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北京切除」輿論走到尾聲，一場新社會工程悄然展開

從11月底開始，北京大興區的一場火災與隨之而來的消防整治行動，演變成了全城動員的「北京切除」。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內城到外城，整治、騰空公寓、驅逐「低端人口」、拆除建築、恢復「古都風貌」的行動日夜不停上演。遇到輿論強烈反彈之後，清理行動略有放緩，但不過是放慢了速度繼續推進，就在這幾天，仍然有不少新的拆遷驅逐視頻流傳出來，部分城中村村民或外來人口針對驅逐和拆遷的抗議事件也偶有發生。

在中文互聯網上，尤其是在海外互聯網上的聲音，基本上是一邊倒譴責、質疑一刀切的政策。人們討論：快遞、服務行業的「低端人口」離開了，北京的都市生活如何繼續？就連往日積極擁抱「中國夢」的年輕城市中產也有不少人感到義憤。而許多人——主要是北京居民，則參與到了記錄與救助的行動中。

然而，無論開始時的社會輿論聲勢如何，在政府改變手腕，變得更有耐心，時間逐漸過去之後，人們對驅逐和拆遷的關注也慢慢讓位給了日常生活。這意味着，除非再遇到什麼突發情況而再次吸引眼球，「北京切除」作為2017年的一樁公共事件已經接近尾聲。這時，值得我們追問的是：關於「北京切除」，我們的討論是否到位了？「北京切除」改變了什麼，沒有改變什麼？而經歷了「切除」的社會，又會向何處去？

「北京切除」：新社會工程的預演

在很多自由派，或牆外圍觀者看來，「北京切除」無非就是2012年以來逐步升級的威權主義治理方式的又一例證，又或是1949年以來一連串暴力政府行為的再次上演，或者是一場瘋狂的運動式治理——「頭疼砍頭」。但這麼理解「北京切除」，也許會忽略其背後的脈絡與趨勢。疾風驟雨般的政府行為，不僅僅是一時狂熱可以解釋。

《端傳媒》在近日刊登的一篇長篇報導，提到了「切除」背後的「暴力士紳化」，即用暴力驅除城市貧民，將原有的城市空間變成中產及其之上階級的空間。具體到「北京切除」的案例中，北京原先的低端產業，人口及其之上附着的一整套政商利益網絡因此將「一鋪清袋」，為之後更「高級」的產業留出足夠的空間。在「切除」之後沸沸揚揚的中文報導中，這篇報導點出了清理運動背後的土地、城市空間和階級關係。

不過，這樣的分析，未免太着意強調政府正在隨心所欲地「全面設計」，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在這種頂層設計背後，政府邏輯並不僅僅只有一種「計劃」思維，北京的政府行動，也不僅僅是一地的政治力量所左右。

我們不妨把視野拉回今年年初。

4月1日，中央政府宣布在河北建設雄安新區，這個新區被賦予了一系列「千年使命」，整治環境——依託白洋淀的水系，改變原先河北「環境無可救藥」的局面；解決「大城市病」——從頭規劃一座「明日的都市」，扭轉中國大城市擁堵、雜亂，缺少科學規劃的狀況；平衡北京與周邊發展——將北京的產業、人口疏解到雄安新區，消滅因為北京「吸血」功能而存在的「環北京絕對貧困帶」；打擊樓市——用住房租賃這種類似香港公屋或新加坡組屋的模式，顛覆原有根植在土地財税之上的高樓價，也緩解樓價背後衍生的缺乏流動性、固化的階級版圖。

將雄安的規劃理解為一座「模範未來都市」，我們便可以得到這樣一條線索：雄安的建設和北京的瘦身，是一體兩面的「互補」狀態——用北京的「切除」加速雄安的建設，用雄安吸收、緩解北京「切除」的震盪。但這種理想化的進程，必然面臨現實的施行問題。

從雄安新區開始建設時，我們便注意到這樣一個矛盾：無論這張未來的「大藍圖」畫得多好，北京現在都是一座具有極強吸引力的大都市。要怎樣才能把人吸引到雄安去？這背後的問題又是：北京留住這麼多人，背後有這麼複雜的、經營多年的政商網絡關係，對執行者而言，如何才能打破這些盤根錯節的保護，把勾連在一起的企業、部門搬遷出去，又該如何說服在其中擁有龐大利益的地方政府？

於是，具體到北京各個區縣的地方政府，必然在清理人口上面臨這樣的一種拉扯：一方面要按照上頭的規劃和指標清除「多餘」的人口，另一方面則會面臨雙重障礙：清除原先的人口和產業意味着喪失許多收入來源，而原先人口─產業之間已經形成的盤根錯節關係，難以在一時半晌之間改變——這次被清拆的新建村原先計劃在年內拆除，但直到火災之前清拆工作都極為不順利，由此可見基層政府的糾結。

