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杨凤岗:梵蒂冈的超级善意,将会得到中国什么回报?
在宗教自由问题上,除非中方立场调整,不然中梵关系很难有实质性改善。而中方调整立场的可能性极微,除非发生权力更迭,或者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做出重大调整。
在宗教自由问题上,除非中方立场调整,不然中梵关系很难有实质性改善。而中方调整立场的可能性极微,除非发生权力更迭,或者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做出重大调整。
尽管这个描述是事实,但我认为要了解台湾婚姻平权运动,就不应该只是聚焦于同性婚姻合法化本身,仿佛台湾只是刚好追上西方国家的进步议程。
如果“社区工作”无法配合选举工程或进入主流政治,是否还有意义?进一步说,“社区工作”与民主运动的关系如何?衡量“社区工作”价值的标准是什么⋯⋯伞后若要重新思考基层如何发轫民主的力量,便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下滑,到底是不是贸易战引起的?美国经济景气,真的像特朗普说的那样,是贸易战“打”出来的吗?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判断,不仅仅影响谈判策略,更会导致不同的应对。
对他来说,十年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威权型政府如何学会因势利导,保持了政策的成功,人们想要解释“成功”。而到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驱动中国?中国将如何做出选择?
美国外交政策机构是时候认识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一项没有前途的失败事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真正重要的与时俱进的秩序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的现实主义秩序。
中国网络生态上的反穆仇穆言论与当代信息技术的本身特性息息相关,深受以伊斯兰恐惧症为特征之一的全球右翼思潮崛起影响,并在中国当前选择性审查机制中,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自相矛盾下的怪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