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只有一個深植民間的，真正以多元多樣作為原則的，充分體現民眾參與的，創造的民主傳統，才可最終堵截由人民動員邁向以人民之名行獨裁之實的可怕道路」——1991年香港出版《天安門評論》發刊詞
哈維爾是捷克作家及劇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天鵝絨革命思想者之一。他的創作斟酌時弊，呼籲人們在（後）極權制度之下活出真誠，受捷克共產黨當局持續迫害。1977年起他陸續被指「危害共和國利益」、「顛覆共和國」而鋃鐺入獄。1989年6月4日起，波蘭的團結工會在公開選舉中擊敗共產黨取得超過99％議席，同年及後柏林圍牆倒塌，東德政權垮台，在匈牙利民主化和立陶宛宣布獨立的鼓舞下，捷克人民走向街頭要求司法獨立和舉行公開的自由選舉，最終在1989年12月，出獄僅42天的哈維爾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總統。
「無權勢者的力量」是哈維爾的代表作，寫於1978年，剖釋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極權如何改造人民生活而使得兩者相互構成。
在這篇代表作中，哈維爾認為現今的極權制度已不像過去有明確的制宰源頭，社會不存在可以透過破壞特定群體或階級而得到解放。在今天的極權體制下，權力正如巨大綿延的蜘蛛網，這個網是為體制，限定了每個人生活的模式、形態、思想規矩。也許大家都不明白，也無意深究規矩的意義，但只要大眾都服從，就能從這張網之間獲取利益，得到「安逸穩定」的生活。假若人們要反抗，哪怕只有一點點的自主意識，在權力網泥足深陷的人們就會告發攻擊那些心有異想的人，因為他們恐懼，恐懼在現存權力網下的既得利益會因體制被推翻而煙消雲散。
在哈維爾看來，這正是後極權體制的特質：不如過去的極權體制有明確制宰階級，現在每個人都是權力制宰的源頭，沉默不作聲的順服人群，在共同支撐起後極權的制宰結構——「大家都是體制要控制的對象，但大家同時都是體制的主人；大家是體制的犧牲品，也是體制的工具。」
也正是在這樣的後極權社會中，哈維爾才提倡，要“living in truth”，活出真誠，過光明磊落的生活。當人們開始探問規矩，不再活於謊言假意的體制規限之內，後極權體制就失去默從的支柱，制宰才能夠從根本地被消解。
「活出真誠」的想法，對同樣經歷八九年國際政局風起雲湧，卻慘遭中共屠城的思想者影響很深。當手無寸鐵的學生遇到軍警的殘酷鎮壓，在這樣極端懸殊的權力對比中，被壓迫的人們是否束手無策？「判斷一種活動的是非功過，能否以有無眼前可見的實效為標準？」這是劉賓雁在《哈維爾選集》撰寫的前言中所說，而「人人都應自省」，是其中的回答：我們每個人為自由所作的事，足夠了嗎？群眾活得真誠磊落了嗎？
《哈維爾選集》出版於1992年，收錄了哈維爾不同時段的論政文章與劇作，是中文世界第一本哈維爾譯著，它的策劃和編譯者的聯合署名是「天安門民主大學」，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民主基金」贊助，「基進出版社」正式出版。
「天安門民主大學」誕生於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據劉健芝在《遊走於體制內外》一書內的分享，1989年學生佔領廣場，5月19日政府宣佈戒嚴令，學生估計快要清場，但市民動員支援未到，軍隊也未達清場，於是學生們就構想了「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使得廣場不至無所事事，也期在思考之間釀出進一步行動。當時一批香港學生接到北京學生的請求，希望他們買擴音器到北京支援廣場辦學。至6月3號晚上，天安門廣場上接到軍隊會來壓鎮的消息，廣場上的學生決定，雖壓鎮將至，但立此存照，宣佈「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正式成立。幾個小時後，便成血的歷史。
後來有人提議，既然廣場大學未能實現，就在廣場以外的地方延續。中國大陸以外的不少地方，如法國巴黎、美國東部都有復校嘗試，而在香港成立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簡稱「天安門民主大學」，成了延續時間最久的一個。當時顧問有Stuart Hall，Marshall Sahlins，Terence Turner，John Comaroff，Mark Sheldon，武藤一羊等。
1990年起，「天安門民主大學」在香港運作了超過一年半，其間舉辦過不少公開課程，每個課程大概八課，每周同一時段上課，星期一至五每晚有兩門課程，星期六日則每晚有三門課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核心份子自資自辦，還出版過不少對應時局的思想刊物，《哈維爾選集》便是其中之一。
在他們出版的另一份刊物《天安門評論》的發刊詞裏，我們讀到了這群人在八九民運後的思考：「在震撼全球的力量，化為在漫長歷史中細心建設的時候，各地冒起的地區主動性（local initiative）就更稱珍貴。因為只有一個深植民間的，真正以多元多樣作為原則的，充分體現民眾參與的，創造的民主傳統，才可最終堵截由人民動員邁向以人民之名行獨裁之實的可怕道路」，「在現時這個運動退潮的時候，正需要加強理論、思想上的探討，以作為運動高潮來臨的準備。」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承繼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抗爭精神，承繼了歷史長河上那忽明忽滅的燈，刻下自由真誠的思想實踐。
在思想的角度來看，歷史並不過時。二十六年前人們立足香港思考中國，對於今天的香港來說，這段歷史同樣蘊含思想資源。二三十年過去，我們的社會有變得更好嗎？我們也許都該自省，反問己身是否已做足夠，是否能在（後）極權籠罩之時，活出真誠磊落？
