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香港未來無人抽煙？吸煙與禁煙中的殖民史和現代性

煙斗和雪茄的狂熱愛好者、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曾譏諷地說，「人是唯一會吸煙，或者需要吸煙的動物」。但隨着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早前建議，本港應仿效紐西蘭的「無煙世代」法案，立法禁止向2009年後出生的新世代出售煙草產品，人或許有天再不能合法地吸煙。換句話，若立法順利，本屆政府2027年任期屆滿時，18歲或以下人士將永遠被禁買煙，並在期間逐步調高煙草稅，目標是在2025年將零售價提升至約200元。

人類使用煙草始於公元前5000至3000年左右，繼而打破國界藩籬，由安第斯山脈的原住民文化，逐步傳遍整個美洲，再流傳至世界每個角落，超越時間和空間，成為人類的共有習慣。禁煙令表面上是一項政策手段，可以用科學、公共衛生等說辭將其合理化，但與千千萬萬種禁令一樣，「禁止」的對搏雙方都各有執着的意識形態。這些對搏不僅是現代性的產物，也是殖民史的遺留。我們手中的一支煙到底反映出人類怎樣的需要和慾望？

禁煙有用嗎？

禁煙倡議者最引以為豪的不丹，在2020年放開禁煙令，恰恰是因為禁煙以來黑市不斷猖獗擴張，而疫情封鎖導致不少人前往不丹和印度交界處尋找私煙，增加染疫風險。

總括而言，控煙政策離不開三大範疇，一是規管煙草宣傳和健康忠告，二是制定產品售賣限制，三是擴大禁煙範圍。

港府自1980年代起推出不少控煙措施，如首次訂定煙害警示（1982年）和設立法定禁煙區（1983年）、禁止將煙草產品售予或給予18歲以下人士（1994年）、限制煙草廣告和管制捲煙焦油含量（1999年）、成立控煙辦公室（2001年）、以及屢次擴大法定禁煙區和上調煙草稅等等。自1982年有統計開始，本港整體的吸煙比率已由23.3%回落至去年的9.5%，除了2002至03年間略見反彈，多年均見穩步下降。

早前特首李家超在《施政報告》提出要2025年將吸煙率降至7.8%，以及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倡議仿效新西蘭等地打造「無煙世代」，實質上是要回應2018年出版的《邁向2025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報告》。《報告》除了想在2025年或之前，將15歲或以下的吸煙比率減少三成，同時亦引用世衛的介入措施為未來控煙方向，包括增加煙草製品的消費稅、讓市民避免在所有場所接觸到二手煙。

那外國的控煙政策又是怎樣？禁煙倡議者多以不丹和蒙古等極少數實行全國禁煙的國家為豪，卻不怎麼評估禁令非法貿易帶來的影響。有趣的是，不丹在2020年放開禁煙令，將煙草及其製品的銷售、購買、持有、分銷和運輸合法化，恰恰是因為禁煙以來黑市不斷猖獗擴張，而疫情封鎖導致不少人前往不丹和印度交界處尋找私煙，增加染疫風險。目前不丹改以加稅等手段來管控，政府期望在疫情後能重新收攏禁煙令，可見禁令非一勞永逸。

紐西蘭也可算走在控煙的前沿。紐西蘭在2021年定立目標，希望在2025年將吸煙率壓低至5%，更決意禁止2008年以後出生的民眾購買煙草產品，做法與俄羅斯相似。對紐西蘭來說，原住民毛利人是控煙的重點對象，這個族群的吸煙人數是其他紐西蘭國民的三倍。但毛利人的吸煙習慣是有其文化傳統，而調高煙稅也會造成階級分化，提升窮人買煙的相對成本。

紐西蘭和俄羅斯即使控煙手段嚴厲，但其對電子煙的取態卻比本港寬容得多，即是兩國只是把電子煙納入控煙範圍，而非設立年齡分界線杜絕新煙民加入。

值得一提是紐西蘭和俄羅斯即使控煙手段嚴厲，但其對電子煙的取態卻比本港寬容得多，即是兩國只是把電子煙納入控煙範圍，而非設立年齡分界線杜絕新煙民加入。雖然也有人認為禁煙就應該將香煙的替代品一併取締，但這只會進一步引發黑市問題，因此英國、加拿大、美國等國家，也在控煙同時允許替代品流通。