針對第一重障礙，中央和地方之間，打算以新的改革政策做出利益補償：驅趕外來人口之後，北京正在試着將城中村和城鄉接合部的村民集體所有土地也納入開發規劃，安排了「農村集體土地入市」的改革試點。《端傳媒》的文章中提到，這一改革是為了將農村土地開發入市。但我們更需要看到，這一改革正是為方便處理地方上的利益關係而做出的安排。

首先，新的改革不同於原先的土地國有化─拍賣模式，即仍然堅持農村土地由村集體所有。但是，其中的經營權並不再以村集體為單位，而是收歸地方政府設立的與村民合股的公司，再拍賣給公司開發，收取租金。這樣做有四重好處：不用改變「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不再像國有化土地那樣花費大筆拆遷經費補償給村民；通過政府主導，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新的開發升級中「拿大頭」，彌補因清理這些土地上的產業而損失的税基；而對於北京市來說，這也意味着突然釋放了大量閒置土地入市或成為儲備，足以打擊高企的房價。

因此，在「北京切除」背後，隱含着這樣一條總體線索——快速而徹底的清除將快速斬斷原先的各種基層利益關係，為新的開發和規劃讓路，而同時推進的改革，則為地方政府的利益「兜底」，避免地方上喪失推動政策的意願。而北京一地的種種運動，則是為了和雄安等地的改革相互補。一場大火似乎「盤活」了整盤棋，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市委施壓做的消防安全檢查會被如此執行——地方有意願，而更上層也樂見這其中「狠下心辦大事」的時機。

換而言之，「北京切除」，只是更大規模社會工程的第一場預演。之後的戲肉，恐怕將陸續有來。

從隔離到重構的中國階級圖景

前幾日，評論人梁文道發表了一篇評論，討論為何在「北京切除」中，應該為窮人和底層辯護的中國新左派沒有反應。文中寫到：「為什麼在北京清除『低端人口』這件事情爆發出來之後，所有激烈表態反對的知識分子，都是被認為屬於自由派的那一群人，但卻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新左派出來公開說過一句話。」

梁的批評不是沒有道理，也因此獲得了不少叫好。不過，梁對中國左派的理解有些不妥之處。

經過2010年之後的各種公共觀點板塊重組，中國1990年代以來新左派 v.s. 自由派的知識版圖，多少已經不同以往。同時批判政府和資本的左派，與主張自由主義但也要求節制資本的新自由派的出現，正在改變以往截然二分的政治光譜。這樣的光譜複雜性，也反映在「北京切除」引發的社會行動中——比如以體制邊緣身份和勞工議題獲得大量關注的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在清理行動中也遭遇了幾次風波，不少社會人士表達了關注或是到場支持，其中既有帶有階級論述的「毛左」，也有持公民社會的理想自由派。這在過去，似乎是不大可以想像的。

因而，梁對左翼的評論，多少有些沉浸在舊日經驗中，今天也僅僅對一群仍然持有國家主義觀點的「左派」有效。不過，「北京切除」完全可能在未來觸發一系列社會結構的變遷，關注政治與經濟的左翼對此若無反應，倒的確是既不敏鋭也缺乏同社會的有機聯繫了。

自1989年以來，中共的統治方式建立在「績效合法性」的基礎上——即經濟發展帶動所有人同時改善生活，以此作為統治被擁護的基礎。這一分析或多或少忽略了階級維度，以階級論之，績效合法性意味着用經濟發展消除階級衝突，一方面是允許階級上升流動，另一方面是所有階級同時改善生活，讓階級間的剝削和不平等變得能夠容忍。

但到如今，以經濟發展所帶動的這種穩定模式，恐怕已經走到尾聲——中國社會見證了日益固化的階級分野——實現社會流動變得更難，無論是藍領白領，再「白手起家」都變得不太可能。大城市中的中產階級與服務他們的流動人口、中低收入階級日益分隔開來。這必然導致某種變化，不僅僅是說中國政府自身的官員考核標準已經由GDP決定論變為了其他模式，也意味着政府在各個階級之間「走鋼絲」的平衡模式不再適用。當下的種種問題，從環境到經濟供需，要想解決，都無法再平衡各階級的利益。

實際上，從前兩年開始的「供給側改革」，已經多少說明這種問題。學者張躍然曾經給《端》投書，提到供給側改革的階級維度。其觀點是，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提高中產階級消費品的供給，是一套壓制勞工與貧困階級需求、鞏固中產階級生活的政策。這一分析也適用於今天的「北京切除」。

在今天的「切除」中，科幻小說《北京摺疊》中的城市空間分化被一再提及。事實上，就算沒有「北京切除」，這座城市的摺疊也早已存在。清理行動只是讓之前不可見的摺疊，在一瞬間高密度地暴露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而已——原先，無論是城區還是市郊，北京都是一個被公寓樓、老式赫魯曉夫樓、地下室、平房、窩棚與城中村分割成種種雜居的空間的都市。許多打工者、城市服務業人士居住的公寓樓地下室，其出入口與地上公寓也分置兩處，地上居民與地下居民，可以長年不相往來。

