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朱耀伟:音乐、电影、语言⋯⋯香港流行文化仍蕴藏香港研究的新可能
我深明无法复制张国荣或梅艳芳,但重新思考香港如何积累和传承文化动能,未尝不是香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过程。
我深明无法复制张国荣或梅艳芳,但重新思考香港如何积累和传承文化动能,未尝不是香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过程。
抗议行为对公众造成伤害的程度,固然是法庭作整体量刑决定时必须纳入考虑的事项。然而,即使抗议行为对公众造成的不便,达到“过份”及不合比例的程度,亦不必然使公民抗命或其他基于良好犯案动机的减刑理由失去效力。
如控辩双方最终选择就刑期上诉,法庭如何平衡示威者的基本权利和执政者维持公共秩序的公权力,将会是香港法治以至民主运动的重要分水岭。
诸如沙特尔大教堂等盛期的哥特式教堂,也有与之比肩的美学价值,而为何独独巴黎圣母院与法国深层命运相连,在它险些焚毁时,世上有如此多灵魂深受触动?
加州的空污管制经验告诉我们,透过新的治理思维与制度设计,强化社区的投入与关注,促成厂商环境成本内部化,或许可以迫使我们面对产业转型的课题。
相当多中国互联网公司一方面口头上宣称崇尚“硅谷文化”, 但另一方面和上一代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太大实质区别,内心深处仍然信奉东亚式的工作伦理。
在现今身份政治无处不见的美国,杨安泽把目光投向经济转型对于全社会的影响,而不是着力强调特定社会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所以很多网民都称他为美国政治混沌中的“一股清新空气”。
在过去的四百年中,描绘中国过程中的挫折和磨难绝不是一篇综述文章就能概括得了的。但我们对于中国的认识越发迷离恍惚、越发叠床架屋,也许就越接近那难以捉摸的核心: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