除了劃定禁止買煙的年齡和大增煙稅，國際間尚有不少比較溫和的控煙措施可作參考，例如引進瑞典煙民慣用的「口含煙」（Snus），以減少煙草煙霧對他人的影響；學習法國統一煙草包裝，並禁止有味香煙；或是像日本在公眾地方劃定「喫煙區」吸煙，以杜絕移動中的「火車頭」等。

誠然，若以現時香煙零售價約每包60元來算，本港的煙稅確實較澳洲（約港幣213元）、英國（約港幣120元）、加拿大（約港幣94元) ，以及新加坡（約港幣81元）為低，故從控煙角度出發上調煙稅有其道理。但回到港府禁煙的脈絡，過去多年為人詬病之處，是沒有提出禁煙具體的藍圖和政策，而自從上屆政府立法禁絕新型吸煙產品後，本屆政府意欲在不允許替代品合法售賣的環境下，再調高煙稅和對09年之後世代終身禁煙。若能成事做法可謂「大躍進」，香港將會比大多數國家走得更前。

然而在比較各種國際政策之後，不難問的是，這種「大躍進」式的控煙手法又會否洐生其他問題？我們又怎樣斡旋控煙和個人自由的矛盾？關於禁煙和自由命題，經典辯論圍繞在個人享樂的自由，以及其對他人產生的成本和影響，即二手煙的禍害和公共醫療開支。

繼16世紀起煙草在歐洲流行，數百年來，這些爭論和形形色色的禁煙令在各國不同時期出現，但又無法完全取締煙草的神秘魔力。或許一如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所言，「煙草能帶來一種神秘的愉悅，而且征服很多人。一旦習慣了吸煙之後，人們就很難抵抗它的誘惑。」

傳播：美洲-歐洲-亞洲，貴族-平民

原住民通過這些令人上癮的「葉子」來反向滲透侵略者。

煙草屬於煙草類植物。這類植物共有64種子分類，但只有其中兩種與人類有關，一種是「黃花煙」（nicotiana rustica），另一類是現時人們所吸食的「普通煙」（nicotiana tabacum） 。謝勒德（Gerard）在1636年的文章曾描述過普通煙的外貌——「煙草或者叫秘魯的天仙子，長着巨大的莖⋯⋯在養料充足的肥沃土壤中，可以長到七、八英尺高，分叉長成各式各樣的長枝，上面按照合適的順序生長着美麗而修長的淡綠色葉子」。

然而煙草的起源要比謝勒德的文本早得多。植物基因學家已經證實煙草的「起源中心」，即是某物種的基因起源和最初種植地的交匯處，是位於現今秘魯和厄瓜多爾一帶的安第斯山脈。在哥倫布抵達美洲前，煙草早以遍及美洲大陸每個角落。

歐洲人與煙草的初吻則始於哥倫布的航海歷險旅程。1514年，卡薩斯修士（Bartolomé de las Casas）重新編撰哥倫布的航海日記，並加入自己的評論來描述第一次看到其他人吸煙的畫面，「⋯⋯男人們手中都拿着火把⋯⋯在加入某種葉子⋯⋯他們將一端燃點，在另一端吸啜或吮吸，吸入它的煙氣，使他們的身體失去知覺。他們把這些火槍或者我們叫做火槍的東西稱作『塔巴果』（煙草，Tabacos）」。

原住民通過這些令人上癮的「葉子」來反向滲透侵略者。1550年代，煙草的種子被帶回西班牙和葡萄牙後，起初是在歐洲的王宮花園裏種植，並有御醫親自研究和培植。到了16世紀，煙草漸見在世界流傳，由伊利比亞半島往北傳播，傳到了法國、英國、蘇格蘭、普魯士及瑞士等地，並成為西班牙和葡萄牙輪船上常見的貨物。然而由於供應不足的關係，煙草的零售價格一直高企，只有富有人家才能負擔得起這種「藥物」。煙草漸漸成為新世界和舊世界建立國際貿易鏈的經濟作物。

當西班牙於16世紀成為海上霸主，世紀末的英西戰爭間接讓英人認識到煙草的用途和吸食方式；而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軍隊亦從其對手身上學到「新式」的吸煙方式papelot，然後再向歐洲大陸傳播開去。

