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網易、高以翔、華為251⋯⋯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為職災「讓位」？

過去半個月，中國大陸連續發生了三起與勞工權益有關的事件，其中一起還與明星企業華為有關——

11月28日，華為前員工李洪元在各大網絡平台稱，2016年他曾內部舉報所在部門的造假行為，2018年他未獲續約。他接受了這一決定，與公司談判後，他的離職補償金從通常的「N+1」（N為在公司的工作年限，以該年限加一再乘以月薪是中國大陸常見的離職補償金數額）調整為「2N」。

但在2018年底，李洪元被深圳警方拘留，前後共被羈押251天，警方變換了三種涉嫌罪名進行調查，檢方最終認為證據不足未予起訴。李洪元最後獲10.7萬人民幣的國家賠償金。中國網民將這件事稱為「251事件」。

網民針對華為的評論也經歷「逆轉」。過去一年，作為中美對抗標誌的「抗擊外敵的英雄」，華為人設一夜崩塌，變成了人人唾罵的「無良資本家」。然而，當中國互聯網上的民族主義話語「讓位」給階級話語的時候，真的做到了無縫切換嗎？本次事件給了我們一個不錯的觀察窗口。

勞工事件三連發

三位分別是70後（李洪元）、80後（高以翔）和90後（匿名網易遊戲策劃）人士的經歷，揭示出了中國勞工面臨的種種問題⋯⋯

第一個引起關注的事件來自中國最大的遊戲開發和運營商之一網易。11月23日，一位匿名的網易遊戲前數值策劃在微信公眾號和知乎發文，自稱在網易工作五年，任勞任怨，但在2019年1月被確診為擴張性心肌病，此後遭到被惡意調低績效、不安排工作、威脅解僱等種種對待，最後甚至被保安趕出公司。這篇文章引起了廣泛共鳴，在知乎被點讚13.2萬次，在微信公眾號被點了超過10萬個「在看」。事發當天是週六，網易方面沉默兩天後，於週一發布聲明承認錯誤，並開始與當事人溝通，11月29日當事人宣布與網易達成和解。

第二件事發生在11月27日凌晨。35歲的台灣演員高以翔在寧波錄製浙江衞視的真人秀《追我吧》時，在連續工作17個小時的情況下心臟驟停，拍攝團隊未能及時救援，高以翔在送醫後不幸逝世，當天白天消息在新浪微博傳開。浙江衞視沒有第一時間正面回應事件的細節，也沒有立即決定涉事節目是否停播，甚至有工作人員私下指責關心此事的網民是「瘋子」的傳言。在網民持續一週的攻訐後，浙江衞視於12月5日宣布永久停播《追我吧》。

第三件則是華為「251事件」。華為的應對手段比網易和浙江衞視要強硬得多，微博、微信、知乎等平台上大量相關討論神秘消失。12月4日，還有媒體人曝光華為消費者業務首席執行官餘承東，在一個微信群轉發了自媒體「至道學宮」的一篇文章，將「251事件」歸因於「美國敵對勢力」、國內競爭對手和媒體平台發起的「黑公關」行動。

三位分別是70後（李洪元）、80後（高以翔）和90後（匿名網易遊戲策劃）人士的經歷，揭示出了中國勞工面臨的種種問題：沒有人身安全保障、企業可以隨意處置患病員工、公權力機構淪為大企業打手、網絡平台和媒體也可能遭遇企業的「消音」。而一週之內連續爆出這三件類似事件，更讓不少中國網民從追星和辱罵「香港廢青」中暫時抬起頭，「關注」起勞工權益問題來。

一時間，簡體中文網世界似乎回到了前微博時代的氛圍，以「屁民」視角批評當權者才是主流。然而，這到底是一波短暫的逆流（就如同「996」事件帶來的短暫衝擊），還是某種長期趨勢的徵兆呢？

華為的「狼性話語」

孟晚舟被捕和美國對華為的制裁將華為的愛國牌效應推到了最高點。

華為是其中一個值得討論的樣本。

上世紀末，政府不再給大學畢業生分配工作，高校招生規模也大幅擴張，非公有制企業逐漸成為大學生們的主要就業選擇。在當時的「工作鄙視鏈」中，外企和國企高於私企——外企雖有「玻璃天花板」，但那不是職場新人應該考慮的問題，薪酬和福利待遇已經足夠有吸引力；而國企則仍被認為是「鐵飯碗」，而且國企在賬面上至少是尊重《勞動法》的；私企給人的印象則像是中學課本上提到的資本主義早期的歐洲資本家，無節制的加班、剋扣工資都是家常便飯。

