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素

疫情負面信息衝擊心理防線,你有感受到恐慌與焦慮嗎?

「替代性創傷」、「群體性抑鬱」這類心理學術語,能準確說明這些不安的源頭嗎?


2020年1月31日,香港市區戴上口罩的市民。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1月31日,香港市區戴上口罩的市民。 攝:陳焯煇/端傳媒

疫情進行時,負面信息頻頻衝擊網民心理防線,你是否也陷入過度恐慌與焦慮?

「替代性創傷」被指心理術語大詞濫用,如何理解本次疫情中出現的「群體性抑鬱」?

病毒需防,心理健康亦值得關注,危機之中如何調節心態進行心理「防疫」?

疫情之中,中國社會情緒出現「低潮」,近階段的群體性抑鬱被指是共情之下產生的「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tization)」所致。

這一概念最先在1990年由麗莎·麥肯(Lisa McCann) 與羅利·佩爾曼(Laurie Pearlman)提出,意在關注專業心理治療者因與患者諮訪互動而出現類似病症之現象,後經多名心理學家補充與擴展,現多指因一線工作或長期目擊,對創傷受害者產生同理心而投入情感的狀態。

作為專業的心理學術語,「替代性創傷」與大眾的距離其實不算太近。以中國社會為例,除因2008年汶川地震引發救援人員心理問題,「替代性創傷」短時間內集中出現在相關領域專家著論當中,此外它幾乎不屬於日常交流話語體系。而2020開年,這一心理學詞彙卻大見「回暖」。

「替代性創傷」近期首次出現提及高峰正是在1月24日——華人農曆大年三十當夜。遵循傳統,應是家家圍坐,樂享團聚;被稱為華人「電視年夜飯」的「春晚」亦沿襲大紅大紫、載歌載舞鬧新春的傳統,畫面一片和樂。融融的祥和中國年氣氛卻並未傳遞開來,取而代之的是網絡上成片的心碎慟哭。

由1月20日鍾南山院士通過央視確認新冠病毒「人傳人」作為起點,短短幾日內,事發地湖北已通報單日兩位數的新增確診,省內啟動二級應急響應,「疫區」中心武漢亦於23日十時「封城」。而種種加速推進般的情節背後,是當地百姓與醫護的措手不及,網絡上出現大量湖北各市各地區的求援信息,中間夾雜着臨時獲知「封城」的普通市民惴惴不安的隻言片語。

連日發酵後的24日當晚,中國大陸社交平台「微博」上一則「武漢醫生崩潰大哭」視頻引發關注,一線醫護以方便麵、蛋黃派作年夜飯的實錄亦在時間線上流傳,引網民大呼痛心。縱觀當晚網絡輿論,「春晚」的關注度完全被武漢疫情甩在身後。

時近凌晨,微博網友@一隻阿蟹貼出「替代性創傷」的「百度百科」詞條截圖,並跟文呼籲,「不要給自己加重心理負擔了!尤其是很多人明顯已經產生了替代性心理創傷了!如果有以下症狀請停止刷微博吧」。該條發言截止目前獲得4.4萬餘次轉發,三千多條評論及9.2萬餘次網友的情緒表態。次日,科普型博主@冷知識bot撰文提及媒體接連報導負面新聞「可能會給受眾帶來潛移默化的替代性創傷」,網友紛紛在評論區留言親證負面情緒的「綁架」。這一晦澀的專業術語自此在2020年新春走進大眾視野。

「微信指數」亦通過追蹤大數據肯定了這一詞條的「落地」—— 23日「替代性創傷」的指數為0,24日大漲至900,25日更達巔峰129,362,日環比增長14273.56%。

此後一段時間,在中國大陸幾大主流社交平台上,儘管網民或悲痛或憤慨,隨不同新聞事件情緒多變,「替代性創傷」卻能不變應萬變,高頻而密集地被應用。

最近,眾多「替代性創傷」之說中出現了另一種聲音。有觀點認為「替代性創傷」名頭過大,網友獲知負面新聞報導而產生的負面情緒尚不能與一線人員的真實苦痛等同,所謂的「感同身受」或只是一種發泄式的「共情」。而這種負面情緒往往又與自身的安危判斷掛鈎,多是因報導而缺乏「安全感」,生出的焦慮與不安情緒。

不論「替代性創傷」是否被「大詞小用」,社會情緒走低,群體抑鬱情緒頻現是不爭事實。疫情當下,緊張與擔憂難免,惟心理健康是生理健康之重要保障,抗疫同時也要多加注意心理層面自我調節。

文:端傳媒實習記者王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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