清除項目非常激進地嘗試消滅這些本來就不在中產視野中的「低端」階級，徹底地改變了北京的都市景觀。儘管有很多人認為其結果將是北京的服務業、快遞、餐飲業等部門價格飛漲，中產階級也隨之遭殃。但從空間上來說，驅逐與清理的直接視覺效果，是城市空間大大地「中產化」了，而坐食地租的有房產的城市人，也成為人心惶惶的北風中最大的受益者。

更何況，政府猛然間意識到了中產階級的生活成本問題。近日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視察慰問「低端人口」時，便選擇了快遞、物業等行業，還在官方宣傳中製造了一個新詞——「生活性服務業勞動者」。這個詞中的「生活」，顯然指的不是為了低端人口們自己的生活，而是城市人——城市中產的生活。這意味着在「切除」的餘波中，政府開始一分為二處理問題——凡是對中產階級生活造成影響的清理，政府便盡力去補救；而凡是不對中產生活造成影響的清理，政府就按照既定計劃去處理。更長遠來看，政府通過清拆獲得更多存量土地，或在清拆出的土地上建設租賃用房，既能壓低樓價令城市中產更易購置物業，也可以將城市服務業成本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內，到頭來中產階級不一定真的會有損失，反而很可能是潛在的得益者。我們也不要忽略——近來幾大件爭議重重的政策：「北京切除」、「亮出天際線」和「煤改氣」，都旨在控制城市環境，而對城市環境最有需要的，莫過於中產階級。

談及城市中的階級分化，很多人會援引秦暉關於「城市需要貧民窟」的論斷。自由派反復提及這一論點，旨在主張放開土地買賣，實現流動自由，但其實，除了得不到城市戶口之外，北京「切除」之前的「摺疊」現實，已經和全球大多數地方的城市世界沒有區別——貧民和中產在同一城市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而另一方面，就算「切除」之後，北京這樣的大都市也依然會容納窮人，只不過更加赤裸裸地將後者的身份定義為了「生活性服務業勞動者」。

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上，中國的新左派和自由派一向爭論不休。自由派認為要徹底開放遷徙權，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讓窮人進入城市建造貧民窟；而新左派則主張維護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讓農民不徹底失去土地，不會徹底無產化。然而「切除」恰恰反映出，政府既不會按照自由派的思路徹底私有化，也不會真正追求城市財富的再分配——土地是要買賣的，但是不會完全自由，農民不會完全失去土地，但土地的收益仍然將向政府和資本傾斜。在這樣的政經脈絡之下，「北京切除」恐怕是一個苦澀的新思考起點——舊的爭論框架，在「新常態」的政經結構面前，就快失效了。

尾聲：「切除」之後？

如果不看思想而觀乎行動，那麼「北京切除」倒是令人欣慰——無論是中國的左翼還是自由派人群，都少有地展現出了不同形式的社會參與。 儘管行動都小心翼翼，怕超出了政府的容忍範圍，儘管所有人的判斷都跟不上事件的速度，但公民社會的行動在鮮有組織者的情況下令人驚訝地開展起來，並至少在輿論上起到了不錯的效果。至少政府需要回應這些輿論，才有了北京市政府的一系列「補救」措施。當然，在這其中，中國這幾年最流行、最火熱、最吸引眼球的學院新力量——「文化左派」們，仍然在歌舞升平地舉辦活動，販賣豆瓣課程，甘願當「VR左派」，沒有嘗試介入實踐；而與此同時也有一些自由派要麼鼓吹「經濟危機帶來驅逐」論，要麼延續已有的「獨裁政治」批評框架，完全無法回應真正的問題。

事實上，在十九大習核心明顯全勝鞏固權力之後，無論左右派人士都對改變現實抱有悲觀態度——畢竟體制在控制輿論、管控社會上前所未有如此自信，和體制本身不同的觀點要形成輿論、影響政策，也因此變得極為困難。

也許令不少人覺得沮喪的另一現狀是，受剝奪階級在現實中是最失去聲音、最原子化、最「一團散沙」的一群。在被驅逐之後，他們所寄望最多的，是盡快拿回工資，拿回房租押金，然後離開，或是尋找下一份工作。他們的韌性令人驚奇，卻也意味着，種種認為被剝奪者會自發團結的理論，恐怕只是憑空幻想罷了。

但這樣的種種悲觀也許忽略了一點：「北京切除」這樣的運動式施政，恰恰反映出了體制本身需要改變，而且非常迫切地尋求改變——儘管這種改變和知識界、左右社會力量所期待的都有所不同，儘管這種改變可能是為了尋求更穩固的維穩方式，但它畢竟會讓一些原先固化的領域運動起來，而這種變化將很可能在未來型塑和之前十年相當不同的政治空間——悲觀與樂觀其實並沒有多少意義，如何理解和判斷隨時變化的形勢，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楊山，媒體人、中國政治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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