端傳媒將陸續刊出由羅永生翻譯，收錄在《哈維爾選集》中的「無權勢者的力量」一文，此版本是華文最早之翻譯。由於時間久遠，文本並無電子版，以下摘文為逐字鍵入，希望致敬前輩，也將前人曾經的努力散佈開去，並與此時此刻意志消沉的同儕前輩後輩互勉。
此次系列書摘主題是「知識分子」，刊載幾篇至此，原意是希望打破對知識「專業化」的想象。知識，也如權力，不屬於任何特定群體，也存於日常生活之間。只要願意思考生命與社群以至世界之關係，願意活出真誠，就足以稱得上是「思想者」。會思想的人，未必自由，因為他有所求，有所求則有所限制，有限制則覺無處不是枷鎖；然而他們都是最自由的，也許吧！
在我有限的資料之中，曾經被文本記載參與貢獻「天安門民主大學」包括講學出版等等的前輩包括：劉賓雁，羅永生、馬嶽、徐昌明、奕雯、阮志雄、劉健芝、許兆麟、古蒼梧、鍾祖康、岑淑群、黃奇智、陳炳釗、李金鳳、陳清僑、鄭毓盛、陳文鴻、劉健青、羅樹基、李焯桃、梁秉鈞、許寶強、盧斯蒙、陸德泉、丘延亮、姿亞飛、金超、潘永忠、言諒、馬國明、杜良謀、懷秋、陳國樑、關慶、趙飛、周國強、秦永敏、許應祈、楊淑貞、蘇耀昌、楚湘、胡美蓮、梁漢柱、姚傳禮、夏鑄九、陶飛、羅賓士、梁志遠、杭之、葉蔭聰、斯圖、魚思華、斐文昆、稽士、吳萱人、陳的曼、林光沁、Catherine K. Lin.、卜永堅、譚翼飛、阮勛、丁一、求霧子、陸萍、亦農、武藤一羊、韋思……還有眾多名不見傳或有所遺漏的義工志士，不管他們今天路往何方，但他們曾在歷史退潮之時點下思想的燈，我在此向他們一一致意。
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http://tiananmenuhk.wixsite.com/online][2]
《哈維爾選集》
出版時間：1992年
出版社：基進出版社
作者：Václav Havel
編譯：天安門民主大學
VIII
人可以異化出來只是因為在人當中，的確有些東西可以異化。發生這種乖離現象的領域，正是人的至真至誠的存在狀態。所以磊落真誠的生活和謊瞞騙隱的生活是交織在一起的。磊落真誠的生活是受壓抑的選擇，目標是達致真誠境界。而謊瞞騙隱的生活，卻是在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中，虛與委蛇的回應。只有聯繫這點才容易理解謊瞞騙隱的生活，因為它正是由於這點才得以存在。深植在人性秩序中的謊瞞騙隱的生活，有著歉疚和虛幻的性質，它回應人對真理之嚮往。在謊瞞騙隱的生活井井有條的表面背後，隱伏著人生的真正目標，和對磊落真誠的渴求。
追求活得磊落真誠是一股獨一無二的，具爆炸性，而且威力無窮的政治力量，因為活得磊落真誠者，必定有一個不見經傳但又無處不在的盟友相伴，那就是一個隱蔽空間。安然地過磊落真誠生活者，其生命在這空間成長，生命在此細訴款曲，並在此覓得知音。溝通了解的可能性也在此中尋得。但由於這是一塊隱蔽之地，所以從權力的角度看，那是非常危險的地方。當在此中暗地滋長的東西冒出頭來的時候，往往出人意表，使體制大為吃驚，難以如常的掩飾補救，政權亦變得驚惶失措。
在後極權制度下，廣義的反對派之溫床就是磊落真誠的生活。當然，反對力量和當政者的衝突形式跟開放社會和古典獨裁制都極為不同。初始的時候，這種衝突並不在以權力手段高下的實際組織力量層次發生，而是在人的意識、良知和存在的層次上發生。這特殊力量的影響幅度不是用跟從者的數目，投票人數、兵員實力來量度，因為它散佈在社會意識的第五度空間，在那份生命的默默冀盼，在對人權和尊嚴的那份備受壓抑的渴求，在實現自身真正的社會和政治利益的願望中。因此，它的力量不在於特定社會政治團體的實力，而主要在於一種佈滿整個社會，包括官方權力結構內的潛在力量。這力量並不依靠自己的一兵一卒，反而是靠敵人供養的百萬雄師——那即是說，在於所有過謊瞞騙隱生活的人，終會（至少在理論上）在某一個時刻，為真誠的力量感召而揭竿而起（又或者有人出於自保本能而與這種力量妥協）。它可說形同一種細菌武器，在條件成熟時運用，就可不戰而屈人之兵。這種力量不會參與任何直接的權力鬥爭，反而是要使人在存有的暗角體驗到其影響力。不過，隨之出現的隱蔽運動有時也帶來一些可見的影響，例如一些政治事件、社會運動、突然而來的社會不安、權力結構內尖銳的鬥爭，或乾脆地就是社會和文化氣候上一些不可逆轉的變化（至於何時何地，以何種程度，在何種條件下發生則難以預料）。而正因為所有真正的問題和至關緊要的事，都給收藏在一層層厚厚的謊言底下，人們永不會知道何時會出現致命的一擊，以及這一擊是甚麼。這也正是政權為何總是要防患未然，像條件反射一樣將最不足道的追求活得磊落真誠生活的異動，都要消滅於萌芽狀態。
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為甚麼會被流放國外？肯定並非因為他代表一股實在的力量；即是說，沒有任何當權者真的以為他可以推翻他們取代他們的位置。他的被流放其實另有文章：就是要堵住那個可以帶來人們意識上翻天覆地轉變的真誠態度之泉，因為它可以在某一日拖垮政權。後極權主義的體制要嚴守的，就是以保衛假象世界的整合來保護自己。因為謊瞞騙隱的生活所依傍的，只是由一些古怪的物料做成的空殼。在它能將整個社會密封與外界隔絕時，它就如磐石，但一但有人在某處打開一個缺口，有一個人喊出了「皇帝沒穿衣！」，有一個人破壞了遊戲規則，將遊戲的實質揭露，每件事物就像會完全改觀，整個外殼就會形如敗絮，一碰就分崩離析。
我說的活得磊落真誠，並不是單純關乎概念思考的事，如知識分子的抗議或寫公開信等。它可以指任人人或團體反抗操縱的行動：由知識分子的公開信到工人罷工，由一場搖擺音樂會到學生示威，由拒絕在鬧劇般的選舉中投票，到在官方安排的大會上公開發言，甚或絕食抗議等都是。如果對生命目標的壓制是一個複雜的過程，而且是要在多方面控制每一種生命的表達的話，依據同樣道理，每一個生命的自由表達都會間接地對後極權制度產生威脅，雖然一些這類的表達方式，在另一種社會制度下根本微不足道，遑論有甚麼爆炸威力。