華為是新世紀之初通訊業「巨大中華」四巨頭（巨龍、大唐、中興、華為）中唯一一家純粹的民企，民企該有的毛病華為都有，「華為工程師因壓力過大跳樓自殺」基本每年都會出現在新聞裏。但是也不得不指出，在國內各大通訊專業院系裏，華為是「巨大中華」中聲譽最好的一家。並不是說華為將加班包裝為「奮鬥」的「狼性文化」真有那麼大的洗腦魔力，而是華為的工資和股權激勵機制的確有一定競爭力——一直有一種說法是，華為會用一個半人的工資僱一個人幹三個人的活。「累歸累，但還是能賺到錢的。」這是作者的一位在華為從事技術工作的同學的心聲。

2010年後，華為轉向智能手機業務（消費者業務），這是與它此前耕耘多年的基站建設（運營商業務）截然不同的領域。智能手機是一種快速消費品，運營商業務中的價格優勢並不一定能在同質化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建立用戶的「共同體意識」更加重要。

華為的策略是把自己的企業文化與民族主義結合起來。華為一直愛將自己打扮為「實業報國的理工男」，依靠自力更生的奮鬥精神戰勝了高通、諾基亞等歐美同行。在中文互聯網上的「工業黨」敘事之下，批評華為絕對不是言論自由，而是「侮辱民族企業」。被這類話術感召的網民（網上通常稱為「海軍」）和華為依賴其政商關係調動公權力的能力（例如大範圍刪帖和在將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把離職前員工送進看守所），是華為解決公關危機的兩大主要武器。華為曾經因為在手機中內置程序、把拍攝的月亮圖片修成預存好的版本而廣受嘲諷，但是海軍和刪帖雙管齊下後，這一事件並未造成太大反響。

孟晚舟被捕和美國對華為的制裁將華為的愛國牌效應推到了最高點。此事的情勢令人玩味：在美國，對華為的批評集中在四個方面：違反貿易禁運向伊朗出口管制物品（孟晚舟因此被羈押）；華為員工涉嫌竊取美國企業商業秘密；華為的基站和終端設備可能竊取信息；華為可能是「影子國企」。華為的應對戰術則是逐點反擊四種指責，同時強調華為的供應鏈中有大量美國企業，華為與美國有密切的共生關係——然而這一敘事也與華為事件後，中國互聯網上流行的論述，「華為是抗擊高通的民族功臣」，顯然存在矛盾。

因為在中國，大部分民眾並不太清楚美國政治議程裏華為這張牌的意義，只得到了中國官方機構、華為以及一些民族主義自媒體賬號給出的簡略版的故事：美國人毫無道理地迫害一家中國企業，這是美國害怕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徵兆。

「是經濟，笨蛋！」

通信、互聯網等行業結束了高速增長的歷史階段後，員工們開始發現，「狼性文化」中企業對市場的「狼性」可能已經無法創造新的價值，反倒是企業家對員工的「狼性」變本加厲。

需要指出的話，在華為的敘事邏輯裏，不僅「買華為就是愛國」是一種民族主義敘事，「狼性文化」本身也是。在中國大陸的網絡上，經常有「西方國家太重視勞工權益，所以他們的發展越來越慢，跟愛好奮鬥的中國人完全沒得比」的熱門帖子——

中國政府都不敢公開吹噓的「低人權優勢」，在網友們嘴裏顯得無比自然。

這種觀點之所以能盛行，除了官方對類似價值觀的長期宣導之外，另一點就在於，被歌頌的工人階級，在中國以白領階層為主的網民圈子裏，往往是「他者」。網民需要的是宏大敘事為自己帶來的自豪感，而真正「被低人權」的那些工人的遭遇，他們並不關心。