正當英國人開始接觸吸煙這新奇玩意時，負責開拓商機的水手們已在世界四處傳播煙草：透過熱那亞和威尼斯人的艦隊，傳往黎凡特地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則把煙草引進非洲和亞洲。日本人是在1542年因為葡萄牙商船意外飄浮到該地時巧遇煙草；西班牙在1571年打通菲律賓等地的貿易航線後，煙草便隨著水手的行程，慢慢傳到菲律賓、泰國、柬埔寨及果亞，然後又從果亞傳到整片印度次大陸。

雖然亞洲較晚才接觸到煙草，但其普及程度亦很快追趕上美洲和歐洲。後起的荷蘭和英國同樣在印尼、印度和錫蘭等地鼓勵發展煙草種植場，這不但能滿足本土的需求量，亦為殖民地帶來較廉價的煙草供應。再者，滿清入關後廢除明朝的禁煙令後，亦在福建等地鼓勵種植煙草，並出口至緬甸、越南等中南半島接壤的地方，同樣使煙草傳播的速度變得更快、更廣。

在拿破崙戰爭時期，雖說法國軍官大多都是抽雪茄，但他們征戰西班牙時留意到一種雪茄的式樣——皮卡多（picado，字面意思是煙末）。這些煙葉殘渣是平民有能力在市場購買的。部分農民模仿祖先阿茲台克人把煙草捲進粟米葉來吸煙，而城市居民則把粟米葉換成了紙張，這種方法得名為（papelot）， 並由法國士兵傳回本土，逐漸演變成現在全球通用的法國詞「香煙」（cigarette）。

總括而言，戰爭是加速煙草在全球傳播的契機。當西班牙於16世紀成為海上霸主，世紀末的英西戰爭間接讓英人認識到煙草的用途和吸食方式；而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軍隊亦從其對手身上學到「新式」的吸煙方式papelot，然後再向歐洲大陸傳播開去。

煙草作為殖民主義的象徵物

煙草生產對北美引入奴隸制有着關鍵角色。

一如茶葉、蔗糖、棉花，甚或鴉片等經濟作物，煙草也是殖民主義的象徵物。當歐洲人從美洲引入煙草，並發現其巨大的市場潛力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供求嚴重失衡。當年英國作為新興霸權，具備多餘的船隻和資金擴充海外殖民地，並借弗吉尼亞公司之名在北美設立第一個殖民地，運作模式與同期東印度公司雷同。

弗吉尼亞起初就是靠種植煙草而聞名。1618年英國人入主後，該地的煙草產量僅為兩萬磅，然而生產煙草是勞力密集的行業，正當英國人為勞力短缺而煩惱時，1619年一艘荷蘭商船在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拋錨，殖民者從船上買下20個非洲奴隸，並把他們帶回種植煙草的農場勞動。隨後數年荷蘭商人帶來更多奴隸出售，間接形成後世所稱「三角貿易」（triangular trade）的鄒型，即串連起北美、西非和歐洲的不平等貿易航線。因此煙草生產對北美引入奴隸制有着關鍵角色。

1680年代大量煙草湧入國際市場，供應過剩，價格急跌，殖民地面臨經濟崩潰。為應對危機，英國在北美這片拓荒地上，第一次通過投票定立的法律，就是關於煙草生產標準及其價格。到了1696年，弗吉尼亞已可以使用煙草來支付薪水，後續煙草市場穩定下來，弗吉尼亞、馬里蘭以及卡萊納的立法者更走前一步，將煙草變成具交易能力的「貨幣」。危機過後，煙草漸漸成為北美在18世紀最重要的出口貨物，並在1750年代佔其總出口金額近一半。而弗吉尼亞奴隸數目亦從佔總人口不到一成，大幅增長至1750年代的43%。

其後，歐洲人對煙草的需求有增無減，惟政權和宗教勢力抵制煙草，讓煙草業的發展在本土處處受限。商人須開拓海外供應鏈以滿足需求，間接打開歐洲列強以民營企業充當拓荒者，後續以政府介入干預的殖民模式。與此同時，歐洲人為了提升勞動力供應，從大西洋另一端大量購入奴隸，亦為殖民地的人口結構帶來劇變，埋下當代族群對立的伏筆。

