腳」式的不友好言論，另有半數母親認為自己的孩子因單親遭歧視；報告還提到，消除公衆刻板印象成為單親媽媽對社會服務的核心需求。
今年三月，在江零的勸說下，陳葉終於決定去城裏找工作。
比起年輕一代，江零認為媽媽的離開更來之不易。她觀察她的高中同學大致有兩類選擇，一類人有家底，留在小鎮上繼承家業並結婚生子；另一類選擇離開小鎮，許多是像她一樣的女孩，「如果你不逃離，就相當於被（當地的）文化規矩束縛住」。江零認為自己的離開更容易，「我有學歷，也沒有別的親人要照顧，但媽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她的父母也不希望她離開，她做選擇的資本比我們更少。」
江零為媽媽的決定高興，「如果嚐到過一次，你一定會記住那種自由的味道，有這種出走的權力掌握在她手裏，比我們有更重要」。
去中心化的家庭關係
她們先是室友，再是母女，尊重彼此的界限，有各自的社交和私密空間。
四億27歲，今年是她和媽媽舒莉搬出來住的第三年。她和舒莉在廣州租下三居室的房子。同住前，母女達成協議：如果磨合不順就分開住。至今，她們都非常喜歡這個家。
傢俱主要由四億添置，她在客廳鋪上一張羊毛毯，閒暇時母女坐在客廳一起喝咖啡、看劇。每天下班後四億最期待的事就是回家，路上她會買個蛋糕或米麵包，回去和媽媽一起吃。
她們先是室友，再是母女，尊重彼此的界限，有各自的社交和私密空間。談起家務，比起分工，更像是自然的分擔。通常四億起床時，舒莉已把家裏打掃乾淨。四億泡咖啡、做媽媽喜歡的飯菜，舒莉愛吃女兒做的爆炒。在以前的家裏，四億總是關在自己的房間裏做事，現在她更喜歡呆在客廳。
這個家可以有意外和出錯，盤子允許被摔碎。曾經摔碎盤子後，四億忍不住要看媽媽的眼色。現在兩個人對着摔碎的盤子許願歲歲平安。
三年前，四億帶媽媽搬離家，起因是一件小事。那年母親節，一家人說好給媽媽過節，最後變成舒莉給全家人做飯。舒莉不喜歡、也不擅長做飯，但為了照料家人，下廚十餘年。四億看不過眼，和家人起了衝突。那天她決心要從家裏搬走，沒想到媽媽追了出來。媽媽提議想和女兒一起住。
在四億看來，此前的家人氛圍算得上和睦，經濟獨立的舒莉有自己的事業和房產，但在諸如做飯這樣的家庭事務上，舒莉經常是退讓的那個人。四億愛爸爸，和爸爸有着良好關係，分開住「只是想過自己喜歡的生活」。
在母女兩人的家裏，尊重比愛更重要。四億喜歡直接表達愛意，即便同住時，她也會給父母寫信，常對媽媽說「媽媽我真的很愛你」。四億的直率性格，或許影響了舒莉，她從遇到分歧會積壓情緒，轉變為直接、自然的表達。舒莉現在會時常誇讚女兒，或告訴女兒此刻感到很幸福。
隨着母親年紀變大，四億感受到母女的力量變化，她視之為客觀上體能和認知的增減變化，無關於傳統的家庭權力。「如果只是權力高低的話，我覺得會出現妥協、退讓或者壓制的情況」。她認為和媽媽的關係更多是「母女之間非常自然的保護、包容、照顧，甚至是教育引導」。
在母女關係的平衡上，江零也有相似的看法。她發現母親做決策時會過度依賴自己，江零希望抹掉家庭中強弱區分以及背後的權力關係。她想建立的家庭模式不是「弱者依附強者」，而是一種更去中心化的平等關係、一個安全的家庭空間，「你可以說出你的需求，我們三個人是絕對彼此尊重的。」
江零回溯過往家庭中的傷害，總是由言語點燃。她們太習慣用情緒來應對沖突了。在舊的家裏，媽媽常與丈夫冷戰，江零和媽媽的溝通方式是吵架，小女兒一委屈就哭，「但是我們的訴求是什麼呢？」
後來妹妹因為大學填志願的事和媽媽起衝突，江零站出來拉住二人，幫她們梳理觀點，把話說開。「讓語言重新靈活起來，用來溝通，而不是用來發脾氣。」
今年春節，母女三人回到小鎮過假期，沒有探訪親戚。除夕夜那晚，江零和妹妹一起散步，數天上的星星。突然聽到遠處有爆竹聲響起，她和妹妹擔心家裏的小貓受驚，急忙跑了回去。
那一刻，她很喜歡當下的家庭關係，不用過節，不用遵循傳統，沒有在廚房裏操持年夜飯的女人和飯桌上意氣風發的男人，「三個女人一隻貓，我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不是浪漫的出走，但可以一起面對新的現實處境
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擔離婚帶來的問題和壓力。