布拉格之春往往被理解為在實際力量層次上，兩大陣營的對立：一邊是想維護現有制度的保守派，另一邊是想改革它的改革派。但人們常忘記了這場對壘，只是心靈和社會良知戰場上漫長鬥爭的最後一幕。而在這幕戲劇的開端，總是有某些在艱苦困頓中仍然力圖活得磊落真誠的人。這些人無權無勢，更沒有這方面的慾求。他們要活得磊落真誠的空間也不必是政治主張上的空間。他們可以是詩人、畫家、音樂家，又或者是那些能夠堅持人性尊嚴的普通百姓。今日，我們已難於指認出一個行動或態度，可以在甚麼時候，以甚麼方式隱蔽和迂迴地產生甚麼特定的影響，使我們可以追索磊落真誠的細菌，如何慢慢傳染到謊瞞騙隱生活的機體去，令它解體。不過很清楚的一點是，政治改革並非使社會覺醒的成因，反而是這種覺醒所造成的後果。
我想以下的經驗可以更好地說明這點。捷克七七憲章運動的一千位成員和後極權制度的對峙，如果我們用開放政治系統下的傳統眼光去看，它在政治上是完全無望的。這當然是實情。在別的地方，每一種政治力量的大小都以實力來衡量，從這種角度看，好像憲章運動這樣一個小黨派，根本就毫無取勝之道。但如果我們把它放在後極權制度的背景去看，那就全然不同。目前我們不能準確估量七七憲章運動的存在和工作，對開拓那個隱蔽空間，以及對重燃公民自覺和信心的影響。各種努力會否、何時及怎樣產生成果，例如政治上的轉變，就更言之尚早。但這已是磊落真誠生活的一部份。作為一個解決存在問題的方法，它將個人帶回一己本性最深層的地方去；而作為政治，那就等於將他們投進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博。因此，只有那些為了前者而寧可去冒後一種危險的人才會參與，另外就是那些認定今日捷克政治，捨此已別無救藥的人。其實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作出這種結論的人，正是那些不願為了政治而犧牲掉一己本性的人，又或者是那些如參與政治就一定要作此種犧牲，他就寧可不相信政治的人。
後極權制度在實力的層次上愈徹底地將各種異己力量壓下去，將任何獨立於其他自動機制的政治活動消滅，潛伏著的政治威脅就愈會把重心向存有的領域及先於政治的領域轉移。這每每是不用著意做的，因為所有反抗體制自動機制的活動，都自然地以追求活得磊落真誠作為它的出發點。而且，即使這些活動最後超越了追求活得磊落真誠的範圍（即意味它們已轉化成各種平行結構、運動、組織，開始被視為政治活動，對官方結構產生一定壓力，在實際權力的層次上有影響），它也會刻著其原來的印記。因此我認為，若果忽視了這個他們出現的特定背景，我們對甚至所謂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也是難以正確理解的。
IX
謊瞞騙隱的生活帶來深刻的人性危機，而這危機亦反過來為那種生活造就了條件。這箇中同時是一個道德問題。也就是說，除了其他，定還是社會上一個深刻道德危機的問題。一個為消費社會的價值體系所引誘，將一己的個性消磨在大眾文明的各種配備，在存有的秩序中找不到根，感受不到任何高於一己生存責任的人，正是一個完全非道德化了的人。體制正需要這種非道德化，並且在深化這個過程。而體制本身也正是這個過程向社會各處伸延的產物。
相反地，活得磊落真誠就是一種重拾責任感的嘗試，一種人性對強加安排的反抗。換句話說，那明顯地是一項道德行動。不僅因為人們要為此付出高昂代價，最重要的還是那是只能問耕耘，不能問收穫的事。有時這種冒險會有一些補償，但也可能一無所穫，一如我上面說過，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博。很難想像一個理智的人真會以為，今天的犧牲在明日一定會帶來酬報，那怕僅是一點安慰（說起來，權力場中的人毫無例外地會不斷以利慾動機，例如為名，求利，渴望權力等來醜化那些過磊落真誠生活的人，意圖將他們也捲進自己的世界，即那全面非道德化的世界裏去）。
如果在後極權制度中磊落真誠的生活已成為獨立政治思想的溫床，那麼任何就這些思想的性質和發展前景作的估量，都必須深入反思，把這道德領域視為政治現象（若果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將道德僅視為「上層建築」產物，妨礙了他們充分明白這事的意義，那將是我們這些朋友自己的損失。他們要恪守的世界觀，常令他們不能明白自己產生政治影響的途徑，使自己雖然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也成為「虛假意識」的奴隸，而這倒是他們對別人常有的疑慮）。道德在後極權制度下特有的政治意義，是現代政治歷史非常罕有的現象——下面會談到——可能有深遠影響。
X
1969年胡薩克上台後捷克最重要的政治事年，無疑是七七憲章運動。但促使這個運動出現的精神和思想氣候，卻不是政治事件的直接結果。那氣候是由審訊名為「宇宙膠人」的年青搖擺樂家開始的。這場審訊並不是不同政治信念和力量的衝突，而是兩種不同理解生命的方式之間的移突。一方面是後極權主義建制無能落伍的清教主義，另一方面是寂寂無聞的年青人，他們玩他們喜歡的音樂，唱與他們生活有關的歌，自由自在，追求自尊友愛的生活。這些人沒有參加過政治活動，不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反對派活躣分子，也不是給權力結構清洗出來的前度政客。們有各種各樣的機會去適應現狀，接受謊瞞騙隱的生活，不惹麻煩，安樂地過日子。他們走上了另一條路。或者正因如此，他們的事對每個未曾完全放棄希望的人都有特別的震撼。而且，在審訊進行的時候，一種新氣息浮現了，一洗多年來枯萎冷漠的氣氛，及人們對各種反抗形式的疑慮。人們因「討厭沉悶」，不能再忍受停滯、沒有生氣、遊手好閒、守株待兔的生活。從某些方面看，那場審訊是致命一擊。很多不同流派的人，突然強烈地感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而在這之前，很多人彼此老死不相往還，不願合作，各自為政。