到了戰爭時期，除了槍炮彈藥和食物，煙草也是軍隊不可或缺的補給品。一戰時英國步兵的煙草配給量是每周兩盎司，皇家海軍的煙草配給量則是每周四盎司，而德國的每日配給量是兩支雪茄加兩支香煙，或一盎司煙絲（具體情況交由指揮官所判斷）。到了二戰，基本上所有主要參戰國的軍隊仍視煙草為日常配給之一，而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更曾宣佈煙草是必需品，規定種植煙草者可免於服役，並在行軍中加入吸煙休息時間。

科學，與煙草商的逆襲

國際癌症研究署的兩位科學家進一步證實BPDE對p53基因的突變造成影響，兩年後卻遭挑戰研究方法出現紕漏，挑戰者稱煙草可能「協助了基因突變，但絕對不是主因」。這位挑戰者可能來自德國煙草製造商協會。

隨著現代醫學的進步，科學家開始有能力從植物分離出活躍元素，真正了解煙草的屬性和功用。將煙草的核心物質提煉出來的是黎曼和海因里希，他們於1828年把發現定名為「尼古丁」，並在科學刊物發布各種實驗結果，指出尼古丁對很多疾病有不俗的治療作用，包括神經系統紊亂、痔瘡（通過煙草灌腸治療），以及瘧疾和破傷風等幾種致命疾病，從而引證了印第安人關於煙草功效的古老說法。

不過20世紀以前醫學對吸煙的害處尚未有透徹了解。1930年代，德國科學家首次發現吸煙與肺癌有關，此後關於香煙與癌症關聯的研究絡繹不絕。來到2022年，醫學上已經普遍認為肺癌和p53基因的突變有密切關係，而回溯到1990年代初，加州「杜爾特希望城市醫療中心」一間實驗室將焦油中含有的「多環芳香烴碳氫化合物」在細胞中產生的轉化物BPDE作為對象，證實了香煙會產生危害p53的產物。1996年他們在《科學》期刊發表論文，結論是「香煙致癌物與人類癌症突變有直接關聯。」

這一結果對煙草商極為不利，因為會成為法律訴訟中取勝的關鍵。在這篇論文發表的前一晚，雷諾煙草公司（R J Reynolds Tobacco）似乎就已經收到風聲，發表公開聲明指「若要說這些研究發現就是肺癌的關鍵，實在過於誇大。」隔年，國際癌症研究署的兩位科學家進一步證實BPDE對p53基因的突變造成影響，兩年後卻遭挑戰研究方法出現紕漏，挑戰者稱煙草可能「協助了基因突變，但絕對不是主因」。這位挑戰者可能來自德國煙草製造商協會。

美國國會1969年通過劃時代的「公共衛生吸煙法（Public Health Cigarette Smoking Act）」，不過原來煙草商對該法的制定頗有角色——為避免訴訟帶來更大的損失，他們同意禁止香煙廣告，結果是1971年他們比1970年減少了廣告支出的同時，同比產值也增加近三成——這也成為博弈論的經典案例。

香煙的替代品——加熱煙和電子煙——被認為可以大幅降低燃燒煙草時產生的焦油，因而被視為是不必擔心成癮及污染公共環境的漸進性替代品。不過也有反對者認為會反向增加吸食頻率，導致其他的身體危害，同時部分產品不符標準地含有尼古丁，甚至可能衍生故障及爆炸問題，因此不建議推行。有些地方認為可以通過管理來避免以上問題，有的地方如台灣則全面禁止。在香港，雖然會不時見到有人吸食這兩種替代品（吸食不違法），但二者的售賣是違法的。

無論如何，煙草公司並不缺錢，而進一步調高煙稅，受益的還是政府財庫。最極致的如中國，因為香煙售賣實行專賣制度，相當於壟斷，因此中國煙草總公司每年利潤驚人，亦堪稱「中國第一納稅人」，內地媒體曾形容大約二十個阿里巴巴才趕得上一個中國煙草總公司。稅收負擔一般由生產者及消費者承擔，但香港經濟學家徐家健指出，在香港售賣香煙的絕大部分稅項是由消費者承擔，變相加稅與加價是「一比一」，生產商有能力將稅項負擔全數轉嫁給消費者。