北京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張春泥在《離異家庭的孩子們》中提到，歐美國家中的離婚多集中於經濟和社會地位較低的群體，港台及日韓也出現類似趨勢，一定程度反映這些地區的離婚成本相對較低。而在中國大陸，離婚群體（尤其是離婚女性）集中於受教育程度、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群——離婚對於個人和家庭的衝擊需通過個體擁有的資源來緩解。
不過，近十年來，中國離婚人群也出現向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階層轉移的趨勢，單親媽媽家庭的貧困化愈發普遍。這些階層在面對離婚或關係破裂等情況時，擁有的對抗風險的資源仍然較少。
大陸目前沒有針對單親家庭的社會救助和支持政策，城鄉差異又帶來新的困境。在江零長大的江西小鎮上，男性常常是家中經濟裏來源，很多農村女性照料家庭、做零工，就業競爭力弱，沒有就職單位繳納社保。陳葉一直自費繳納最低檔的養老保險，按現有標準，陳葉在退休年齡後每個月只有不到200元的養老金，而該地區目前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740元。
今年初，陳葉去了新的城市做工廠管理，江零一度為母親離開小鎮的決定感到興奮。但這並非一次「浪漫」的出走，工廠裏粉塵多、伙食糟糕，每天工作時長近12小時，陳葉做得不適應，幾天後她辭職，來到江零生活的深圳找月嫂的工作。
在後來一次採訪中，江零意外地流露出些許沮喪。
媽媽來到深圳後，江零每天下班回家得幫媽媽改簡歷、篩選崗位，和僱主溝通。她一步步教陳葉坐地鐵，但媽媽沒學會。瑣碎的事務對陳葉而言也是肩頭大山，如何回覆僱主的信息也得問女兒。媽媽焦躁的情緒不知不覺地傳遞到女兒身上。江零發現自己獨自建立的生活秩序正在被打破，她開始感到焦慮。
有一刻，江零覺得理論好像失效了。她理解媽媽受困於家庭關係中的父權結構，媽媽的依賴或許源於習得性無助，「可是有時候媽媽對我有情緒，把工作壓力宣泄到我生活空間裏，我還是會覺得喘不過氣」。
但又一次，江零從個體處境裏跳了出來。她問我：當從農村出身的女性來到城市務工，遇到種種問題時，如果沒有親人幫忙，她該怎麼辦？
在幫媽媽找工作時，江零發現，一些崗位要麼限制年齡，要麼有輪換早晚班的安排，隱性篩選了體力上吃不消的人。四五十歲的中年女性可選擇的工種很少，陳葉身邊外出務工的婦女大多做保姆或月嫂，這在江零看來是一種「付費的母職」。
當農村女性來到城市後，要自己找房、學習看手機地圖、坐地鐵。找工作的信息差帶來受騙風險，月嫂要經過中介公司介紹給僱主，一些公司會向月嫂收取中介費或要求付費培訓，可信度卻無法保障。江零最終通過社交平台幫陳葉找到僱主，她意識到如果沒有一個年輕人幫助，母親很可能吃虧。
林偉在幫五十多歲的媽媽找工作時，遭遇了相似的問題。
去年九月，林偉在深圳出差一個月，租了酒店房間把母親接過來，專門教她找工作。這是林偉30年來第一次和母親長時間單獨相處。
當了30多年家庭主婦的林順愛，要學的東西很多。林偉用了一整晚演示找工作的App，點擊收藏、查看、返回對林順愛來說都是新知識。面試交通要用到打車軟件，林順愛不會拼音，得學用手寫輸入目的地。這讓林偉第一次發現地圖軟件上的字體和標識如此小，還有各種容易按錯的彈窗，長輩版又缺少功能。林順愛學得慢，說自己老了，學不會。林偉便鼓勵她。這個過程讓林偉百感交集，「我想起小時候她怎麼一步步教我學東西，我覺得感同身受，讓自己努力靜下來教她。」
二人坐在餐桌前模擬面試，兒子扮演面試官，母親回答問題。林偉傳授技巧，面試中要講故事、量化能力，如果被問起為什麼來香港找工作，可以說因為和丈夫的矛盾離家出走，或許能博得面試官同情。林順愛覺得沒必要，就說兒子長大了，自己想出來賺錢就好了。
最終林順愛也沒能在面試裏侃侃而談。她去應聘一家壽司連鎖店的洗碗工，面試官問了幾個問題，特地看了看林順愛的手。林偉去年在和媽媽一起包糉子時注意過那雙手，皮膚粗糙，手背上分布着褶皺。那是一雙做了三十多年家務的手。幾天後，壽司店僱用了林順愛。
林順愛不到一個月就找到了工作，她的香港身份提供了另一種選擇——香港的擇業環境和勞工保障相較完善，做洗碗工作的林順愛每月有八九天的輪休，另有加班費、餐補、交通補貼和新人獎金等。