但當時每一個人都知道，攻擊捷克地下音樂就等如對一件很基本很重要的事，亦即對「磊落真誠生活」，對生命的真正目標的攻擊。而那的確是將每個人都凝聚到一起的事。愛搖擺音樂的自由被視為一項人的自由，本質上和參與哲學、政治思考的自由、寫作自由、表達和保衛各種社會的政治利益的自由一樣。人們感到一種與青年音樂家患難與共的團結氣氛，他們知道無論彼此間找尋創造力的方式，以及對生命的態度有多大差異，但如果他們不站起來為他人的自由出力，那就意味著放棄了自己的自由（在法律面前沒有平等就等如沒有自由，而沒有自由也就是在法律面前沒有平等；七七憲章運動為這個古老的格言賦予新的和特別的意義，對現代捷克歷史有重要影響）。《六八》的作者斯萊布切克（Slabecek）在一篇精采的文章中提出一個「排擠原理」，認為那是現代道德和政治悲劇的根源。這個原理在第二次大戰末期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間的怪異聯盟中誕生，後來愈發走向極端，但七七憲章運動在幾十年來首次克服了它。所有團結在憲章運動周圍的人，首次成為平等的成員。七七憲章不單是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的結合——這結合其實沒有任何新意，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絲毫沒有革命性——而是一個先天地向所有人開放的社群，沒有人先天地處於次等位置，那就是七七憲章運動誕生的氣候。有誰又會估計到控訴一兩個藉藉無名的搖擺樂手會引起這樣深遠的影響呢？
我認為七七憲章運動的起源很好地說明了我上面討論過的那點：在後極權制度裏，那些漸漸取得政治影響的運動，其背景多不是一些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力量或思想互相對峙的政治事件。大部份這類運動源自另外更廣闊的先於政治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中「謊瞞騙隱的生活」跟「磊落真誠的生活」發生衝突，後極權制度的要求和生命的目標產生矛盾。真實的生命目標自然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出現。有時候它們是一些人或群體基本的物質或社會需要，在別的時候就是一些理性或精神上的利益；甚或是一些更基本的存在要求，例如對生活尊嚴的渴望。這些衝突之具有政治色彩並不因為那些要表達的要求具有政治性，而僅因為後極權制度是建基於，並有賴於對每一個行為和表達進行複雜的控制。因此每一次的自由行動，自由表達，也就是磊落真誠的生活，一定會變成對制度的威脅，成為百分百的政治行動。任何期後自這些「先於政治」的領域發展出來的政治運動，都只是派生的。它們只是在與制度不期然產生衝突後才得以壯大和成熟，而不是開始時就有一套政治綱領或野心。
1968年的事件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那些試圖改革制度的共黨官員並不是一朝醒覺而提出改革計劃，而是因為不少社會生活範圍產生了持續增大的壓力，這些壓力按傳統理解是與政治無關的。事實上，他們只是以政治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存在於社會各領域，每日生活都接觸到，很多人苦思良久，愈來愈表面化的社會矛盾（實際上即是體制的目標和生命目標之間的矛盾）。這些問題在全社會都引起共嗚，學者和藝術家們以不同的方式去探討這個問題，而學生就急切要找出解決辦法。
七七憲章運動的源起又證明了我剛才說，事物的道德方面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如果沒有不同群體之間那種強烈的團結意識，沒有那種不能再讓事情如此下去的意覺，不感受到再不能害怕迫害，不計較在當下有沒有可見成果，也要公開地以集體方式發出真誠的呼聲，七七憲章運動的興起是難以想像的。帕托加（Jan Patocka）在臨終前寫道：「有些事情是值得為之受苦受難的」。我想這句說話並不只被視為帕托加的遺言，也是憲章運動支持者所以擇善固執的最好解釋。
在外間看來，特別是從體制和權力結構看來，七七憲章是晴天霹靂般的意外。當然這不是甚麼晴天霹靂的事，但有這樣的想法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滋生這事的地方，是在那個事物難以追蹤、分析，晦明晦暗的「隱蔽空間」。當時要預測憲章運動的出現，其困難一如今日要預測它在未來的發展一樣。那種由隱蔽空間走出來衝破「謊言生活」衰殘外殼時常見的那種震盪力再出現了。一個人愈是為假象的世界所困囿，自然愈會大驚小怪。
XI
在後極權制度的社會，所有傳統意義下的政治生活都被取締掉。人們沒有機會公開表達自己的政見，遑論搞政治組織。騰出來的空間，全由意識形態的儀式填補。在這個情況下，人們對政治事物的興趣自然消減。獨立的政治思考就算存在也被多數人視為不切實際，天馬行空，是一種與日常生活無關的，讓人自我沉迷的遊戲，又或者是雖然可敬可畏但並沒有用的事，一來因為這全然是空想，二來也非常危險，因為政權對於任何朝這個方向的發展都會絕不手軟。
但就算在這些社會，那些不放棄以政治為抱負，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力圖獨立思考，發表意見，甚至組織起來的人還是有的，因為那是他們一種過磊落真誠生活的嘗試。
有這些人存在並努力奮鬥是很重要，很有價值的。就算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都堅持進行政治思考。如果在那些「先於政治」的衝突中有這樣或那樣的實際政治動力出現，而又能及早適當地表述出來，增加其成功機會的話，往往都是多得這些「無兵司令」們，在艱苦困頓的時刻，仍然堅持進行政治思考的努力。在適當的時候，他們可以以其思考的成果豐富這些力量。在捷克也可以找到大量這些例證。在七十年代早期那個全然冷漠和士氣低落的社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進行政治活動，因而白白受苦的人，後來幾乎都成為憲章運動的活躍分子。在七七憲章運動裏頭，這些先行者在精神道德上的典範是受高度讚揚的。他們以其經驗和政治思考的成果豐富了這個運動。