禁煙令中的宗教理由、種族論、愛國主義

煙草於17世紀時就爭議愈見擴大，主要反映在文明優劣論調上。1602年，英國一本名為《煙通清潔工》的反吸煙小冊子出版，並將吸煙、西班牙人和野蠻惡習聯結一起——「你是異教的偶像：茶色的草⋯⋯帶著你的氣味，去見鬼和他的同伴吧。巫師和印第安人失去了魔力，轟然倒地睡死過去，平躺在地上，因為你的氣味。」

1603年，詹姆士一世繼承伊利沙伯一世的英格蘭王位後，從宗教屬靈層面反對煙草。他不但在國家法律裏增加禁止巫術的條例，也出版一本名為《對煙草的強烈抗議》的小冊子，將煙草定性為未開化的印地安人治療腐化骯髒疾病的藥物和療法。同年他亦將煙草稅提高40倍，這使英國人需要尋找新大陸，拓展一個獨立而更龐大的煙草供應系統，並成了上述英國人開拓弗吉尼亞的歷史背景。

同時期禁煙令也出現在世界各地。例如，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的首位沙皇米哈伊爾一世嚴懲吸煙者，任何使用煙草的行為都被視作可判死刑，而東正教教會則認為煙草燻人陶醉，失去理智，因此在1624年禁止吸食煙草。日本的統治者對外國勢力日益增長感到不安，在1610年代頒布法令禁止使用由外國人傳入的煙草。1640年代明末的皇帝亦宣佈吸煙者須處以死刑，但只是因為明朝在1644年滅亡，有使用煙草習慣的滿族入主中原後，才將前朝法規廢掉。

這些早期禁煙令的真實意圖，未必是考慮吸煙危害國民健康，而是擔心煙草買賣危害本地經濟活動、農業安全等。

《近代中國的不吸紙煙運動》則反映了民國禁煙運動中的意識形態，當時西方基督教節制觀念認為，吸煙有損「個人品性」、「意志」，在華的英美基督教青年會帶來這種觀念，在中國的語境下演變成集體取向的危害行為，即「吸煙損害的不僅是個人的身體，也是國民的身體。」為愛國而不吸煙，成為這一運動的核心。書評人維舟總結這些運動的矛盾性，因吸煙或不吸煙的思想資源，都是來自西方，兩者共為現代性的一體兩面——中國最早在1899年禁止吸煙，恰恰是清廷官員將之視為西化的標誌，禁煙運動的真正中心在於吸煙對國家和社會的危害。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全面禁煙法令，與名為ASH（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的禁煙運動不無關係，它們也參與推動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煙草控制框架公約」（FCTC）。

現代的禁煙運動，也繞不開德國納粹時期實行過的「領先全球」的禁煙令。上文提到發現煙草與癌症之關聯的德國科學家就是一名納粹黨員，在納粹的意識形態裏，吸煙對「優等種族」是「極不合適的」，要想使日耳曼民族體魄強健，就必須遠離煙草。德國國內進行了雷厲風行的禁煙運動，吸煙率大幅降低，不過德國並沒有把煙草貿易完全禁止——戰時，煙草利潤極其豐厚。

直到二戰之後的1950年代，英國科學家再次將吸煙與癌症的關聯帶回公眾視野，令人「意識到」要與煙草劃清界線，也帶起禁煙令的開端。在煙草經濟下成長起來的英國前殖民地美國，也成為禁煙的先行者。美國衛生部長Luther Terry在1964年發布的一份健康報告，承認二手煙的影響，為現代禁煙運動帶來轉折意義。在那之後，就是前文所述「公共衛生吸煙法」的訂立。美國禁煙運動也曾吊詭地吸引了一批左派，這批1960年代的嬉皮士成為資本主義既得利益者之後，又通過禁煙來反抗煙草大資本家。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全面禁煙法令，與名為ASH（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的禁煙運動不無關係，它們也參與推動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煙草控制框架公約」（FCTC）。這項公約在2003年通過，在那前後，ASH在多個國家和城市取得「勝利」，例如愛爾蘭在2004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所有封閉工作場所完全禁煙的國家。香港衛生署則在2001年成立控煙辦公室。

並非沒有抵抗這種全面禁煙運動的的運動。在印尼，吸煙則彷如一場愛國運動，煙民人權組織（Komunitas Kretek）在2010年成立，在強調人權之外，亦向來自西方社會的「反吸煙原教旨主義」說不，並「保護本土煙草商品免受外國品牌及反吸煙風潮的威脅」。今日去印尼旅行，不試試本地的丁香煙，會是煙民的一個遺憾。