家庭空間不是你想逃就可以逃出去的。但是在工作裏，至少現在她知道選擇權在自己手裏。
相比之下，從小鎮到城市的江零母親面臨着更脆弱的現實處境。
「媽媽在個人層面拋給我的這些難題，對我來講很艱難。是不是還有很多這樣的女人，她們沒有合理的權益保障體系，所以才讓她們更加無助？」江零說。
當母親從家庭裏出走，面對的新挑戰是工作中的偏見和勞資關係的不對等。我問江零，相比於婚姻，工作是否為母親提供更好的處境。江零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她觀察，工作中的陳葉會結交新朋友，有薪酬回報與成就感，最重要的是有離開的選擇權。
「家庭空間不是你想逃就可以逃出去的。但是在工作裏，至少現在她知道選擇權在自己手裏。」江零說。
林偉察覺到，林順愛獨立工作後變得開心多了。拿到工資後，林順愛花好幾千給大兒子的孩子買了金手鐲，以前這類支出必須徵求丈夫同意。她在元朗租住的獨立單間不到五平米，每月約5000港幣。她看中這間房的飄窗，她拍照發給林偉看，陽光能照進屋內。
林順愛經常給林偉講述工作見聞。在餐廳裏，每個員工得有自己的英文名，她用中文名中的單字拼音作為工作名。有客人進店，所有人要用日語說「歡迎光臨」，她花了不少時間才記住發音。她抱怨每天要不停地洗手消毒。她認識了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同事，兩人用粵語聊天，後來不知怎麼又有點小矛盾。和她關係更好是一位同樣從廣東來工作的同鄉，每次從大陸回來，彼此會帶些家鄉特產給對方。
林順愛擁有了真正的休息時間。不用上班的時候，她便獨自去沙田、維多利亞港走走逛逛。「我理解她現在一個人過得很開心，不用回去做家務，也沒有孩子要照顧，掙多少自己花多少，也不用看別人臉色，我覺得是蠻好的事。」林偉說。為了鼓勵媽媽往外走，只要林順愛在休息日出去玩，他就「贊助」800元「旅遊基金」。
「在像回轉壽司一樣重複了三十多年的生活後，媽媽開始了Omakase的生活……會遇到讓人惱火的客人，但也開始在世界上創造更多的連接。」林偉在社交賬號上寫道，「祝媽媽在五十多歲後享受自己的生活，無論開心或傷心都憑自己，不再是作為一位母親或妻子」。
林順愛離開後，丈夫沒有找過她。她告訴林偉，無論如何自己不會再回去。
尾聲
去年，江零看了另一部關於母親的電影《出走的決心》。電影裏的母親常年困於家庭勞作，當生育後的女兒為了保住工作把育兒責任轉移給母親時，母親拿着駕照離開家，實現獨自自駕遊的夢想。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裏也有相似的故事，女主角娜拉受困於妻子和母親的責任，最終獨自離家。
江零曾困惑的是，為什麼這些故事中，母親和女兒只有一個人能離開家。
「是不是其實還有一種結果是，媽媽和女兒可以一起走出去？《出走的決心》裏，媽媽出去旅行了，女兒留在家裏帶小孩，為什麼不能媽媽和女兒一起出去看看世界？」
起碼在她的故事裏，母親和女兒沒有逃離彼此。明年春節，江零不想再回小鎮，她想帶媽媽去海邊——過去陳葉去過最遠的地方是廣東，那次是為了看望在廣東打工的丈夫。在這個故事裏，拿駕照的是家裏的大女兒，25歲的江零準備攢錢、租一輛車，帶着48歲的媽媽和19歲的妹妹去自駕遊，她想帶着她們翻山、看海。
母女三人的家庭在經濟上的抗風險性還很脆弱，陳葉在三月開始做住家月嫂，全勤工資是每月6500元。家裏沒有房產和儲蓄，妹妹剛讀大學，江零工作不滿一年，這一度讓江零焦慮。
但她展現出一種不屈服的樂觀。她才25歲，一切只是開始。去年妹妹高中畢業，媽媽希望小女兒選可以分配工作的師範專業，江零仍然支持妹妹報了她喜歡的文史專業，她相信「一個年輕人的熱情應該被鼓勵」。
至於母女關係裏的糾結與沮喪，她最後把問題拋還給我：「是不是關係就是這樣的，尤其是母親和女兒？或許等到我40歲的時候，感覺又會不一樣。」
（應受訪者要求，江零、陳葉、林順愛、林偉、四億、舒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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