但在我看來，這些從不放棄進行直接政治工作，永遠準備承擔直接政治後果的朋友，在思想和行動上有一個老毛病，就是對後極權制度這個社會政治現實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歷史意義認識不足。他們很少了解這個制度內權力的特殊性質，高估了那些傳統式直接政治工作的重要。而且，他們看不到那些「先於政治」的事物在政治上的意義，看不出它們是醞釀真正政治轉變的土壤。他們參與政治活動，或者說具有政治抱負，但卻常常偏重了人們政治生活中並不十分重要的地方。他們堅持的做事方法可能適合一些更正常的政治環境，因而不自覺地帶來一些陳舊的想法、習慣、概念和印象，用來應付這個全新的環境，並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些東西在當下環境的意義和實質，也就是它實際的政治含義，要做甚麼和怎麼做才有影響力和發展潛力。因為這些人被權力結構排斥，不能直接地影響它（亦因為他們仍拘泥於那些多少是在民主或古典獨裁制下建立起來的傳統政治觀念），所以往往有一點與現實脫節。他們或會說，幹嗎和現實妥協呢？反正我們的意見永遠不會被接納的啊。他們因此就將自己置身於真正的空想世界之中。
但正如我所說，在後極權制度真正具有長遠影響力的政治事物，其來源和方式跟民主制度的都大有不同。假如大部分人對另一套政治模式和綱領，甚至自行組織反對黨等，抱著冷漠和疑慮的態度，這並非僅因為公民意識低下，失去「神聖責任」感，全面的非道德化所導致的結果。這種態度其實也包含了一種健康的社會生活本能，就好像人們憑直覺也能感受到俗語所謂「舊物換新顏」，所以做事的方式也要徹底改變一樣。
近年在蘇聯集團國家內最重要的那些政治活動，起初——亦即在實質力量的層次上被察覺之前——都是由數學家、哲學家、物理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普通工人發起，而不是政治家所推動。很多「持不同政見者運動」背後的推動力也來自「非政治」性的行業。這些都不是因為他們比那些自命為政治家的人更聰穎，而是他們並不那麼為傳統的政治思想、習慣所囿，更能意覺到真正的現實，對於在不同環境下可以和應該做甚麼事更加自覺。
無可避免的是，不論再提出的另一套政治模式是多麼漂亮，它已不再可以呼召人心中的「隱蔽空間」，鼓動人民和社會，發揮真正的政治熱情。在後極權制度，政治是在另一個空間進行的。體制給人強加了繁雜的要求，與生命目標長期而尖銳地產生衝突引起了政治上不斷和殘酷的張力。那些生命目標包括：人們生活的基本需要、起碼的安寧、不受上司和官僚的壓迫、不受公安人員的監視、有權自由表達意見、發揮創造力、受法律保護等等。人民對於任何實質地觸及這些領域，聯繫到這些四處都會碰上的現實問題的見解，都會保持雪亮的眼睛。有關政治、經濟等安排的抽象理想大計，並不如這些問題之激發人們的興趣——這不單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成功的機會渺茫，更因為今天人們已知道，愈是遠離具體「當下」的人的政治，愈是將眼界放在抽象的「將來終有一日」，就愈容易蛻化為新的奴役形式。生活在後極權制度的人已太清楚知道，他們能否活得像一個人，遠比一黨還是多黨，黨派怎樣界定自己，給自己封一個甚麼名字等問題重要。
放棄傳統政治概念和習慣的包袱，全面地將自己向人的存在世界開放，仔細分析後才作政治結論，這樣做不但在政治上更為現實，從「理想狀態」的角度看，也是更有出路的做法。我會在另外一些地方詳細討論到，真正深遠和長久改變，肯定不能由某個傳統政治概念的勝利（假設它能勝利）所帶來。這些概念最終都只是外在，亦即屬於結構的或系統的概念。持久的改變於今更只能源自人的存在，來自徹底重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宇宙的關係。如果要創造一個更好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比起過去任何時候更需要建基於人性和社會道德的深遠轉變。那是不能像設計一輛新車一樣去設計或引進來的。假如不是要新瓶舊酒，那必定要表達出生命如何改造自己。更好的制度不能立即保證有更好的生命。實情剛好相反：只有創造更好的生命，才能建立更好的制度。
我要一再聲明，我不是輕視政治思考和理論上的政治工作。相反地，我認為我們一向未能做好真正的政治思考和真正的政治工作。但是，當我說「真正」時，我是意想一種由傳統的政治框框中解放出來的思考和理論工作。那種框框只是從一個一去不復返的世界移植過來的（就算它可以回來，也不會為最重要的問題提供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正如很多其他政治勢力和組織一樣，第二國際和第四國際自然都可以在很多方面為我們的努力提供協助，但他們任何一個都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他們在另一個世界運作，是一些在全然不同環境下的產物。他們的理論概念我們或感有趣，甚或覺得有啟發性，但有一點很清楚的是，我們不能單靠認同這些組織就可解決我們的問題。將我們國家發生的問題放在民主社會政治討論的脈絡，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如，我們真的可以認真地談甚麼體制革命或是改良嗎？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環境，這是一個假問題，因為我們現時根本沒法做到任何一樣。我們甚至不清楚哪裏是改良的終結和革新的開始。從無數痛苦的經驗，我們知道，無論革命和改良都不能保證任何東西。我們知道，在我們生活的制度下，無論根據某種信條，看來是「革新了」還是「改良了」，對我們來說始終都是一樣。我們關心的是能否在這制度下有尊嚴地過活，是制度服務人民，還是人民服務制度。我們用我們所有可用的方法，運用一切有作用的手段去奮鬥。那些沉醉在自己那套政治濫調的西方媒介，或會將我們的方法說成太過墨守成規、太過冒險、修正主義、反革命、資產階級、共產主義、或太左、或太右，然而我們對這些全部不感興趣。