吸煙之「必須」，與「無煙」中吸煙之必須

從16世紀末煙草始見流傳，吸煙就成為文學和哲學作品敍述的對象。

按照史丹福（斯坦福）大學人類學系學者Matthew Kohrman和Peter Benson的說法，關於吸煙行為的社會和文化解釋，人類學的反應是遲緩和令人失望。最早主要是考古學和檔案學的文件記載在哪裏和如何使用煙草，少量研究關注煙草在原住民文化中的醫學作用和宗教意味。20世紀開始有人用人類學方法關注殖民地和煙草貿易，直到1970年代，才有人更批判地看待這些問題。

過去50年，隨著禁煙運動的展開，政府和一些機構的資金流向定量的關於煙民群體的描述性研究，而直到90年代初，人類學的目光才開始把吸煙從本土視角轉向全球化、煙草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以及影響公共衛生的政治經濟結構。但總的來說，對於吸煙在人類社會中的文化意義，文學、哲學、歷史學和傳播學的貢獻更大。

從16世紀末煙草始見流傳，吸煙就成為文學和哲學作品敍述的對象，多位作家都是從煙霧中尋找創作靈感。例如，小說家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曾說，「煙斗使哲學家語出驚人，讓愚人緘默不語，它創造出有深度、有思想，充滿善意並且不偏不倚的談話方式。」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則有一首詩，表達單身漢在面對女人和煙草需要選擇的窘境——「我的情人麥琪寄來一封信，要我作出抉擇，是忠心於纏綿的愛情，還是繼續讓自己在青煙的雲霧中陶醉⋯⋯」。蘭姆（Charles Lamb）則說，「就讓我的最後一次呼吸從我那煙斗的一端吸入，而我會依依不捨地把它吐出。」與此可見，維多利亞時期的作家與尼古丁早就發生浪漫關係。

Simone摒棄主流研究圍繞反煙運動和煙草公司的斡旋上，而更關注吸煙的人如何利用吸煙來挑戰身體、場所、時間的邊界，甚至將吸煙作為一種生命技術（biotechnology）實踐。

如今最接近全面禁煙政策下人們吸煙意義的研究，是2016年的一本人類學著作《Smokefree: A Social, Moral and Political Atmosphere》，作者Simone在澳洲做田野，和鄰居紐西蘭相似，前者為在2025年將吸煙率降至10%、2030年全人口無煙，而採取了多項世界上最嚴格的控煙措施，在悉尼的公共場所吸煙最高可罰款2,000澳幣。在這樣的「無煙環境」中吸煙是一種怎樣的感覺？Simone摒棄主流研究圍繞反煙運動和煙草公司的斡旋上，而更關注吸煙的人如何利用吸煙來挑戰身體、場所、時間的邊界，甚至將吸煙作為一種生命技術（biotechnology）實踐。

Simone也大膽挑戰關於二手煙、三手煙污染公共空氣的論述，豐富了觀察禁煙行動的階級視角：她認為如果不假思索地認同全面禁煙的目標，就加入了把吸煙者在社會和空間層面邊緣化的行動——「空氣有毒」到底是侵犯了誰的空氣安全？「潔凈」又是由誰來定義？

這或許更接近我們想要討論的，至少在香港，人們對「安全、潔凈、高效」的官方假象已經開始厭倦和疲勞，吸煙未嘗不能是一種維護「正常」生活的反叛。筆者很難不想起香港的煲煙文化，這裏男男女女街頭巷弄都常見「放煙break」，疫情中能偷偷摸摸摘下口罩，伸長脖子吸一口煙，會得到一種久違的解放感。明年立法通過加價之時，會發生如《志明與春嬌》裏煙民跑遍偏僻的便利店搜刮香煙那幕嗎？香煙在兵荒馬亂時總有讓人安慰的功能。

參考資料：

[英] 伊恩．蓋特萊（Iain Cately）尼古丁女郎：煙草的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Tobacoo，Matthew Kohrman1 and Peter Benson，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umn 40，2011

Smokefree: A Social, Moral and Political Atmosphere. Simone Dennis, London: Bloomsbury,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