比如說，關注塵肺病、罷工、跳樓討薪這些問題的，要麼是傳統意義上的「公知」，例如記者王克勤發起的關注塵肺病農民工的「大愛清塵」；要麼是極少數激進的新左翼青年，例如2018年深圳「佳士工運」中的一批高校學生。白領階層裏大多數人會自認為處境和工作很辛苦，但得到了相對良好待遇——這種心態與華為員工類似。

但是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乏力正在打破白領階層的自信。通信、互聯網等行業結束了高速增長的歷史階段後，員工們開始發現，「狼性文化」中企業對市場的「狼性」可能已經無法創造新的價值，反倒是企業家對員工的「狼性」變本加厲。年初的「996」事件發生時，不少互聯網行業從業者的觀點都是，「只要錢給夠，996也可以接受」；但最近的幾次事件顯示的趨勢可能是，996照舊，而企業家並不想再像以前那樣，為此付出額外的成本。

此消彼長還是隨時復活？

階級話語可能只是臨時起意的武器，民族主義話語在某個節點讓位，但它隨時可以復活。

關注中國大陸互聯網的人士通常都會認為，中國的網民的民族主義傾向正在越來越強，近些年微博、微信、觀察者網等平台上的「小粉紅」、「工業黨」等網民群體愈發活躍就是明證。

嚴格來說，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一直也在官方意識形態論述中此消彼長。但要說民族主義奠定其主導地位，恐怕還是要歸因於改革開放和蘇東波事件——正統的「共運」已經消亡，本土的「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無非是「修正主義」的委婉說法，中共不得不轉向民族主義敘事，以經濟發展、民族振興作為其合法性來源。

這種策略有其內在缺陷。民族振興的故事只有在社會成員普遍能感受到自身境遇的改善時才有用，而只要貧富分化和經濟增速趨緩同時發生，民眾產生被剝奪感，「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陰魂就不會散去。

前文提到的佳士工運即是一例。2018年，佳士科技的工人因不滿惡劣的工作條件和過低的福利待遇發起抗議，要求建立獨立工會，這場運動吸引了一批各大高校的左翼學生參加。學運和工運的合流令人想起一百年前共產黨崛起的歷史。警方迅速處置了這起事件，並將其描述為「境外勢力的操縱」（餘承東也是如此描述李洪元的維權行為）。

佳士工運被平息下去了，醖釀它的思想温床並沒有隨之消失。中國人多多少少都會受到學校教育中共產主義價值觀的薰陶，哪怕並不真心相信，也並不排斥在維護自身權益時拿起這把武器。

任正非熱衷於學習毛澤東思想，主要在於其中的權謀手段和民族主義敘事。他忽略的地方在於，毛澤東的言論中同樣有共產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成分。「251事件」之後，已經有網友認為，這正是毛澤東預言的「資本主義復闢」，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修正主義的必然結果。還有人抬出了祖師爺馬克思：「資本來到這個世界，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也有引用斯大林的：「資本家們自然要行動起來。它向下層同胞呼籲，開始高呼祖國，把自己的私事冒充為全民的事情。」

然而，網易和華為事件中的兩位當事人都熟知「不要把批判矛頭對準體制本身」這一策略。網易遊戲策劃的鬥爭目標是自己的主管和人力資源部，網易高層決定和他談判和解時，他很快就表示感謝及息事寧人。李洪元也在接受採訪時感謝華為多年來的培養，強調「網絡上的輿情並非我的本意」，想要向任正非反映情況解決問題。不難猜測，如果任正非釋放善意，他大概也會欣然接受。

這並不是要苛責這兩位當事人，我只是想要說明，中國的互聯網上正存在著幾種不同的階級話語：如果說網友對高以翔的惋惜是一種攸關生死的本能反應，那麼對網易和華為的「資本主義」譴責則是在經濟衰退環境中，代入個人利益時，藉助僅存的共產理論資本生成的武器；即便佳士在前半年轟轟烈烈（實際上內涵也複雜），網民對傳統工運也缺乏基本認知；996曾經因其型態及技術上的創新而引人矚目，但其更代表著一種接近中產的階級力量及需要一定門檻的技術話語。這幾種不同的語權在中國互聯網上交錯縱橫，但更多時候，階級話語可能只是臨時起意的武器，民族主義話語在某個節點讓位，但它隨時可以復活。

（比利小子，中國互聯網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