XII
有一個概念經常引起混淆，因為那是由另一個全然不同的環境移植過來的，那就是反對派這個概念。在後極權制度下，究竟反對派是甚麼呢？
在一個擁有傳統形式國會制度的民主社會，政治反對派是指那些在實際權力層次上的一股政治力量（通常是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它們不是政府的一部份。定們提出不同政治綱領，有執政的野心，而當權者亦承認並尊重其存在，視之為國家政治生活中一個自然的組成部分。它運用各種政治手段去擴展自己的影響，在共同遵守的法制軌道上爭逐政治權力。
除了這種形式的反對力量外，也有一種「議會外反對派」的現象，那總還是在實際權力的層次上組織起來的力量，只不過他們不依體制的規則活動，反而愛運用架構之外的手段而已。
在古典獨裁制下，反對力量也意指那些有另一套政治綱領的政治力量。他們合法地，或者在法律容許的邊緣活動，但卻不能在某些共認的規條範圍內爭逐權力。反對派這字眼也可用以指稱那些與統治者進行暴力對抗的力量，或者那些覺得自己已處於對抗狀態的力量，例如遊擊隊、解放運動等。
後權權制度下的反對力量顯然並非以這種形式存在，那這個概念究竟又有甚麼用呢？
一、有時西方傳媒會用反對派來指稱那些身處權力結構內，但背後與最高領導人發生衝突的個人或集團。衝突可以是環繞某些觀念發生（但當然不會是很尖銳的那種），但更通常只是簡單地因為某些人渴望獲得權力，或對掌權者不滿等。
二、反對派也可以指任何具有或能夠具有上述那種間接政治效果的力量，也就是使後極權制度中的一切感到威脅，也即是說實際上被威脅到的東西。從這點看，反對派其實就是任何想活得磊落真誠的企圖，它可以是賣菜大叔拒絕在窗櫥張貼標語的行動，以至自由地寫一首詩，亦即任何令生命的目標超出了制度所設限度的東西。
三、但更常見（又是西方傳媒）的說法是，反對派就是公開表白不服從立場和批評意見，不隱藏獨立思想，以及或多或少自認為一股政治力量的人。在這個意義底下，「反對派」的概念大抵和「持不同政見者」的觀念是重疊的，雖然這個標籤被接受與否的程度不一樣。這不單視乎人們怎樣自視為一股直接的政治力量，及他們有沒有參與分享實際權力的志願，而更需要看他們怎樣理解「反對派」這個觀念。
我們可以再舉那個例子：起初七七憲章運動強調它不是一個反對派，因為它沒有提出另一套政治綱領的企圖。它認為自己有另一種使命。事實上，如果提出另一套政治綱領是界定後極權制度下反對派的性質，那憲章運動就不能被視為一個反對派。
不過，捷克政府一開始就將憲章運動打成公開地搞對抗的政治組織，並按此對付。這就證明政府是多少從我上面說的第二點去理解「反對派」這個字。它把逃避其全面控制，反對制度對個人擁有絕對權力的任何人視為反對派——這對它們而言是很自然的反應。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反對派的定義，我們就一定得和政府一樣，將憲章運動看不一個不折不扣的反對派，因為它對依靠全面的謊瞞騙隱的生活而存在的後極權制權力，提出了嚴重的挑戰。
不過，當我們考慮七七憲章運動的個人聯署者看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反對派時，事情就會不一樣。我的印象是很多人是從傳統的，亦即在民主社會（或古典獨裁制）基礎上的意義去理解反對派這個字的，因此他們將反對派（甚至捷克的反對派）都看成一股不會拒絕參與實際權力機會的力量。儘管這股力量不是在實權的層次上，更不是在政府定下的框框內活動，但他們具備了不同的政治綱領，其支持者準備負起任何直接的政治責任。由於憲章聯署者是這樣去理解反對派，部分人（絕大多數）並不視自己為這類人。另外小部分人會這樣想，但他們很清楚在七七憲章運動裏頭，根本沒有這種意義的「反對派」活動的餘地。但與此同時，大概每個憲章運動的支持者都會很清楚後極權制度的特殊環境，由此知道不僅人權鬥爭具有獨特的政治力量，那些「純正」很多的活動其實也一樣。因此他們可以被視作某種形式的反對派。沒有憲章運動的支持者會反對在這意義下被稱為「反對派」。
有一種情況使事情更複雜。蘇聯集團的統治者多年來都用「反對派」去抹黑人，將它視為「敵人」的同義詞。扣上「反對派分子」的帽就等如說顛覆政府，危害社會主義（自然那是受帝國主義的指使）。這曾經是可以置人於死地的，使人不敢以這個名號自封。再說，那只是一個字而已，實幹永遠比叫名號重要。
最後，很多人不喜歡這個字，是因為「反對派」一詞有貶義。這樣界定自己就要針對一個已存在的「立場」。換句話說，他們要透過當權者來界定自己，由政權的立場引伸出自己的立場。但那些一心只想活得磊落真誠的人，只想大聲說出心裏話，幫助同胞兄弟，想幹就幹，「心安理得」，平靜過活，自然不想被迫從否定的角度，根據別的甚麼去界定自己的正面「立場」，將自己看成是反對甚麼的人，而不單是他現在的自己。
顯然，在我們的境況下，避免誤解的唯一正確方法，就是在開始使用之前說清楚「反對派」及「反對派分子」的意思。
XIII
如果說由民主社會移植往後極權制度的「反對派」這個字，在差異如此大的環境下究竟意指甚麼，其實還沒有共識，那「持不同政見者」這個由西方傳媒選用的字，卻已普遍地被接受用來標誌後極權制度中的一些特殊現象，這現象（至少其形式）是絕少在民主社會出現的。
究竟甚麼人是「持不同政見者」呢？
看來這字最初用以指那些蘇聯集團中一意要活得磊落真誠的人。此外，他們更須有下列條件：
一、他們在非常嚴峻的規限底下，公開和完整地表達其不服從的立場及批判意見，因而在西方變得知名；
