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中国之声:在社交媒体时代复制美国之音 野心为何难实现?
在经历了更多元的媒体薰陶、对专业素养要求更高、而且正在经历媒体迭代转型的西方观/听众那里,“中国之声”就算资金再充裕,也很可能栽一个尴尬的大跟头。
在经历了更多元的媒体薰陶、对专业素养要求更高、而且正在经历媒体迭代转型的西方观/听众那里,“中国之声”就算资金再充裕,也很可能栽一个尴尬的大跟头。
平心而论,以收集大型数据配合自动处理系统为手段,把人进行社会分类为目的,再向各类型民众施以不同待遇,这些都并非中国首创。那么,要如何走出所谓是否“妖魔化”的讨论?
2016年1月,瑞典人彼得·达林成为第一位因为支持中国人权运动而遭拘禁和强迫电视认罪的外籍人士。在“709”镇压运动三周年之际,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电视认罪的回顾,再次揭开了近年来中共治理术演进中的最具压迫性一面。
共有的历史不存在互斥性或排他性,那种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永不改变的文化传统,不论经历多少跨文化联系依旧保持其完整性的论调,有时反而扼杀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近年来,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在中国内地被一步步冲洗淡化,那几本正规历史教科书中的“十年浩劫”也变成了委婉的提法“艰辛探索”。在这场有关记忆的苦痛挣扎之中,李振盛的摄影作品为时代留下了一部有形有色的证言。
德国队从世界杯惨败出局后,归咎于移民球员的种族主义话语、及其背后一整套建立在谎言、恐惧和推卸责任之上的论述,却在隔岸观火的中文世界里再一次被当作主流话语来传播和引用。
洛佩斯的政纲正如其内阁一样,有前足球明星、前任PRI和PAN党员,也有哈佛毕业的经济学家和前任最高法院法官,虽包罗万有,却无明确方向。
韩国城乡落差来于二战后地缘政治演变,同代成长的青年人纵有贫富差距,但内心都充满对现实的愤怒、荒芜、憎恨与迷惘,命运纠缠无解,终将化为团团烈火⋯⋯
迟来的#ChurchToo终在香港掀起,然而这阵风潮能否撼动教会地位,带来制度改革,进而更新其根深柢固的保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