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中美科技知识之争:中国的“模仿创新”,合理不合理?
“学习”西方知识是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最重要原因。以宽泛的标准,中国对西方科技的“学习”,可以粗略大致分为七种: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非法的,有的游走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
“学习”西方知识是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最重要原因。以宽泛的标准,中国对西方科技的“学习”,可以粗略大致分为七种: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非法的,有的游走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
台北地检署起诉了王炳忠等四人,端传媒再度访问这桩“共谍案”的被告周泓旭,同时访谈国安和情报专家,梳理、比对迄今出现的所有信息,并尝试回答:何法可管共谍案?现行《国家安全法》能否确实保障“国家安全”?
黄馨祥在写给读者的信中称:“假新闻是我们时代的癌症,社交媒体则是癌症转移的媒介。”他被《洛杉矶时报》员工视为救星,但亿万富翁出手拯救纸媒,并不一定保证成功。
1968年,年轻的法国学生们走上街头,潘鸣啸也一度怀抱着“改天换地”的理想加入其中,如今却认为这场“失败”是件好事。五十年来,他研究知青、思索文革、关注“雨伞运动”,给出的人生忠告是“不要绝望”。
埃尔多安在经济危机面前仓促决定提前进行大选,这一举动本身便决定了这将是一场充满变数的较量。反对党们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埃尔多安的对立面,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阻止土耳其彻底步入独裁统治的时代。
美国第一位黑人社会学家杜博依斯在20世纪初的重要著作《黑人的灵魂》终于出版中译本。以台湾的社会学界来说,对于杜博依斯的认识并不多,他不属于任何常见的社会学学派,也不常在教科书或授课大纲中出现。
六七暴动后,成文法把暴动罪最高刑罚大大提高至十年,就算以简易程序治罪,最高刑罚也由两年提高至五年,因此才有我们今天如此夸张的判刑对比,不是当时司法机关轻判,而是立法机关后来把那把尺推高了很多。
中国政府严加控管并强力引导互联网的公共信息内容,甚至产生了境外的问题。中国政府对微信用户的文化思想控制,并不会因为人移居海外而减少,因为只有中国的公民或在中国登记的公司才能营运微信公众号并提供其信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