二，雖然他們在自己的祖國難以出版著作，亦面臨政府各種可能的清算，他們仍能以其不屈不撓的態度，在公眾甚至政府那裏，贏取一定的聲譽。所以他們實際上享有一種程度很有限而間接，但非常奇特的實際力量。這令得他們免受那最殘酷形式的清洗，如他們被鎮壓的話，至少保證了政府亦要承擔一定的政治煩惱。
三、這些人批評的範圍，以及願意投身的事情，往往超越了自己有限的周圍或特殊的興趣，以追求更廣闊更深遠的目標。因此他們的工作本質上也具有政治性，雖然每人將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看成一種政治力量就並不一致。
四、他們以知識分子的追求為職志，也就是說他們是「搞文化」的，他們將文字工作視為首要的事，以致往往是他們唯一能夠掌握的政治手段。靠此引來關注，特別是來自國外的關注。這些人要活得磊落真誠的其他方式，要不是屬於一些只關乎一時一地的事，就是因為比起他們的著作時，這些都相形見拙，所以被外面的觀察者遺漏了。
五、不管他們實際的職業是甚麼，西方人談及他們的時候，多是因為他們作為一個有犧牲精神的人，又或者在其著作中有著批判性，或政治性的內容，而非因為他們在自己的領域內「實際上」做了些甚麼。從我個人的經驗知道，事實上存在一條無形的分界線——你自己未必願意，也未必察覺到，但只要你超過了這條線，他們便不會視你為一個碰巧也關心世事的作家，反而是一個偶然碰巧（大抵在餘暇時）才會寫劇本的「持不同政見者」。
無疑那上人都具備上述特徵，但要討論的只是我們應否用一個本質上是偶然特定的字眼去界定這一群人，以至應否稱他們做「持不同政見者」。不過，反正人們都在用它，我們也無能為力。有時為了溝通方便，我們也用此來稱呼自己，雖然說的時候滿不是味道，充滿自嘲，甚至常要用括號將它說註明。
或者這是時候去說清楚為甚麼「持不同政見者」不喜歡被人這樣看待了。首先，從字源學的觀點，這個字是有很多問題的。在我們的報刊上，「持不同政見者」就是那些類似「叛徒」、「賣國賊」的東西。但持不同政見者並不將自己視為叛徒，很簡單的是因為他們主要不是要攻擊或否定甚麼。相反地，他們只想確認自己作為人的身分，而如果他們有否定甚麼的話，那只是否定他們生活中異化和錯誤的東西，即否定謊瞞騙隱的生活。
不過這不是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見者」這個字通常還意味著一種特殊職業，彷彿在一般的職業以外，還有另一種職業，專門對事情嘮嘮叨叨。事實上，「持不同政見者」只是物理學家、社會學家、工人、詩人，他們只是做他們覺得應做的事，亦因之而與政權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對他們來說不是刻意造成的，只是由於他們有自己的思想邏輯、行為或工作而已（衝突往往來自他們多少不能控制的外在環境）。換句話說，他們並非故意成為專職的牢騷客，好像其他人立志做裁縫、金匠那樣。
事實上他們往往只在成了持不同政見者很久之後才發覺自己已經是這樣的人。「不同政見」的源起與追求慾望、名銜、聲譽等動機有很大的不同。簡言之，他們不是立志要成為「持不同政見者」。就算他們每天花廿四小時於此，這也不是一種職業，毋寧是一種存在的態度。而且，這也不是一種碰巧符合了上面所說的各種條件的人，一種有了「持不同政見」名銜的人才能獨家擁有的態度。有千百個藉藉無名的百姓也在嘗試活得磊落真誠，而更有千千萬萬的人希望這樣做但卻無能為力，因為在他們生活的環境，或許需要比那些已先行一步的人要多付十倍的勇氣。只從所有這些人中間隨便抽選幾十個，放他們到一個特殊類別中去，就會全然扭曲了整個圖像。這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這會意味「持不同政見者」是一班知名人物，一些「受保護的品種」，他們容許做一些其他人不被允許的事，政府甚至可以利用他們來充作自己仁慈的證據。其二是這等如為一個假象作見證，說由於只有一小撮這些發牢騷的人，政府也不曾對他們做過些甚麼，因此其他人實際上是心滿意足的，否則他們也應成為「持不同政見者」啊。
事情到此還沒完結。上述分類法也無意中強化了一個印象，謂這些「持不同政見者」的目的，只是為著自己一班人的既有利益，彷彿他們和政府的整個爭論都只不過是兩班人的明爭暗鬥，與社會大眾無關似的。這個想法和「持不同政見者」的真正意義大相逕庭。實際上他們是以其他人的利益，社會整體利益，也就是所有沉默大眾的利益為依歸。如果說「持不同政見者」真有甚麼威信，又或者他們雖然死不足惜，還不曾被人像消滅害蟲一樣連根拔起的話，那絕非政府特別對這班人的思想敬畏三分，而是因為當權者其實很清楚植根在隱蔽角落那股追求「活得磊落真誠」的潛在政治力量，也知道「不同政見」滋長及發揮影響的地方，正就是那人們日常生活的世界，每日都有生命的目標和體制的見標在產生衝突的那個世界（難道還有比七七憲章運動出現之後政府的行動能更好的證明這一點嗎？那時他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強迫全國上下去聲討七七憲章，那數以百萬計的簽名反而倒過來說明了誰對誰錯）。日常黨政和公安為免使人覺得政府害怕有另一股力量，並不會花大力氣去監察「持不同政見者」。他們只是具有七情六慾的普通人，不過他們大聲說出了其他人不能說或不敢說的話而已。我曾說，索爾仁尼琴的政治影響力不在於他個人擁有獨特的政治力量，而在於千萬個集中營犧牲者的經驗，他只不過是將之整理，傳送給其他萬千良善的人而已。
