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0年，就有經濟學家預測，技術進步將使得發達國家的員工們每週只需工作15小時。Graeber認為我們其實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只是現在又出現了大量「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如管理人員、文職人員、銷售人員等，你認同他的觀點嗎？
Graeber稱，由於公眾被教育得把自我價值實現與工作相連，因而「Bullshit Jobs」成為一種「精神暴力」，若提高全民基本收入，便可以將很多人從這樣的工作中釋放出來，你認同嗎？
你目前的工作是可以「對世界做出有意義貢獻」，還是「表面風光實則無意義」？
無政府主義者、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在不久前出版的《論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書中表述稱，目前社會上有至少一半的工作是毫無意義的，且這樣的狀況越來越多。而由於公眾被教育得把自我價值實現與工作相連，使得這些工作成為一種「精神暴力」。
《Bullshit Jobs》是Graeber於2013年發表的文章的擴充，而五年前，這篇文章就曾被翻譯作12種語言並被大量傳播，不少讀者更寄信給Graeber對他的理論和看法表示贊同。
2015年，YouGov調查顯示，37%的英國人認為自己的工作沒有「對世界做出有意義的貢獻」，而13%的人表示不確定是否做出貢獻。然而，多數認為自己在做「無意義」工作的人卻同時表示，自己不太可能在一年內換工作。無獨有偶，Gallup民調顯示，僅有三分之一的美國僱員熱愛並專注於自己的工作。
Graeber認為，不是所有糟糕的工作都是不必要的，如市政服務、餐廳、運輸等行業的工人，即使是在做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但若他們離開，其他人均會受到影響。然而，另一些薪酬很高的，如公關、電話推銷員、公司法律顧問等，這些職業無法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他們的工作毫無意義，但他們又必須假裝自己存在有著某種理由。
在書中，Graeber根據此前250份網民發至「doihaveabsjoborwhat@gmail.com」郵箱的自述，以及原先2013年文章下的124條評論，將「Bullshit Jobs」分為五類，FT中文網將其譯為「隨從」、「打手」、「膠帶」、「打鉤者」和「監工」。
「隨從」（flunkies），是指為了滿足虛榮心而存在的崗位，如接待員、行政助理、門衛等。
「打手」（goons），是代表為僱主主動出擊的「暴徒」，他們做這樣的工作只是因為其他公司也在雇人做，如公關人員、遊說人員、電話推銷員、公司法律顧問等。
「膠帶」（duct tapers），是為了修復本不應存在的問題而出現的工作，如修復劣質代碼的程序員。
「打鈎者」（box tickers），是為了讓某公司宣揚自己做過什麼工作（但實際未做過）而存在的崗位，如公司內部雜誌的記者編輯、業績經理等。
「監工」（taskmasters），是監督一些實際並不需要監督的人的工作，如中層管理人員，專業人員的管理者。
FT提到Graeber書中一個故事，有一位叫Simon的人曾用兩年時間分析一家銀行內部運行機制，發現其6萬名員工中，至少有80%的人是多餘的，「他們的工作或者完全可以由程序來做，或者根本不需要做，因為最開始設計這些程序的目的就是為了進行或者重複一些沒用的流程。」
Graeber表示，社會共識是「Bullshit Jobs」在全球不斷擴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宗教或文化發展下，人們將工作本身限定為人類自我價值實現的唯一路徑，將工作視為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沒有去考慮工作本身是否存在價值，也因此社會共識下，「更多就業機會就成了左翼和右翼可達成共識的政治口號」。
另一個原因是「管理封建主義」，僱主們為了顯示和強化自己的重要性而雇用下屬，從而發展出職場的等級制度，「這造成了一場災難」。
Graeber提出的解決方法是提高全民基本收入，他認為這樣可以將人們從無意義的工作中釋放出來，讓他們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認為，工作提供的社會福利增多，而職員所得薪酬減少，這是一個總體的趨勢。
《泰晤士報》的一位論者則認為Graeber的想法有些誇大，尤其是在人們對自己工作的討厭程度上，他認為並非多數人都討厭自己的工作，且Graeber所提到的很多「Bullshit Jobs」事實上是因競爭、政府監管及低效公司萎縮所造成的。
你目前的工作是可以「對世界做出有意義貢獻」，還是「表面風光實則無意義」？你是否在為了工作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