將一班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固定地劃為一種類別的做法，漠視了這類活動內在的道德性質。正如我們所見，「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出發點是平等，它建基於人權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再者，「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不是在波蘭的工人自衛委員會裏，支援那些不見經傳的工人嗎？他們不正是因為此才成為「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嗎？那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不是由於走在一起支援那些無名的音樂家之後，才團結在七七憲章運動周圍嗎？他們在憲章運動裏，不正是和那些無名人物團結在一起嗎？而他們之成為「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不也是因為這樣的行動嗎？這是個吊詭，一些人愈站起來支援其他人，他們就愈被一個字標誌著，令到他們與「其他人」分隔開來。我想，這會解釋清楚為何這篇文章裏把「持不同政見者」的詞語上劃上括號。
XIV
當捷克地區和斯洛伐克地區還是奧匈帝國一部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這個帝國的框架之外還不具備歷史、政治、心理及社會因素，去找尋自己的身分。馬薩力克（G. Masark）就提出過一個基於「點滴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復興綱領。也就是在現存的社會秩序底下，在廣泛的不同社會生活領域中，進行誠摯負責的工作，啟發民族創造力和民族自信心。他自然將重點放在智育、德育等啟蒙和培育工作，以及生活上道德和人道的面向。馬薩力克相信，一個更有尊嚴的民族，一定要以人性作為立根點。而人性的首要任務就是為一個更人道的生活創造條件。在馬薩力克看來，應該以改造人作為改造民族精神境界的開始。
這個「為民族前途而奮鬥」的口號，深植在捷克社會。它在很多方面十分成功，並影響至今。雖然一些人曾利用這句口號來作為與政權勾結的藉口，但甚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真誠地堅持這個理想，它至少在某些方面帶來無可置疑的成就。如果沒有這些努力不懈的人，竭盡全力，忍受「活在謊瞞騙隱」之辱，負上最終為社會之真正需要發揮最大努力之重，情況會變成多壞是很難估計的。這些人正確的認為任何一點善的工夫就是對惡的政治的指控；而且有不少情況是值得堅持這條路線的，儘管這意味著放棄了進行直率批判的天賦權利。
不過，就算只用六十年代的情況來相比，今日要堅持這種態度將要面對更多局限。那些試圖按「點滴改良」原則工作的人，也漸漸發覺他們也要和後極權制度對著幹，面對一個兩難困境：要麼由一貫的立場倒退，淡化其誠懇、責任和骨氣，苟且偷安（這是大部分人的方式），要麼勇往直前，無可避免地和政權發生衝突（這是小部分人的方式）。
如果點滴工作這個提法的意思不是說要不惜代價，都要爭取在現存社會和政治結構內保存實力的話（在這情況下，那些遠離了權力結構的，就好像已放棄了「為民族奮鬥」的理想），那這說法就更會變得毫無意義。因為根本不存在一套行為通則，告訴我們清晰和普遍有效的方法，去決定點滴工作在哪一點上會由「為民族前途」奮鬥變成「破壞民族利益」。但現在已愈來愈清楚，這種轉化的危險已愈來愈高，點滴工作愈來愈容易觸及底線，一但超過了底線，為了迴避衝突就不能不出賣理想。
1974年當我受僱於一間啤酒廠的時候，我的直屬上司S君是一個釀製啤酒的老手。他為自己的專業才能自豪，熱切期望我們的啤酒廠釀造更多好酒。他差不多為工作貢獻出自己所有的時間，不斷提出改善生產的方法。他以為我們也和他一樣熱愛釀造啤酒，這往往令我們尷尬。在社會主義鼓勵的那種懶懶散散，愛理不理的氣氛下，很難想像會有一個獻身工作的工人。
那間釀酒廠是被那些不在行，也不熱衷此道的人打理，他們只憑在政治上有硬後台而已。他們糟蹋了這啤酒廠，不單沒有對S君的提議作出反應，反而對他愈來愈敵視，澆他冷水。最後情況愈來愈壞，S君決定向管理人的上級上書陳情，解釋這間廠為甚麼成為區內最差的一間，以及指出了誰要負責。
他的呼籲可能有人聽到。那個政治上很有勢力但完全外行、憎惡工人、愛搞陰謀詭計的經理，很可能會被拉下馬。若採納了S君的提議，釀酒廠的情況也會獲得改善。如果這些都成為事實，那將會是點滴工作成功的好例證。不幸的是事與願違，那個同時是區黨委的酒廠經理有很硬的後台，在他的關照下，事情以對他有利的方式解決了。S君的分析被視為「進行惡毒攻擊的毒草」，他自己被扣上「搗亂分子」的帽子，被開除出酒廠，調派到另一個完全不需要技術的地方工作。在這裏，點滴工作碰上了後極權制度的銅牆鐵壁。S君因為說了真話，越過了火位，違反了遊戲規則，使自己被驅逐出來，以被貶為二等公民，被打成敵人告終。他現在可以暢所欲言了，但已不能期望有人會聽得進去，他就因此成為東波希米亞釀酒廠的「持不同政見者」。
我想這個例子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我在上一部分談過的：你不是因為某一天決定走上這條路而成為「持不同政見者」，反而你會因為一些個人的責任感，再加上很多複雜的外在因素，而被驅趕出現存架構，成為他們的對頭人。這件事由你想做好自己的本份開始，卻以被打成社會敗類告終。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的境況不能和奧匈帝國相提並論的原因。在栢赫（Bach）專制主義最惡劣的時代，捷克民族只有侯力錫（Karel Haulicek）一個被囚在布列桑（Brixen）的「持不同政見者」。今日，每一個街角都可以找到「持不同政見者」。
非難「持不同政見者」放棄了「點滴的工作」是荒謬的。「不同政見」不是和薩馬力克思想相對的另一個選擇，反而往往是這些工作的唯一結局。我說「往往」是要強調並非經常如此。我也不是說只有與現存制度對著幹的才是正人君子。況且，S君也有可能會勝利。反過來說，只因有人安分守己，還沒有成為「持不同政見者」而責備他們的態度，和把他們拿來作為教訓「持不同政見者」的例子同樣荒謬。「持不同政見者」只追求活得磊落真誠。我們是按個人的背景去判斷這種追求會將人帶往何種境地，而不是按某種行為的性質和好壞去判斷人的行為。所以無論上列任何一種態度，都和異議分子的整個態度相違背。
讀者評論 0